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学校长竞选会上，我强硬地宣布：从即日起教育系统全面冻结人事，实行“三脚踩死”，即三年内农村教师不准调动进城、城区教师不准调进机关、普通教师不得提拔搞行政。大规模裁减各中小学校行政职数，用三年时间消化过于臃肿的教育行政机构。
●迅速化解两起“校园要案”
对于我在江南的突然空降，几乎所有的江南人都充满了猜疑。各种小道消息到处流传，传得最多的莫过于我是张文昊书记的亲戚。就连书记、市长都不知道我的底细。我的恩师、云梦市旅游局章文雄局长了解到这种情况之后，有次到江南来，便问柳市长“将如何安置致远”，从不轻易表态的他望着陪同在身边的邱红霞副市长，不假思索地答：“红霞走，致远来！”
在我的官样年华中，我对三个人特别感激，这三个人以不同方式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否则我也干不出那些微薄的成绩：张书记将我“引进”官场，章局长诚心诚意地对我进行栽培，邱副市长对我大力支持，因此初来江南的我，才能迅速地在这里打开局面。
没过多久，柳市长把我喊到他的办公室，突然交给了我一项任务：“教育太腐败，你去好好地收拾一下！”从他的口气中我得知，邱副市长调离江南为时不远了。因为她忙于调动，江南的教育几乎处于真空状态。柳市长给我打气道：“你年轻，能力强，又初来乍到，在这里没有筋筋绊绊的关系，你可以大刀阔斧地干，不要怕，搞出问题来了我替你担担子。”
柳市长的一席话，说得我热血沸腾。尽管从心底里感激他对我的信任，但因为不会说官话，我只表了一个态：“尽我最大的努力试试看吧。”然后，我就出了他的办公室。
刚出办公室，我就接到了教育局长阮胜利的电话，他的消息倒真是灵通。一番客套之后他向我汇报说，位于市中心的塌西湖中学，发生了一起公安干警猥亵女学生的案件，学生家属找到学校闹事，要求学校承担责任。我一听，感到事态严重，如果处理得不好，不仅影响江南教育的声誉，更有损江南公安队伍的形象。我赶紧通知公安局、教育局以及纪检监察部门的领导，赶到政府来集合，由我率领紧急赶往塌西湖中学。
时令已进入深冬，雪花飞舞，霎时间将天地粉饰得白茫茫一片，盖住了往日可见的丑陋。行车途中，教育局长详详细细地给我讲解教育战线存在的各种问题，仿佛所有局党组成员中就他一个人最清白。
其实，关于江南教育的腐败我是早有耳闻的。人们对教育线上反映最多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农村教师进城论公里卖”、“中学行政提拔的名单怀里揣”、“学校养猪比育人更专业”、“教育乱收费收得高考质量上不来”。其实，这几种现象早已成了江南教育界的“顽症”。
曾经，有一个朋友来找我，想把他的侄女从乡村调往郊区中学任教，被我一口回绝了。第二年我没管教育之后无意之中聊起这件事，他说，教育战线太黑了，他给某某某送了六万块钱，才把他侄女调到近郊一所中学。到那个时候，我才真正相信民间传闻的真实性。可以想象，那些凭真本事考到指标却因没有关系流落最偏远乡村的教师，基本上是进城无门，除非出卖色相。
我曾亲眼见证有这样一位女教师，在电话里向教育局长提出这样的交易。有一天晚上，我正和教育局长老阮在我的办公室里谈工作，老阮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开口讲了几句话，气得他脸涨得通红，骂了一句：“没规矩！”我问老阮：“是谁？什么事？”他窘窘地回答：“一位乡村女教师，说是只要我把她调进城，她愿意陪我睡觉，真是岂有此理！”
我刚接手教育的时候，从教育局人事科长那里把教育系统的干部名册调来看，结果把自己吓了一跳，每所农村中学的教务、后勤、安保等部门，居然普遍平均配备了副主任两到三名。我质问那位科长：“一所小小的乡级中学，要这么多行政干什么？”人事科长回答：“没办法哟，打招呼的领导太多了，个个都是爷，得罪不起。一个副主任，连副股级都不是，照顾就照顾吧！”我很反感他的这种态度，正色道：“这也照顾那也照顾，都照顾搞行政去了谁来教书育人？”
看来，外面的传闻并非空穴来风。许多江南人开玩笑说，寒暑假一放，教育局的领导就开始“分赃”，一到研究人事，每个人口袋里都揣着几个“准提拔”名单。此言不虚。我记得我第一次主持教育局党组会议讨论人事调整工作时就是这样，每个局党组成员都会提出一到两个建议提拔人选的名字。门外更是热闹非凡，想提拔的人早早地将走廊围了个水泄不通。讨论过程中不断有领导、朋友打电话进来，要求提拔某某某。
有一位提拔心切的中学教师，乘我上厕所之机把我堵在门口，霸蛮地让我接他在云梦某局当副局长的哥哥的电话。我把他吼了一顿：“你越是这样我越不提拔你！”当年我还真的没提拔他，尽管教育局长和我说了无数好话。可就在我前脚调离教育线，他后脚就得到了提拔。
拜金主义已严重腐蚀江南教育系统，师德沦陷已成为困扰江南教育最大的问题。学校为了创收，大办食堂、养猪场；老师为了创收，家里办起了补习班。江南有所中学，其养猪场的规模有千头之多。我曾毫不客气地批评这所中学的校长：“你养猪比育人更专业，送给你个外号，叫‘养猪校长’如何？”那位校长感到委屈，辩解道：“这能怪我吗？国家转移支付到教育上的钱，到了你们政府扣一道，剩下的到了教育局又扣一道，最后落到我们学校里就只剩下一点渣滓。每年我们好不容易收一点学杂费，教育局还要调节走一部分。现在的教师现实得很，福利不好不仅教书不好好教，还公开租房子把学生带到家里办起了‘分校’。为了笼络这些老师，我们又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办食堂搞养猪场啰。”
在江南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不出文化名人尽出主持人。江南教育功利性太强，把精力花在了创收上，只顾乱收费，不顾教学质量。乱收费收到最严重的地步，是逼迫学生在学校吃早餐，即使学生家住在学校围墙边上，也必须在校就餐，否则不准入学。办学方针不对，教学质量自然上不去，为了弥补文化生质量上不去的缺陷，就把精力花在了培养特长生身上。江南的小专业无论从规模上还是升学率上，在整个云梦地区都是首屈一指的。我去江南的时候，江南已好多年没有考上过清华、北大的学生了。值得欣慰的是，清华美院的特长生倒是出了不少。如果没有清华美院，江南教育真的是无地自容！
雪越下越大，塌西湖中学临街并没有出现乡亲们堵路的过激场面。公安局长解释说，这边的老百姓老实本分，一般不闹事。我舒了一口气。在信仰普遍缺失的年代，这些父老乡亲们还能够保持这样淳朴的本色，实属不易。
很快，我见到了学生家长。一共有三个女生遭到了猥亵，其中一个因性格刚烈未遂。那个所谓的干警，曾经是一名正式干警，由于犯作风错误被开除出公安队伍。考虑到其父亲是公安局的领导，局里将他安排到塌西湖中学所在片区派出所，当了一名工勤人员。谁曾想他屡教不改，以办案为名先后强行将三名女生带到宿舍，要她们脱掉衣服检查。有两名女生胆小，受到了猥亵。家长们没有提出过多过分的要求，只是要向学校讨个说法。
我了解了详细情况以后，代表政府向家长们道歉，同时做出三点指示：一是公安、监察机关要抓紧办案，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二是学校对学生做出适当的精神补偿，并安排心理辅导老师对受害学生进行心理辅导，具体赔偿数额，由学校和家长协商；三是纪检、监察部门立案，对学校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问责，一个星期之内拿出处理意见……
对于我提出的处理意见，家长们感激涕零。返回江南时，已至深夜。离开前，我反复交代学校和公安部门的领导，一定要妥善处理，不能够把矛盾上交，一旦被媒体捅了出去，江南在全国就“臭”了。
作完指示，我在心里留下了一个苦笑：不知道这属不属于瞒报！
塌西湖中学“干警”猥亵女学生的案件刚刚平息，江南的校园内又发生了一起影响更大的恶性案件，春草中学两个学生斗殴，致一人死亡。本来这只是一件普通的、突发性的刑事伤人案件，但由于社会上早就对春草中学重创收轻治校、学校治安秩序极度混乱的现象严重不满，加之死者亲属在当地很有势力，以学校老师见死不救、学校允许学生携带管制刀具进课堂等为理由，纠集千人，陈尸校园，并到处散发告状材料，扬言要抬尸进京闹“两会”。
我平生第一次单独处置如此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如何平息，心里没底。当时，柳市长在省里开会，我只能电话向他请示。我冷静地思索一番，建议成立事件处置小组，管政法的副书记、管教育的副书记和我参加。柳市长同意并支持我的方案，立马通知这些领导到岗到位。
出事那天是星期五上午。我得到消息时离案发已有五个多小时。当时，学校校长不想将事态扩大，想多花一点钱以最快的速度平息此事。学生家长开出了赔偿100万元的天价，致使谈判破裂。学生亲属拥向医院抢出尸体向校园转移。教育部门眼看局面失控，不得不打电话向政府求救。待我接到电话赶到人民医院时，死者亲属近百人抬着尸体拥出大门。
我想冲上前去做说服工作，被阮胜利局长一把拉住：“这个时候千万莫出头，死者亲属红了眼，情绪已经失控，巴不得把事情闹得越大越好，正愁找不到领导出气，你这个时候出面肯定会挨打。我的建议是您暂时回避。”
“这个时候我怎么能回避呢？”我反问一句，然后走上前去，大声地喊了句，“请大家冷静，我是……”
“滚开！”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将我掀开。
已赶到现场的派出所副所长大喝一声：“你莫乱来！有么哩要求坐下来好商量。”
“没得商量的余地，老子把自己的儿子抬回去办丧事也不行？”那汉子一吼立马有上百号人围了过来。不得已，副所长只得把我拉到一边，让他们暂时发泄。很快，有人用东风大卡拉了一车礼花弹，死者亲属抬着死者尸体，高密度地放着礼花弹直奔春草中学校园。
“这是江南历史上最恐怖的一次群体性事件，一万多块钱的鞭炮把江南城都快炸塌了！”事后，老百姓如此评价。
事情变得越来越不可收拾。死者家属把灵堂搭在了校园的操场上，扬言没有一百万他们就把死者埋在校园里。面对恶化的局势，由我牵头，召集政法委、宣传部、派出所、教育局等单位负责人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明确成立“善后”、“谈判”、“安保”、“宣传”四个组，教育局负责“善后组”，主要是办好丧事；市政法委牵头“谈判组”，负责谈判；派出所牵头“安保组”，负责调度警力，控制事态恶化；市委宣传部牵头“宣传组”，负责媒体接待，统一报道口径。我的任务是分管“谈判”和“宣传”，必须在星期天晚上以前把矛盾解决。
领导小组第一次碰头会散会以后，我立刻组织谈判组的同志又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分析形势，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长期战斗在维稳一线的同志谈了些想法，说处理这类问题的绝招只有四个字：拖、磨、摸、攻。
所谓“拖”，即拖延。在矛盾爆发的初期，要尽量采取拖延的办法，真情安抚，热情接待，不谈补偿。拖延的目的是让当事人情绪稳定下来。情绪不稳定时当事人要价高，这个时候去谈，什么问题都谈不拢。
所谓“磨”，即“耐心地劝和”。要发动当事人单位领导、老屋里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村支部书记、村长、亲朋好友以及在其政府部门工作的亲属24小时不停地轮番劝解，瓦解当事人的心理防线。同时让教育局的同志不间断地和他们讨价还价，谈不拢不要紧，坚持不厌其烦地谈，就是要谈得他们自己产生疲劳厌烦情绪。他们厌烦了，疲劳了，离解决问题也就为时不远了。
所谓“摸”，即安抚。也就是说能够满足当事人要求的要尽量满足，用最大的温暖去感化他们。
所谓“攻”，即进攻。该硬的时候一定要硬，打蛇要打七寸！
我觉得他们说得非常在理，便同意了这个方案并责任到人。春草中学校长巴不得赶快息事宁人保住乌纱帽，就征求我的意见说：“对方同意60万了难，可不可以？”
“绝对不行，这一次把赔偿的标准搞高了，以后再出现类似事件怎么办？水涨船高，会乱套的！”他的话音刚落，当即被我断然否决。
按照“拖”的办法，第一个晚上事态变得相对平静。短暂的平静之后是媒体高峰的到来。第二天，闻讯赶来的记者在灵堂周围集结。记者们最感兴趣的有两点，一是究竟是不是像家属所说的那样“见死不救”；二是学校为什么会允许学生把管制刀具带进教室。我自己是媒体记者出身，懂得如何应对。我交代宣传组的人，凡是来了记者就把他们带到我这里来，由我来应付。对于如何控制舆论导向，我心里还是有底的。因为我在新闻部门摸爬滚打了多年，好多媒体跑新闻的和我都是朋友，即使没有深交也曾混个脸熟，即便完全陌生，只要开聊，难以割舍的媒体情结大都会引起共鸣。
果然，闻风而来的媒体记者绝大多数都是我的熟人，经我一解释，拿了一份事先由宣传部拟好的通稿，酒足饭饱地回去交差去了。期间也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意外。著名的新闻记者韩江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了江南，既采访了当事人及其亲属，还采访了许多学校周边的百姓。正当他要离开灵堂的时候和正在暗自观察事态发展的我碰了个正着。一看是他，我就知道比较难缠。我太了解他了，他在《云梦日报》时，我在《云梦法制报》，市里凡有大型活动我们就会碰面。在圈内，他属于那种“新闻原则性”很强的人，什么事情落到他的手上很少有回旋的余地，更何况他如今的身份和知名度！
没办法，明知他难缠，我还是要去缠。如果他发了通稿，我这个分管教育的县领导首当其冲处分难逃呀。我装出一副很热情的样子，隔老远向他招手：“哎呀，韩大记者光临江南怎么连个电话都不打啰？太看不起兄弟我了吧？”韩江赶紧上前，紧紧地和我握手：“哪里哪里，我这不正要去看你嘛，刚好在这里碰到你了。”我明知故问道：“你带车了吗？”他顺手指了指身旁的一台小车：“带了。”我不由分说自己把车门打开对他说：“走，找个地方喝茶去。”韩江犹豫片刻：“要不先到宣传部去，我要传稿子。我们是兄弟，绝不为难你，正好你可以看一看，觉得哪里不妥可以当面修改。”
接着他又当着我的面给他的“老朋友”柳博温市长打了个电话，向他通报正和我在一起，同时拍胸脯保证不会给他添乱。他能这么表态我真的很高兴。当我们来到宣传部办公室以后，打开他的文档一看，我倒抽了一口冷气，他的报道基本上是以受害者家属口述的形式对事件展开报道的。我有些不高兴，一连问了他几个问题：“受害者家属的话你也全信？谁说老师见死不救了？老师见死不救那是谁第一时间把他送到医院去的？学生偷偷地把管制刀具带进了教室，只能说明春草中学管理上的确存在漏洞，怎么能就此推论学生带刀进出校园学校熟视无睹呢？”
韩江有些尴尬：“你也是个老新闻了，你说怎么改？”我就汤下面，一段一段地提出我的修改意见。碍于情面，大部分我觉得不满意的地方他都按照我的意见修改了，还有两处他说还要斟酌斟酌。乘他斟酌之际，我去上了个厕所。待我返回时，他已经将手提电脑收了起来。
我问他：“你发出去了？”
他答：“发了！”
“乘我上厕所的时候发的？”
“是啊，有什么问题吗？”
“你怎么能这样对待兄弟呢？还有两处没改呢。”
“兄弟，我已经够给你面子了。我写的稿子从来就没被人如此大修过。你也是搞新闻的，也要理解我的立场。都像你这样，我怎么完得成任务？”
既已如此，我也不想和他再争辩什么。好在稿子已被我大修，即使发表也不会引起太大的麻烦。我对宣传组的人说：“把韩记者招待好，我还得去善后，就不陪了。”说完，便和韩江礼节性地握了个手，随即离开去处理别的事情。
媒体记者的被疏导劝离，突然激发了受害者亲属的情绪。他们坚持要学校赔偿60万，否则就地下葬。星期六晚上11点，少数亲属不顾劝阻拿起铁锹开始在操场上挖坑。我闻讯后带着教育局长阮胜利来到现场，大吼一声：“你们这是在向政府示威，在向政府挑衅！我正告你们，如果星期天晚上12点钟以前不将尸体移走，政府将调武警强行火化！”
“你是牛鸡巴日的市长，打死他！”受害者的一位正在挖坑的亲属大喊一声，一群人随即向我们这边围堵过来。我心里有些紧张，但仍然故作镇静，大大咧咧地和随行人员往来路撤退。好在围聚的人只是骂骂咧咧，没人真敢动手。直到我们撤回了临时指挥部，还能听见那些人粗鲁的骂声。
谈判一直持续到星期天晚上六点，因为赔偿数额差距太悬殊陷入了僵局。就在我焦头烂额之时，有人突然推荐了一名科局级领导。此人唱夜歌出身，或许能从迷信的角度找到突破口。别无他法，我只好给那个局长打了个电话，让他赶紧赶到临时指挥部来。我当面给他交代了三点：
一、学校只负有管理不善的责任，不存在赔偿，只能给予人道主义援助，鉴于杀人者家庭困难，短时间民事赔偿难以到位，由学校先行垫付，今后再由学校根据法律向凶手的法定监护人进行追偿。
二、赔偿金额不能超过30万。
三、今晚十二点以前必须把尸体移出校园。
那位局长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执行力超强。他二话不说，领命而去。当时钟指向22点时，校园内响起了猛烈的鞭炮声。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出殡了。半个小时以后，校园内恢复了沉寂，那位局长笑呵呵地走进临时指挥部。我问他用了什么绝招。
他回答：“也算不得么哩绝招。我只对死者的父亲说了一句话：‘你们已经为儿子在老屋里做好了阴宅，超过晚上12点钟不埋进去阎王爷是要收人的，阎王爷到时候要是收不到人，你的屋里就还要死人。’死者父亲信迷信，没得退路，就提出不包含已经由学校花费的丧葬等费用，另外补偿30万。我一听心里有了底，也没向您请示就直接答应了他。”
我点了点头，对他说：“辛苦你了！”
回去的路上，我大发感慨：“做梦都没有想到，忙活了三天三夜，最后解决纠纷居然靠的是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