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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像一杯摩卡咖啡，苦中透着甜，甜里掺着苦。
这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说法，我更愿意说:
生活像一块正在发酵的臭豆腐，越放越臭，越臭吃着越香，才越有滋味。
1岁的时候，我每天忙于喝奶尿床，抽不出时间干别的。
2岁的时候，我会站着尿尿了，知道了这种东西不应该尿在床上。
3岁的时候，我被送进幼儿园，开始了集体生活。同年，因为揪小姑娘辫子，受到生平第一次批评。
4岁的时候，我发现世界上有一种人和我不同，她们无论大小便，都蹲着。
5岁的时候，我幼儿园毕业了，第一次拍毕业照。
6岁的时候，我学会了“bpmf、dtnl”，但是不知道有什么用。直到十二年后，开始用电脑打字了，才知道并没有白学。
7岁的时候，我会做50以内的加减运算，买东西知道要找钱了。那时候我还没见过面额100的人民币。
8岁的时候，我戴上红领巾，每次升旗都得伸胳膊，酸酸的。我希望国歌能快点放完，或者国旗能快点儿升到旗杆顶。后来才知道，这两件事情不能分开进行。
9岁的时候，我有了一个女同桌，因为胳膊过线，被她用削尖的铅笔扎出一个黑点儿，从此知道了女生不好惹。
10岁的时候，我在放学路上被附近中学的两个男生劫了一块三毛钱，从此知道生活充满坎坷。
11岁的时候，我在作文里写道:我要当科学家。
12岁的时候，我进了中学，每年六月一号不再放假。
13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考试不及格，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14岁的时候，有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醒来以后内裤湿了。
15岁的时候，我写了第一封也是最后一封情书，送出去后石沉大海。
16岁的时候，我上了生理卫生课，感觉不像在学习新知识，而是复习。
17岁的时候，我躲在学校的厕所里抽了第一根烟，希尔顿牌的。
18岁的时候，我考上大学，很高兴，父母比我更高兴。
19岁的时候，我知道了一个词:郁闷。
20岁的时候，我能喝8瓶啤酒了。
21岁的时候，我的世界观发炎了，有了阴影。
22到25岁的时候，我似乎不会高兴了。细细想想，这是上了大学的结果。
大学四年到底留下了什么?
有人从高中时的三好学生发展到大学里的补考专业户，至今最高学历还是高中毕业。
有人从不会电脑开关机用两个指头敲键盘升级为游戏高手，代表祖国征战世界赛场。
有人在床上度过了四年，培养了有事儿没事儿都在床上躺着和每天睡眠不能少于十二个小时的生活习惯，大学里的最后一张照片，是穿着学士服躺在床上拍的。
有人找了女朋友，毕业后共筑爱巢，幸福甜蜜，优生优育。
还有人……
但所有大学生都不能逃脱的事实是，竟然因为上了四年学，被卫生部指定和农民工兄弟并肩成为艾滋病高风险人群。这意味着即使连异性手都没拉过的青少年，进了大学也会成为艾滋病预防工作的重点。
这便是四年大学带给学生们的共同结果，而不是毕业证。这说明，在大学里，你得到的不一定是你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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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学生和家长以为上了大学就能找一份好工作，前途无忧，而大量毕业生待业、读研、自主创业（不得已在天桥上摆个摊、在小区里开个小卖部、去街头卖肉）的事实证明，并非如此。
确实会有人找到好工作，但不一定是你，就像每个月都有人中五百万，却不是你，一个道理。
20世纪90年代，人们说街头倒下一张广告牌，砸到十个人，六个是经理，还有两个副经理，剩下的两个，一个是经理的儿子，一个是经理的媳妇。现在街头倒下一张广告牌，砸到的十个人里，得有六个本科生，两个硕士，一个博士，剩下的那个是拿着录取通知书背着行李正赶往学校报到的大一新生。
二十年前，无论是找工作还是找对象，大学生能享受到大熊猫一般的待遇。现在大学生的境况无异于普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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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三年了，我们宿舍的六个人，有三个仍留在学校。
我上铺的杨阳，大四被学校开除后，重新参加了高考，上了中文系。之所以仍考回这所学校，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从哪儿跌倒了就从哪儿爬起来。而我们的分析是:杨阳不是不想上北大，又考回这里，就是因为分数线低。中文专业自古以来就是培养官宦的沃土，很多人都以学习中文为跳板，来实现当官的梦想。一小部分人因为做官不成，才当了作家。而杨阳的理想是做一名批评家，很多社会现象他都看不惯，要以笔为枪，向敌人开战，像鲁迅那样。为了手头宽裕点儿，杨阳的评论文章经常出现在各大报纸，他比鲁迅更勇敢的地方就是，鲁迅至少用过二十多个笔名，而杨阳一直用真名，他说，男子汉要敢做敢当，做不更名行不改姓，到了哪里老子都叫杨阳。我们说杨阳的出现，让黯淡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坛重新看到了希望，鲁迅是一百年前上天赐给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现在老天爷又开恩了，让杨阳拿起了笔。杨阳却说，毋宁说中华民族曾经的苦难，是上天赐给鲁迅的财富，而当代社会暴露出的问题，是老天爷对自己的恩赐，如果没有这些问题让自己唠叨两句，真不知道还能干点儿什么。
我们宿舍学习最好的张超凡，毕业那年和一家国企签了七年工作合同，以为这辈子就稳定了，可是上了一年班发现满不是那么回事儿。以前张超凡对政治从不关心，认为那是杞人忧天的事情，作为一个老百姓，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有声有色，这就够了。上面出了事情，即使自己蹦出好点子，人家也不会听的，自己只是一个坐车的角色，车往哪儿开，哪条道好走，司机自有主意。既然上了车，就老老实实地坐着，别瞎说话，公共汽车的前挡风玻璃上通常都贴着小纸条:请勿与司机攀谈。后来因为在国企工作，便养成了关心政治的习惯，每天有足够的时间看报纸，单位也订了足够多的报纸，《人民日报》、《北京日报》、《解放军报》……这些报纸的发行量之所以很多，和中国存在大量国有企业是分不开的。每当看到地球上哪个地方又出了问题，张超凡便会和同事们展开讨论，为他们出谋划策，要不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找个话题唠唠，消磨时间。讨论到十二点，便暂告一个段落，拿着饭盒奔赴食堂，吃完饭回宿舍睡午觉。下午本该一点上班，通常都一点半以后才出现在办公室，接着读报。
家猫。也许再过五年，大学生就成了被遗弃街头的野猫。
如果日报看完了还没到下班的钟点，眼睛还不疼的话，这时候晚报也到了，可以接着看。想溜达溜达，就先去菜市场把菜买回来。有孩子的去幼儿园把孩子接了，然后回来照一眼，一天的工作就结束了。在国企虽然必要劳动时间短，但工资低、锻炼少、进步小、衰老早，长此以往，人将不人。眼看着去了外企的同学住进自己的房子，开上自己的汽车，张超凡心里便起了痱子，报纸改看房地产和汽车专版，看了半个月，发现这两样无不对钱提出很高的要求，于是想辞职去挣钱多的地方，可是违约金一年两万，合同期限还有六年，为换工作
自己先掏十二万不值。张超凡虽成绩好，可毕竟不是杨振宁、袁隆平那样的人物，没有哪个公司愿意给他出这笔钱。他想到了考研，合同里并没有规范这一条，考上研就可以溜之大吉，于是第二年考上本校的研究生，依然是本专业，这辈子还算没耽误太多。
上大学一直混日子的齐思新，毕业前捡了一个便宜，去了某电子设备公司。上班半年后，公司发现他什么都不会。开始的时候让他画电路图，他把图交给张超凡画，每月工资分给张超凡一半，反正张超凡在国企也不忙。公司见齐思新交来的图画得不错，就让他做了项目负责人，很多事情都需要现场解决，容不得拿回家干。这下他的真实能力暴露无遗，也就是一个中专生的水平。临辞退齐思新前，公司问他以前的图都是谁画的，他说是一个同学，公司说能不能把那个同学介绍过来，可一听张超凡还有六年多的合同在身，就说如果那个同学愿意，让他六年后联系我们。有了惨痛教训，齐思新发现必须有拿得出手的本事才能在社会上立足，以前还嘲笑张超凡学习认真，现在看来，社会的眼睛里容不得人渣，自己只有完成从人渣到人才的改造，才能加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行列中来。于是他考了本校的双学位，经济管理专业，再有一年毕业，立志日后做一名职业经理人。
我也比他们好不到哪儿去。找了一份机械销售的工作，上班三年，只做出十几万人民币的销售业绩。如果是卖菜，这个成绩很不错，但公司卖的是动辄成百上千万的机械设备，这点儿钱证明我每年只卖出几个螺丝。老板说，要是卖螺丝我还用你。于是，我便被打发了。
其实这个破班我早就上着没意思了，想不干又不知道以后干什么，所以就一直耗着，一耗就是三年。就像一个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陷入进退两难的痛苦中，这时候突然发生了一起意外事故，走在大街上被车撞了，死了，倒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