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媛媛在歌声中任泪水在苍白如纸的脸上缓缓流着，呐呐问：“大贵哥，世上有那么多好姑娘，你，你为什么偏偏就爱上我这么一个要死的人？为什么？”
田大贵轻轻抚摸着王媛媛的身子，亲吻着王媛媛脸上不断流下的泪，也含着满眼的泪水呐呐说：“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男女对唱的歌声益发显得真挚动人———
只要我们曾经拥有过，
对你我来讲已经足够。
人的一生有许多回忆，
只愿你的追忆有个我。
王媛媛紧紧搂住田大贵呢喃着：“这多好，多好，只愿你的追忆有个我。可我值得你大贵哥追忆么？值得么？从开始到结束，我，我带给你的只有麻烦。我想过无数次了，如果有来生，如果有来生……”
田大贵捂住王媛媛的嘴，不让王媛媛再说下去，自己却动情地说：“媛媛，我的好媛媛，你知道吗？你带给我的不是麻烦，而是力量。想到当初的碾米厂不能给你报销医疗费，让你当记者的父亲四处拉赞助，想着我对你的承诺，我就没法不带着大家到市场去拼命！这是我心中的秘密，今天全告诉了你，集团有今天，你王媛媛的贡献有多大呀！你知道吗？！”
王媛媛说：“可我终究花了集团60多万呀，把世上的好药全用尽了。”
田大贵说：“你知道集团现在一年的产值是多少？是21亿。利润是1．1亿，公司一辆奔驰轿车就是100多万，你花60万算什么！现在我敢这样说了：只要你是我中国康康集团的员工，我就对你的生老病死负责到底。”
王媛媛说了句：“大贵哥，我真幸运，这一天我终于看到了！”说罢，便放声痛哭起来……
是日晚22时18分，当中央电视台在经济专题节目中播出“中国康康集团公司的创业道路”系列报道时，中国康康集团普通员工王媛媛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
临终前印在这个普通员工眼里的最后一个画面是，该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田大贵站在插着国旗和集团旗帜的平川总部门前接受记者采访。
这个普通员工听到的最后一句话是：“……对康康来说，这仅仅是开始，我们集团在取得全国豆奶市场后，下一个目标就是争取国际市场的食品份额，在本世纪末将生产和销售规模扩大到100亿左右，完成一个跨世纪的飞跃……”
当平川市整个经济走出低谷时，平川联合公司的经济状况却在日益恶化。身为董事长兼总经理兼法人代表的曹务成被迫同时面对着八场经济官司。六场是别人起诉他，两场是他起诉别人。联合公司这些年主动进入的三角债，在1995年10月，到了非清账不可的时候。
为应付平川和外地法院的频繁传唤，曹务成从平川市第一、第二律师事务所同时请了四个大律师，一个大律师分了两场官司打。分配官司时，曹务成仍是牛气十足，不在公司，而是在香港大酒店的酒桌上，滔滔不绝地介绍情况。中心意思只有两点：其一，自己的亲哥哥曹务平是平川市常务副市长兼市委副书记，这些人找他联合公司打官司，就是在老虎嘴上拔毛；其二，三角债问题是全国性的问题，他的联合公司也是受害者，在他没能从别人手里讨回欠债之前，别人的债一分都不能付。就是别人欠他的债都还清了，他是不是马上就还别人的债，也是个问题，最多只能用库存的商品抵债。
这些库存商品既有国产的，也有进口的。国产的有：1985年生产的单缸洗衣机，1986生产的俗称“独眼龙”的收录机，1987年生产的黑白电视机，16年没卖出去的已完全报废的胶合板，已过了保质期的瓶装罐头，明令查禁的劣质化肥。进口商品有：韩国80年代生产的投影机，美国70年代生产的口香糖。地方产品更丰富：有胜利煤矿生产的石英石，平川肉联厂生产的陈年猪板油，平川某乡镇企业生产的无厂名无标牌劣质电器开关，等等，等等，据说其进价总值约为6500万，而他的对外欠债只有不到5000万，真正欠银行的贷款仅为200万，只要大家尽力，官司打得好，三角债全清掉，公司剩余资产仍达1500万。
曹务成满腔热情地把四个大律师恭维成“四大金刚”，要求四大金刚为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制，为了国营性质的平川联合公司的经济利益，为保障国有资产的不大量流失，好好发扬一个司法工作者的敬业精神，兢兢业业、千方百计地打好各自分到手的官司。
举着装满茅台酒的高脚酒杯，曹务成说：“来，来，各位金刚朋友，我曹某这一回把本公司的全部家底都交给你们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一家人了。你们都有义务帮我出点子想办法！”
四个大律师听了曹务成的介绍，都出了一头冷汗。
全秃头的大律师马达，端着酒杯摇头苦笑：“曹总，你这个联合公司究竟是做生意呀，还是收破烂呀？咋所有库存商品都是扔在大街上都没人要的货？”
半秃头的一所大律师牛俊也说：“曹总啊，你这不是把全部家底交给我们了，而是把全部麻烦都交给我们了。”
另一个叫做陈伟的二所律师直叹气，不做声。
还有一个二所的中年女律师一直俯在陈伟耳旁说什么。
曹务成见“四大金刚”都不动杯子，只好放下酒杯，继续说：“没有麻烦，我曹某当然不会找你们来。你们来也不是尽义务为我捍卫国有资产的，我要付给你们一大笔诉讼代理费和律师费。在这一点上，你们都放心，我曹某决不会把库存商品当作律师费抵给你们的，我对诸位的律师费一律现金支付。不信，我现在就开支票给你们。”
马好好也娇滴滴地说：“各位大律师呀，你们可不知道呀，我们曹总吃亏就吃在心肠太软嘛！这些臭货当时买进来时，我都知道嘛！人家一说困难，他就同情，尤其是女公关、女推销，在他面前一落泪，他呀，别说是破烂，就是狗屎都要了！这才落到今天这一步嘛！”曹务成煞有其事地说：“还有一点也得说明一下：当时，也是没有经验呀，不懂啥叫市场经济呀，又想着自己的亲哥哥是咱平川的副市长，咱作为市领导的家属、高干子弟，咋着也不能让人家在咱手上吃亏呀！我总得维护自己亲哥哥威信呀，你们说是不是？”
二所的两个律师，这时说话了。他们没有回答曹务成的话，而是说，今天他们不奉陪了，先告辞，回去研究一下起诉书，再决定是否接他们分别分到手上的四起诉讼案。为怕曹务成生气，女律师特别解释说：“曹总，我们接了你们的案子，就得对你们负责。没有五成打胜的把握，我们一般不接，以免误你的事，也影响我们二所的名声。我们二所刚成立，总想搞几个能胜诉的官司做做。”曹务成的脸一下子就拉下来了：“这么说，你们二所二位大律师认定我曹某连五成胜诉的希望都没有喽？”陈伟马上说：“我们没这样讲，我们是说要回去研究一下。”曹务成说：“那就请便！我不信这平川就不是共产党的天下了，会让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二所两个不坚定分子此一走，再没回来，四大金刚就变成了牛头马面。曹务成在背后称半秃的牛俊为牛头，称全秃的马达为马面。牛头的主张是，官司不在乎表面的输赢，而在于能得到多少实际的好处。有人是赢了官司输了钱，有人是输了官司赢了钱。牛头建议把库存破烂全按当年进价抵给催得急、告得凶的债主，丝毫不要对债主隐瞒八场官司同时开打的情况，还要把风声造足，能说成18场官司同时开打更好，就说公司只有这么点商品，你再到法庭纠缠不休，就算你官司打赢了，也没东西可给你了。这样一来，势必会造成息讼局面，拿出这堆破烂的一半也就把六大债主打发掉了。牛头说：“曹总，你想呀，人家和你打官司是为了啥？不就是为了钱么？真要没了钱，他还打个啥？还不抢在别人前面，能要点啥走就要点啥走？这不在于你赏么？你先赏谁，谁就能拉点陈年猪板油什么的；你不赏，他屁都没有！你曹总千万记住，再不能吹什么还有1500万资产了。”曹务成连连说：“是，是，是，牛大律师，我真是长学问了。看来搞市场经济非懂法不可，要不，学了雷锋还得吃大亏。”牛头很得意，一副教师爷的口吻：“不但懂法，还得学会用法。光懂不会用怎么行？我对起诉的六家债主进行了一番研究，发现了一个对我们最有利的条件。这六家公司和银行———不论是广东的，还是上海的，还是平川的，都是国营单位。这就好办了，只要有发票，这破烂抵债就行得通了。人家赢了官司，把破烂拉回去一充账，就啥麻烦也没有了。”曹务成叫马好好认真记录牛头的教导。马好好便认真记录，真格当了一回秘书。马面接着牛头的主张，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和具体的安排。老谋深算，是马面的最大特点。马面不急不忙地说：“曹总，总思路就是牛律说的了，六场我方当被告的官司，不要想赢，就准备往输里打。当然，最终不会全输，也还有调解。但是，这里的前提是，你要先宣布联合公司破产，要请会计事务所的持证会计做好做细破产账目，以备各法院查证。在此之前，把还值点钱的东西赶快转走，账上的资金全转走。不过，你这个法人代表不能走，该上法庭就上法庭，该回家睡觉就回家睡觉。要像毛主席说的：‘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谁着急？六大债主着急。他们着急也没办法，你又不是诈骗，是不懂市场经济，亏了本，用他们的钱缴了点学费罢了，法律上对你毫无办法。”曹务成当即请教马面说：“对广东和上海的那两个公司，我倒不在乎，我拿了他们的破投影机、没人要的黑白电视机，还他们点陈年猪板油让他们拖到化工厂做肥皂，也算对得起他们了。问题是平川四家城市信用社难办哩！我贷他们200万可都是现金呀，人家哪会要我的破烂？前几天中山路办事处管信贷的程主任还找了我，动员我把已抵押给他的胶合板再拿到别的银行抵押一次，用抵来的钱还他……”马面马上叫道：“好，好，这个管信贷的程主任犯法了！这叫教唆诈骗，有主观犯罪之故意。已进行了抵押的货物，岂可做二次抵押呢？该信贷主任知法犯法，性质更加严重。对中山路的80万贷款，我看可以考虑不还了。具体这样做：你曹总要用主席‘诱敌深入’之法，把该主任教唆诈骗的话录下来，最好把文字证据也拿到手，交到我或牛律手上，其它的事就由我们来办了。”曹务成连连点头说：“好，好，这事我明天就去做。”牛头又提醒说：“资金和财产也要赶快转移，我估计六大债主马上就会提出财产保全。这一来，法院就要封你的账，封你的商品。”（105）
曹务成说：“财产保全人家已经提出来了。昨天，我的六个银行账号让牌楼区法院、钟楼区法院和广东一家县法院一起冻结了，肉联厂的那些陈年猪板油也让封了。”
马面很关心地问：“你这六个账号上一共还有多少资金？”曹务成马上问马好好：“马主任，这事你办的，你知道，还有多少资金呀？”
马好好说：“六个账号上资金还不少呢，一共1000多哩，也怪我晚了一步，没把中信银行最后920块提出来。”
曹务成直埋怨说：“你看，你看，晚一步就丢了半桌酒钱，真的是！———吃了不心疼，丢了太可惜嘛！”
马面笑道：“好，好，曹总，和你这样的聪明人打交道，有意思，很有意思，我相信我们这次的合作会非常成功。”
曹务成马上说：“不是这一次合作，而是要长期合作。我决定聘两位律师做我的常年法律顾问。这个联合公司破产之后，我准备再成立一家商务公司，注册资金800万，不搞国营了，搞中外合资。公司名字都起好了，叫‘DMT国际商务公司’，外方是俄罗斯的一个朋友，叫他汇点美元过来验一下资，再把美元拿走，公司还是我的。”
这么一来，曹务成和牛头马面两个大律师便成了患难中的莫逆之交。
曹务成也算够朋友，趁着几家法院还没把他的所有商品仓库的分布情况弄清楚，抢先一步，带着牛头马面到平川郊外一个贸易货栈一次提走10台12英寸黑白电视机、两台投影机作为帮忙的个人好处费送给了牛头马面。
牛头马面嘴上说这种小黑白电视机和投影机早过时了，得当垃圾扔，可还是笑眯眯地叫了出租车运走了。
事情果然如牛头马面所料，六场曹务成做被告的官司，四场调解，两场败诉。早调解的，债主还拿到了黑白电视、韩国投影机和“独眼龙”收录机；晚一点调解的，只好去运胜利矿的石英石，拿70年代美国产的口香糖。
广东和上海两家胜诉的公司最惨，一家于胜诉之后，无可奈何地面对一堆国家明令禁止销售的劣质化肥。另一家面对的是平川肉联厂的陈年猪板油。劣质化肥在法院解封之后，即由工商质检部门前往销毁；陈年猪板油可以运走，但两年多的仓储费要由胜诉方支付，胜诉方一算账，连运费加仓储费已两倍于猪板油的进价了，只得放弃。结果，两家赢了官司的，都输了钱，各自拿着劣质化肥和猪板油的进货发票回去冲账了。
两场曹务成告人家的官司，在牛头马面的授意下，由曹务成主动撤诉，暂时不打了。原因是，就算打赢，要来的钱物也落不到曹务成手上，还是要让广东和上海的公司拿去抵债。
曹务成一撤诉，上海和广东两家公司急死了，也气死了，还不好和曹务成硬来，只好赔着笑脸，贴上差旅费一次次到平川来，请曹务成、马好好和牛头马面吃饭、喝酒，希望联合公司能继续把官司打下去。牛头马面和曹务成便一致地表示惋惜，怪他们当初不早一点接受调解，而对继续打官司毫不松口。
然而，曹务成那个新的中外合资“DMT国际商务公司”的成立却遇到了很大的麻烦。麻烦不是来自别处，却是来自曹务成的亲哥哥曹务平。
曹务平很偶然地在市外经委的一个情况通报材料上发现了这家申请成立的“DMT国际商务公司”，先还没留意，后来一看中方负责人竟是曹务成，马上火了，一个电话打到市工商局李局长办公室，问李局长：“曹务成的联合公司不是刚刚破产吗？怎么一下子又成立了一个中外合资公司？他哪来的钱？手续合法吗？”
李局长说：“曹市长，这事我知道，所有手续全合法，也很完整。俄罗斯方面已从圣彼德堡汇了60万美元过来验资，验资报告就在我手上，中方曹务成的资金也进了账，绝对没问题。”
曹务平说：“这个人的资信情况你知道吗？他八场官司一起打，坑了那么多人，你们还不接受教训吗？李局长，我和你说清楚，你别以为他是我弟弟，就网开一面，真出了事，市委、市政府要严厉追究你的责任！”
李局长说：“曹市长，你真弄错了。曹务成的八场官司，都是经济纠纷，都是合同违约之类的问题，就算坑了不少人，我们现在的法律也拿他没办法。至于不给他注册登记，就更没有道理了。”
曹务平说：“怎么没道理？国外对这种人就有制约办法。新加坡不就有破产者入贫籍的规定吗？凡入贫籍者，不但不能去办新公司，连超过标准的富裕生活都不准过，你听说过没有？”
李局长苦笑着说：“我听说过，可那是国外呀，咱中国目前的工商法上没有这一条呀，你说让我怎么办？”
曹务平说：“你把有关法律全找出来，再研究一下，要像曹务成和他的律师一样研究透，找出理由来，对他所办的一切公司都不予注册，至少不能在我们平川注册，连办事处之类的机构都不准他设！”
李局长说：“曹市长，你想想，我是代表国家执行工商法的权威机关，对法律还能研究不透么？实在是找不出理由呀！”
曹务平火了：“那好，你们真找不出理由，就把责任推到我身上，就说是我这个市委副书记兼常务副市长说的，这家DMT国际商务公司不能注册。就算我走你工商局长一次后门了，好不好？我这么做是对大家负责，也是对我的亲弟弟曹务成负责，你心里要有数！”
于是，工商局李局长只好把不准DMT国际商务公司注册的原因如实告知曹务成和牛头、马面二位大律师。曹务成和二位大律师啥话不说，转身就走，四天之后，便将一份行政诉讼状递到了牌楼区法院，状告平川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和连带责任人曹务平。
在这份行政诉讼状上，诉方义正词严地写道：“我国已步入法制轨道，国家的法制建设日益完善。但是，总有一些国家行政单位和部门屈从上级长官意志，有法不遵，肆意践踏国家神圣的法律。平川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及其连带责任人曹务平先生，粗暴阻止我DMT国际商务公司的正常注册登记即为最严重的一例。”因此，诉方在诉状的结尾提出，“有鉴于此，诉方要求法庭责令平川市工商局及其连责任人曹务平遵守我国工商法，按照工商法之规定，依法给我DMT国际商务公司进行登记注册，并赔偿经济及精神损失费人民币245621．6元整（亦可以美元支付，其折换价为判决生效之日中国银行公布之美元兑付中间价）。”（106）
曹务平后来发狠，在母亲刘凤珠和父亲曹心立面前不止一次地说过，只要有可能，他一定要把自己亲弟弟曹务成送到平川大牢里去好好休息几年。曹心立听后，一般情况下都不做声，有时，也骂曹务成两句，刘凤珠却吓得要死，一边央求小儿子不要再告，一边要大儿子别和自己弟弟计较。这个母亲在尽一切可能进行调解。
两个儿子不接受调解，全不买母亲的账。
小儿子说：“妈，我这是忍无可忍，你家曹市长要把我往死路上逼，连个饭碗都不给我了，我不告下去行么？他平川不受理，我告到省里去；省里不受理，我告到中央，告到北京最高人民法院。我有最好的律师。”
大儿子说：“让他去告好了，我最多输掉这场官司。可你家那个宝贝儿子还想不想在平川呆下去？我还就不信我日后收拾不了你家这个小无赖！”
做母亲的刘凤珠气死了，骂过小儿子，又骂大儿子，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你们还认不认我这个妈了？开口闭口‘你家’、‘你家’。你们都只有一个家，都只有一个妈！”
小儿子说：“妈，看在您老的份上，要我不告你家曹市长也行，但有个条件，他马上给我的公司注册，再给我赔礼道歉，精神损失赔偿费我也就不提了。”
大儿子说：“休想！我宁愿公开输掉这场官司，也不给你家这个小无赖注册新的骗人公司，更不会去道歉！妈，你看看我们胜利煤矿的工人同志们过的什么日子，再看看你家小无赖过的什么日子，也就能理解我的心情了！”
每到这时候，曹心立总会叹着气说：“老太婆，我看你就别管他们的事了。你管不了，我也管不了。他们不是当年的小孩子了，不会为了你的眼泪就在各自的立场上让步的。尤其是务平。你别说我又偏袒他，官官相护。他多难呀，当着常务副市长，还兼着市委副书记，管着全市那么一大摊子工作，市里那么多不景气的厂矿都要他过问，这个不争气的混账东西竟还要告他，也是太不像话了！我看呀，务成这坏小子真到大牢里去休息几年，让务平安心工作也真不是坏事哩。”
刘凤珠实在没有办法，嗣后也就不大去管两个儿子的事了。……
这时，曹务平手中的事情真是多极了。八县市的1100里市县公路已在吴明雄的主持下上了马，虽说市委、市政府有专门的班子负责，可作为常务副市长，要曹务平一天到晚参与协调处理的事并不少。市里的总体经济走出了低谷，但开不上工资的厂矿仍有不少。像胜利煤矿，虽说不吃大食堂了，可仍是饥一顿，饱一顿，有时工资发60％，有时发80％，几乎从来没发过全工资。
胜利煤矿这个老大难单位，是曹务平代表市委、市政府亲自蹲点抓的。和弟弟曹务成的官司即将开打时，曹务平正在酝酿一个大胆的计划——把整个衰败的胜利矿由平川市划给民郊县，全矿一体实施联采，让河西村庄群义的万山集团名正言顺地和矿方携手，以乡镇企业的办法管理经营整个煤矿，以期走出绝境。
在市委常委会上提出这个改革方案时，曹务平胸有成竹地说：“这一步已到了非走不可的地步，晚走不如早走，被迫走不如主动走。河西村万山集团和胜利矿三年多的联采试点证明，乡镇企业的经营管理方法是行之有效的，不但用不着吃财政补贴，矿产资源税还可以收上来，联采队的工人也可以拿到全额工资奖金，是于国、于民、于企业都有好处的事情。估计不应该有太大的阻力。修环城路时，我到胜利矿的施工队调查过，吃大锅饭和不吃大锅饭就是不一样。当把施工队500人的铁饭碗端掉，安全按农民包工队伍一样管理时，这支队伍表现出的素质是全路最优秀的！他们的拼命精神让现场总指挥严长琪同志感动得落了泪。”
根据曹务平的方案，胜利煤矿从1996年1月起，全部固定资产和8500名职工划归民郊县，由民郊县委、县政府具体负责组织该矿和万山集团的全面联合。离退休人员由民郊县负责，切实保障他们的生活，真正做到老有所养。其他的在职人员，保留全民身份不变，保留档案工资，离退休时照常享受国家规定的全民待遇，但在在职工作期间，一律实行真正的合同制。
曹务平把试点方案一介绍完，市长束华如就第一个表态说：“这个方案比较圆满，看得出，务平同志为此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也很符合胜利煤矿的实际。但我要提醒一点，那就是，长期以来形成的计划经济的消极影响不可低估。胜利矿怎么说也还是个县团级单位，我们不能忘了这一点。为了顺利实施务平同志的改革方案，我意可考虑采取一些组织措施。一、让胜利矿现矿长兼党委书记肖跃进兼民郊县委副书记，万山集团董事长庄群义兼县政协副主席或县人大副主任。这表明市委、市政府对胜利矿的行政级别不予降格。在这种前提下走这深化改革的一步，可能会减少一些阻力，至少是干部的阻力。”
吴明雄没急于表态，而是问曹务平：“你了解过没有？胜利矿的最大开采期还有多少年？在无煤可采的时候又怎么办？如果储量还很大，还能有较长的开采期，会不会造成国有资源的流失？”
曹务平说：“根据现存的地质资料看，按现在的开采速度，胜利矿所属煤田，最多还可开采七到十年，而且大都是深部薄煤层，不存在什么国有资源的流失问题。而有这七到十年的转轨时间，再加上和乡镇企业的全面合作，胜利矿劳动力从地下向地上的转移是可以完成的。”
吴明雄仍是犹豫，又提议说：“我看是不是这样：在本次常委会上先不要急于定，把改革试点方案再拿到市人大、市政协多听听意见好不好呢？胜利矿的事大家都比较了解，集思广益总没坏处嘛！”
曹务平有些不满了，说：“吴书记，我这可都是根据您和束市长的意思作了深入调查后拿出的意见呀！改革的阵痛有时不可避免，我也想了，可能会有人叫一阵子。但是，我们既然要胜利矿的问题从根本上解决，就得使自己的神经坚强一点。”
吴明雄笑道：“好你个曹务平，倒怪我神经不坚强了！束市长提出的问题，你认真想过没有？长期以来形成的计划经济的消极影响确是不可低估嘛！把一个县团级煤矿划给县里，实施和乡镇企业的联合，这在全国都没有过，是大胆而富有想像力的，这种尝试的精神和大的路子是对的。但是，这毕竟触及了胜利煤矿干部群众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原有的体制。体制是个大问题，不能等同于水利上的以资代劳和修环城路时的市民捐款。出点钱，捐点款，就算他不情愿，也不过骂两句娘。而涉及到体制的根本性改革，搞不好他会和你拼命哩。”
曹务平不禁有些困惑，盯着吴明雄问：“吴书记，那您的意思是不是说，胜利矿的改革试点就不搞了？”
吴明雄摇摇头说：“务平，我是建议多听听大家的意见，把我们的方案尽可能搞得圆满一些，不是说不搞。不改革，像胜利矿这种单位是没有出路的，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只是，我们千万要记住，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搞任何改革，都不能以牺牲稳定为代价，把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这场不流血的革命，演变成流血的动乱。”
这时，肖道清说话了。谁也没想到，这两年除了自己分管的计划生育和工青妇范围，对啥事都不表态的肖道清，这一次对曹务平的改革方案竟持毫无保留的支持态度。
肖道清说：“我看，务平同志的这个方案还是切实可行的。对胜利矿，大家都很清楚，除了痛下决心，进行这种断绝后路的彻底改革，没有第二条路可走。这几年来，输血也输过，拨款也拨过，会开了无数次，办法想了无数个，解决了什么问题呢？什么问题也没解决。吴书记有些担心，怕出乱子，我倒觉得不会出什么大乱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胜利矿的工人们这几年待岗待怕了，现在搞全面联采，有活干，有钱挣，工人同志们一般来说会心满意足的。就算万一闹出点意见，我看也没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一个煤矿嘛！还能闹出什么了不得的大名堂？！在这方面我就有过判断失误嘛。当年南水北调工地上，水长县13000民工停工，我以为要动乱了，可事实证明，根本没有什么动乱，陈忠阳同志一到场，马上处理掉了。”
吴明雄仍坚持说：“这不一样。当年水长是一时一事的突发性事件，而今天这个胜利矿，是涉及到8500多人根本利益的大事，真闹起来，就会没有休止，甚至会闹到省里去。所以，我的意见还是不要急于定，大家还是就务平同志的这个方案多听听不同意见为好。”
吴明雄一锤定音，第一次常委会没就胜利煤矿的改革方案形成任何决议。
当晚，肖道清很难得地打了个电话给曹务平，说：“务平呀，今天你看出吴明雄的另一面了吧？！他真像你们所说的那样无私无畏？不太对头吧！对胜利矿，明明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连我这种靠边站的局外人都看出来了，吴明雄会看不出？他反对你的方案是什么意思呀？”
曹务平知道肖道清自从坐了冷板凳之后，对吴明雄怀恨在心，两年来一直在背后搞吴明雄的小动作，怕被肖道清钻了空子，便淡然说：“吴书记也不是反对我的方案，只是要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嘛。”
肖道清长长地叹了口气，说：“务平老弟呀，你这就不懂政治了吧？你到现在还没看出来么？这个老同志还想往上爬呀。你想想，他马上要到点了，退二线往哪退呀？还不是想往省里退么？这几年，他吴明雄用咱平川人民的血汗，挣下了自己的赫赫名声，能不想着到省里弄个副省级玩玩？他既想弄这个副省级，还有心思再干事？我和你说到底算了，你这辛辛苦苦搞下的方案，就先锁在抽屉里吧！啥时等吴老头搂着个副省级退下来了，你再去干吧！”
曹务平严肃地说：“肖副书记，我看你也是太过分了！就算吴书记不同意这个方案，也自有吴书记的道理，什么往上爬？什么副省级？你这是和我谈工作，还是在背后搞小动作？！”
肖道清在电话里冷笑起来：“我搞什么小动作？现在，我可以严肃地和你说清楚：鉴于吴明雄现在这种很不健康的精神状态，你不要指望这个方案能通过！就算你曹务平是他的亲儿子都不行！我可知道这个老同志的狡诈了！他既不会让你把这份改革的功劳抢到手上，也决不愿为你主持的改革试点担一点风险！人家现在准备功成身退。你懂不懂？！”
说罢，肖道清把电话挂断了。
这让曹务平心里很不舒服……
然而，胜利矿的改革方案最终还是在第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上通过了。
是在胜利矿矿长兼党委书记肖跃进、矿党委副书记姚欣春到场列席的情况下，综合了市人大、市政协的修改意见后才通过的。
通过的改革方案明确了胜利煤矿保持县团级原待遇不变，肖跃进兼任民郊县县委副书记，主持胜利矿的日常工作和生产。为不造成胜利矿干部工人可能产生的抵触情绪，对庄群义的组织安排留作下一步考虑，现阶段庄群义仅以经营副矿长的身份主管生产资金的组织和煤炭的营销。
通过这个方案时，吴明雄确是迟迟疑疑的。
常委扩大会议结束后，吴明雄又把曹务平单独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和曹务平语重心长地交待了一番，要曹务平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无论如何，绝不可激化矛盾。吴明雄甚至明确地对曹务平说，如果这个试点搞不下去，随时可以停下来。试点毕竟是试点，希望成功，也允许失败。
曹务平觉得吴明雄像换了个人似的，便稍有不满地抱怨说：“吴书记，搞水，搞路，搞城建，您多大的气魄呀！咋在胜利矿搞一个于工人于国家都有好处的改革试点，您这么担心？您老让我解放思想，放手工作，咋我一放手工作了，您就怕起来了？”
吴明雄笑了，拍着曹务平的肩头说：“务平，你说我个人怕什么？我今年已经59岁了，再有半年就要退下来了。我担心的还是胜利矿干部工人不理解我们让他们吃上饭的苦心，闹出乱子来。现在的局面那么好，如果出现几百、千把号人到市委、市政府门前来静坐上访，社会影响就不好了。”
曹务平不由地想
起了肖道清的电话，愣了一下，问：“吴书记，您是不是能和我说句心里话？您是不是觉得自己年龄快到了，就……就不愿再像过去一样为咱平川，为咱的改革大业去拼一拼了？就想功成身退了？吴书记，我这么问，您千万别生气，我敢这么问您，正是因为我尊敬您，把您当做我的榜样，才在这种纯属私人的场合直言不讳的。”（108）
吴明雄没生气，可也没回答曹务平的话，反问曹务平：“务平，你多大了？”
曹务平说：“吴书记，您知道的，我今年43岁，比肖道清小两岁。”
吴明雄若有所思地说：“43岁，这就是说，到60岁，你还能干17年。这17年可不简单哪，是最成熟、最富创造力的好时候。如果我吴明雄是四十三，而不是59岁，我该能再做多少事呀！”
曹务平心里有些难过，便说：“吴书记，要是您真不放心，我看就把这个方案再摆摆，等过半年后再考虑吧。”
吴明雄一怔，说：“咋？等我退下来，让你们这帮年轻人去担风险？你这个曹务平呀，真是把我老头子看扁了哩！不管有多大的风险，只要它是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是从改革的大局出发，我吴明雄都敢担！我还是那个话，在我吴明雄任平川市委书记期间，决策上出了问题全算我的，我是一把手。”停了一下，才又恳切地说，“务平同志，你就大胆去干吧。张大同的纺织机械和田大贵的康康集团不是杀出一条血路来了么？也许……也许胜利煤矿熬过今天黎明前的黑暗，也能杀出一条血路哩！”
这让曹务平挺感动的，吴明雄还是吴明雄，肖道清的挑拨离间实在是可恶而又可笑的，于是，便点点头说：“好，有您老书记和大家的支持，我就尝试着改改看吧，一旦发现情况不对，及时把步子慢下来，或者停下来就是。”想了想，最终还是把肖道清挑拨离间的话和吴明雄说了一下，要吴明雄注意一下肖道清的非正常举动。
吴明雄轻蔑地一笑，说：“这个人我看是不可救药了。这两年来，他哪天不在搞小名堂？这回大概又嗅到什么好闻的气息，自以为有什么空子可钻了！可我们还是按过去的办法办，不睬他，不管他，我们的决策和决策的实施，仍然不要受他的干扰和影响！”
曹务平说：“不过，这次和以往不同，我确实觉得有些意外哩。我可真没想到，肖道清的观点会一下子变过来，竟会主动支持改革，反过来利用胜利矿的改革试点，在背后四处搞您的小动作。”
吴明雄摇摇头说：“务平同志，你错了，肖道清这个人从来就没有观点，没有信仰，所以，也就谈不上什么变。我是越看越清楚了，这个年轻人除了他自己的一己私利，再没有别的什么。算了，我们还是不谈他吧！”
后来，吴明雄又提起了曹务成找曹务平打官司的事，笑着说：“这一阵子，你曹市长可是够忙的呀，听说还做了被告，是不是呀？亲弟弟告亲哥哥，真是一大新闻了。告的也算一绝，不是好人告坏人，而是坏人告好人。务平呀，你看有没有必要让市政法委干涉一下呢？”
曹务平沉思了一下说：“吴书记，我看还是先不要干涉吧。我想过了，这场官司打一打也好，至少有两个好处。其一，完全理清了我曹务平和他曹务成的关系，让全市人民都看到，曹务平和曹务成不是一回事；其二，不论官司输赢，我们都可以提醒一下司法界，让他们注意到我国法制仍不健全这个事实，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情况下的法制建设。”
吴明雄点点头说：“好，你这想法不错。我的意见是，这两个目的要达到，你这个常务副市长和我们的工商局还都不能输，市政法委还是要过问。务平，你别搞错了，这场官司可不是你们曹家的私事呀！”
每逢夜深人静，无须再装出一副动人的笑脸应付什么人时，肖道清就会近乎悲壮地想：自己的双重生命，肉体生命和政治生命都是充满活力的，它能接受任何挑战，任何磨难，任何挫折，决不会轻易被谁摧垮。他肖道清不是个在官场角斗中跌几跤就会摔散骨头的懦夫，更不是个仰强敌鼻息随风倒的应声虫，而是个在忍辱负重的艰难环境中仍然敢于孤军作战、善于孤军作战的英勇战士。
是的，在和吴明雄的角斗中，他一次又一次失败了，有时败得还很惨，很没面子，甚至连过去那么信任他的老领导谢学东，连平川市委的所有常委们都和他疏远了，但他仍然坚持战斗。近两年来，他几乎没放过任何一次向吴明雄开战的机会，打不了正规战，就打游击战。
是他肖道清指使自己老婆趁着一个黎明，在环城路没有什么过境车辆的时候，把空荡荡的路面拍下来，通过一个朋友寄到境外的《美洲日报》上去发表，骇人听闻地提出：“经济欠发达的平川是否需要这个长达60公里的庞大足球场？”
还是他肖道清，拿着南水北调二期工地上民工劳动场面的新闻图片，局部放大后，在香港报纸上发了出来，标题更吓人：“平川人民布满血汗的伟大脊梁，扛起的是平川地方党政官僚伟大的虚荣！”
在研究胜利矿改革试点问题的第一次常委会上，肖道清又发现了自己进行游击战乃至正规战的机会，当场作出支持曹务平的决定。肖道清决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事情很清楚，胜利矿的改革试点风险很大，甚至可以说是无限大。作为分管工会工作的市委副书记，他肖道清太清楚工人们的思路了。可正因为如此，他才要支持一下曹务平，让这个现在已变得不知天高地厚的常务副市长于无意识中拿起吴明雄的矛去攻吴明雄的盾。吴明雄不是有胆量、有气魄吗？不是口口声声要深化改革吗？那么，就请你在胜利矿试一试吧，看看8500名中国产业工人如何教训你们这帮高高在上的官僚！
这结局其实很明白，不管吴明雄怎么选择，他在选择之前，就已经输定了。真这么干，8500名矿工必然要和吴明雄、曹务平拼命，很可能会闹到省里，闹到钱向辉和谢学东面前。
市里作的决定，工人们自然不会再到市里来群访静坐，而会南下省城找省委，在省委门前静坐。而若是不干，吴明雄的盾就被曹务平的矛攻破了：你吴明雄也不过如此，为了功成身退，为了最后再往上爬一下，一个煤矿的改革试点都不敢搞！你还瞎吹什么？！这也必将引起曹务平、束华如和许多常委的不满。
吴明雄也真是胆大包天，在这一点上，就是作为对手，肖道清也服气。吴明雄明知此事有风险，自己都已在第一次常委会上把风险因素说出来了，可还是在今天上午这第二次常委扩大会上主持通过了曹务平的试点方案。
这真让肖道清欣喜异常。
下午，在陪同省计划生育委员会秦主任到民郊县检查工作时，肖道清当着秦主任和民郊县女县长巫开珍的面，在民郊县政府给吴明雄挂了个电话，适时地收回了过去给予曹务平改革试点的支持，口气十分忧郁地对吴明雄说：“吴书记，我又反复想了一下，觉得胜利煤矿改革试点的风险还是很大呀！你在头一次常委会上讲的意见很有道理，体制问题是大问题，不同于水利和道路上捐点钱，闹不好可能会出大问题，会闹到省里，甚至闹到中央。”
吴明雄冷冷地问：“道清同志，那你说怎么办？我们上午刚通过的决定，吃了一顿中饭，几个饱嗝一打就变了，再把决定收回来？这严肃吗？”
肖道清忙解释说：“吴书记，我没说要把决定收回来。我的意思是，我好歹也还是平川市委的负责人之一嘛，既然已经想到了这个问题，就得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光明正大地把它说出来。”
吴明雄责问道：“肖副书记，你光明正大吗？在第一次常委会结束后，你打了几个电话？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还要我吴明雄进一步给你挑明吗？今天你提出的风险问题，真是刚想出来的吗？我请你注意了，不要搞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那一套！更不要老想着将别人的军！这很不好！”
肖道清脸面上和口气里一点愧色没有：“老吴，我也可以和你说明白，我打过的几个电话都是谈工作。作为一个平川市委副书记，我有权力、有义务在任何时候找任何同志讨论工作问题。我现在打这个电话给你，仍然是和你讨论工作。我再声明一遍，请你记下来：我现在，也就是1995年12月11日下午4时55分坚定不移地认为：胜利煤矿的这个改革试点目前不能搞，条件不成熟，这是我在经过反复思索后得出的结论。如果你本人和常委会不接受我的意见，我将不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负责！”
吴明雄火透了，在电话里的吼声连省计生委的秦主任和女县长巫开珍都听得清清楚楚：“肖副书记，我看你又利令智昏了！你真以为你阴一套阳一套就能影响得了一个中共平川市委吗？你说干，这个市委就要干；你说声不干，这个市委就要停吗？我真不知道你在打什么算盘！现在我也和你说清楚：中共平川市委通过这个改革试点方案不是你肖副书记逼出来的，日后出了任何问题，也不要你肖副书记负任何责任！我吴明雄和平川市委的其他常委们从来没指望过你肖副书记负什么责任！这总该让你满意了吧？！”
肖道清当然很满意，他已把一头暴怒的老狮子推进了必将有灭顶之灾的巨大漩涡。更绝妙的是，在把老狮子踹下漩涡后，他肖道清光明正大地道明了自己对于漩涡的清醒认识，仍保持着一个清白的、不犯错误的光荣记录。
然而，放下电话，在省计生委秦主任和巫开珍面前，肖道清却做出一副很无奈的样子说：“我们这个吴书记，太固执，太专横，对同志之间的个人成见也实在是太深了！”长长叹了口气，又摇摇头说，“我对这个老同志也算是仁至义尽了！”
巫开珍对肖道清的话不作表示。
不了解平川情况的秦主任却议论说：“可能是平川名声大了，吴书记自己的名声也大了，就不把同志们放在眼里了吧？其实，这不好，很容易犯错误哩。”
这时，别说曹务平、束华如、吴明雄，就连料定要出事的肖道清都没想到，事情竟会闹得那么大，竟是一场轰动全国的大风波，而且，想阻止都来不及了。18个小时后，即1995年12月12日上午10时许，平川市胜利煤矿1800名矿工不满改革试点方案，一举涌上京广线集体卧轨，致使连接中国南北两个特大城市的京广铁路运输中断2小时零37分，打乱了全国铁路的正常运行，酿发了震惊全国的“12·12”事件。七十一
后来中央和省委的调查证明，胜利煤矿“12·12”事件发生时，平川市委、市政府的改革方案不但还没有开始实行，也还没有正式对外公布，仅在12月11日晚上胜利煤矿矿级干部联席会上，由矿党委书记兼矿长肖跃进按曹务平的要求先吹了一下风。吹风时，两个副矿长和一个总工程师反应就很大，指责肖跃进卖矿求荣。列席了市委常委扩大会的矿党委副书记姚欣春，也就对除肖跃进之外其他矿级干部的职级安排提出了异议，那口气好像也想弄个民郊县委副书记当当。
吹风会吹出了这么多矛盾，肖跃进不敢大意，先要求与会者严格保密，不得把会上的内容和争执透露到其他干部群众中去，同时，会一散，连夜打电话给正在市里开市长办公会议的曹务平汇报情况。
曹务平很恼火，要肖跃进通知所有胜利煤矿的矿级干部，第二天，也就是12月12日上午8时，到市政府二楼会议室开会，由他和市委常委、民郊县委书记程谓奇一起主持会议，正式向胜利煤矿的矿级干部们传达市委指示精神。
为防止可能出现的突发性事件，曹务平要已列席了常委会的肖跃进和姚欣春都不要来了，密切关注矿上8500名干部职工的情绪，作好必要的解释和说明，随时和市里保持联系，绝不能出现赴市群访。
到这时候，曹务平想到的最严重后果，也只是吹风会上的信息由心怀不满的干部透出，几千人拥到市内进行群访静坐，怎么也没想到近在咫尺的京广铁路会被卧轨切断。
这种疏忽带来的后果无疑是灾难性的。……
12月12日是胜利煤矿全矿发工资的日子，参加正常生产的工人不用说，就是平时待岗的工人也来领工资了。有些奇怪的是，过去待岗工人大都是在下午来，因为矿财务科上午从银行把钱拿出来，下午才可能发到工人手上。而这天一大早就有人陆续来了，到9点左右，矿党委大楼前的小广场上已聚了不下千把号人。
就在9点10分，原矿机修厂车间主任章昌荣和撤销建制的原采煤十区副区长王泽义，首先把一条白布横幅打了出来，横幅上写着“胜利煤矿是全体胜利矿工的胜利煤矿，谁也无权为个人私利卖矿求荣”。继而，又有些旧床单拼起的大幅标语出现了：“打倒工贼肖跃进！”“打倒昏官曹务平！”“胜利煤矿决不屈服！”“以鲜血和生命保卫我们的煤矿和饭碗！”
两面猎猎飘飞的红旗也在这当儿出现了，旗下越聚越多的工人们唱起了被他们改编过的国歌：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矿工，把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胜利煤矿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矿工们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
肖跃进和姚欣春这时都在矿党委大楼二楼上，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当年在电影里看过的工潮镜头。肖跃进焦虑万分，先是打电话向曹务平汇报，后来就根据曹务平的口头指示，打开正对着人群的窗户，大声对工人们解释，说这个方案仅仅是方案，还在征求意见。然而，肖跃进话没说完，好多石块、酒瓶就从打开的窗户飞了进来，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块砸得肖跃进满脸是血。
肖跃进任鲜血在脸上流，仍大声说：“同志们，大家都冷静一点！没有谁想卖矿求荣，矿上这几年来的处境，你们全知道。联采既然搞得这么好，就算实行全面联采，对大家也没有坏处呀！你们当中有没有联采队的同志？有没有？我敢肯定没有。他们不会过来闹，他们已经切实感受到了改革带来的好处！”
这时，又一只酒瓶飞了进来，准确地击中了肖跃进已糊满鲜血的脸，致使肖跃进颅骨折裂，当场昏倒在自己办公室的窗前，待他从昏迷中醒来，已是三天后的早晨了，该发生的全发生了。
也正因为肖跃进的昏迷，动乱中的胜利矿和平川市委、市政府失去了一个多小时的联系，事态的发展进入了无法控制的地步。
9时25分，愤怒的矿工自发拥上矿党委大楼，砸毁了肖跃进的办公桌、文件柜，还在办公室的大门上用墨汁写下了“工贼老窝”四个大字。对倒在血泊中的肖跃进，竟无人去抢救。后来，在矿工们拥向京广线时，才有几个科室干部把肖跃进用矿山救护队的担架抬进了矿医院，肖跃进方能死里逃生。主持手术的医生说，如果晚送来半小时，肖跃进的命就保不住了。
面对失去了理智的矿工，党委副书记姚欣春吓得浑身直抖，语无伦次地反复解释，此事与他无关，全是肖跃进和市委副书记兼常务副市长曹务平一手搞起来的，他是坚决反对的，而且最早的风声也是他冒着风险告诉大家的。
矿机修厂车间主任章昌荣和原采煤十区区长王泽义证明，情况确实是这样，姚欣春才得以从愤怒的人群中挤出去，一声不响地躲回了家，再也没露过面。
9时40分，占领了矿党委大楼的矿工们不知该如何进行下一步行动时，另一个对联采充满仇恨的关键人物出现了，这人就是河东村金龙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田大道。
田大道对河西村万山集团与胜利矿的联采仇恨了三年多，既恨肖跃进、曹心立，更恨庄群义。得知市里决定联采进一步扩大到全矿范围，田大道立即意识到自己集团的经济利益要受到重大影响。全面联采后，精明过人的庄群义再不会像过去国营胜利矿那样大方，对他的盗采乱挖让步。因此，一大早，田大道借口到矿上谈一笔井下矿用支架的转让，也到了矿上。
据田大道被捕后交待，发现矿工们占领了党委大楼，他和手下两个集团办公室的人，只是过去看热闹，并没有说什么，做什么。
司法机关拿出当时在场者的证言、证词，问田大道：“你没说什么吗？这么多人证明，就是你第一个提出去卧轨的！工人当时要到平川市委、市政府上访。你煽动说，上访没有用，市委决定了的事，市委不会自己推翻。要解决问题，就得把事情闹到中央去，一卧轨，中央就知道了。‘文革’时造反派就这么干的，当时周总理都出面说话了，问题马上就解决了。这些话你说没说过？”
田大道只得认账。但又解释说，自己当时绝不是别有用心，也绝没有事先和章昌荣、王泽义或矿上任何人一起参与过策划，而是法制观念淡薄，随便说说，说过也就忘了。
司法机关再次拿出了证据：“不对，你田大道不是随便说说，你是做了认真准备的。不是你拿出一皮包百元大钞，对着工人们喊过吗：铁路上轧死你们一个人，我田大道就出一万的抚恤金，轧死100个，我出100万！没事先准备，你哪来这一皮包现钞？！”
田大道无话可说了。
事实是：是日9时45分，民郊县河东村金龙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田大道，在肖跃进办公室门前的敞开式走廊上，挥着一把百元大钞煽起了矿工们冲上京广线卧轨的激烈行动。有些混在人群中的河东村金龙集团员工喊起了“田总经理万岁”的惊人口号，进一步把矿工们的情绪煽到极致。
9时50分，1800多名热血沸腾的矿工打着红旗，扯着横幅，唱着改编过的国歌，从矿东门冲上了1200公尺外的京广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