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建议大家读这部长篇小说时先放松一下，然后抛掉一切想法，排除一切干扰，比如关掉电视，屋子里最好只有你自己，找个舒适的姿势，喜欢坐着的就坐着，喜欢躺着的就躺着，但一定要集中注意力。我之所以这么建议，是因为无论是谁一旦读起这部小说都会心惊肉跳、触目惊心、精神会高度紧张，越读越有放不下的感觉。即使读完了也不忍掩卷，头脑会不停地思考。思考之后，都会得出一个结论：获益匪浅。别以为我在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在向你们推荐我最好的朋友，也是著名作家顾怀远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驻京办主任》。我之所以这么隆重地将这部长篇小说推荐给大家，是因为顾怀远是以我的日记作为素材创作的这部现实主义力作。
我叫丁能通，在驻京办主任这个岗位上工作快十年了。大家都听说过震惊中外的“肖贾大案”吧，对，我曾经给原东州市市长肖鸿林当过秘书，后由市长秘书的岗位转任驻京办主任，大家对我的情况可能不太了解，但对顾怀远的大名早已耳熟能详。大家之所以对他这么熟悉，并不是因为他曾经是原东州市常务副市长贾朝轩的秘书，而是因为他的作品得到了广泛的关注。特别是他的长篇力作《庙堂》出版以后，更是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应该说怀远能奋斗到今天这种程度，相当不容易，可以说是个涅槃重生的过程。像怀远这种常在河边走而不湿鞋的人，堪称出污泥而不染的典范，他却不屑于荷花，认为荷花的艳丽大多得益于人工的培植，他更欣赏芦苇，想做一株会思想的芦苇，在大自然中自由自在地生长。然而谈何容易。但是怀远是个说到做到的人。记得“肖贾大案”刚刚结束时，一位专案组的处长曾经跟我说过，顾怀远在协助调查期间给专案组全体成员留下了深刻印象，一开始专案组考虑到他是贾朝轩的贴身秘书，对*内幕一定了解很深，又比较年轻，便将他列为“肖贾大案”的突破口，但是随着案子越办越深入，逐渐发现顾怀远决不是上梁不正下梁歪的人，于是将“双规”改为“协助调查”。在协助调查期间，顾怀远不卑不亢，抱定不想害任何人的原则，任何口供都有理有节，以至于案子快结束时，专案组组长亲自给他点了一支烟，还送给他两个字的评价，这两个字就是“战士”。
如果说当市长秘书时的顾怀远是被动地抵制*的话，那么成为著名作家的他这些年一直用笔对*进行深刻的思考。当然他的作品也并不是受到所有人的理解，一些人处于种种不健康的心理对作品对号入座，曾一度给他带来许多烦恼。特别是当他曾经给贾朝轩当过秘书的窗户纸被媒体捅破之后，他几乎陷入被媒体包围的困境之中。之所以称为困境，是因为贪官秘书能华丽转身为*作家，这本身就有极具新闻价值。“肖贾大案”以来，顾怀远一向秉持人死为大，绝不伤害任何人的原则，然而尽管顾怀远一再回避贾朝轩的话题，并且即使自己身陷媒体的包围之中，也从未谈过“贾朝轩”三个字一次，但是在铺天盖地的专访中，到处穿插着他谈“贾朝轩”的段子，搞得他苦不堪言。应该说，“贾朝轩”三个字是埋在顾怀远心灵深处的最痛，他却不得不承受别人在他心灵的伤口上撒盐的痛苦。
读者了解他只能透过他的作品和媒体对他的报道，由于曾经共同工作的经历，我认识的却是一个全面的有血有肉的并且才华横溢的顾怀远。当年贾朝轩在中央党校青干班学习，怀远就住在东州市驻京办为贾朝轩做作业，青干班一共一百六十八位正厅级干部，来自四面八方，怀远为贾朝轩做的全部作业的成绩都是全班第一，其才华可见一斑。应该说顾怀远是靠自己的实力悄然走红的，他靠的是实打实、硬碰硬的勤奋，而不是炒作，更没有借助于影视。是读者发现了他，是顾怀远作品独特的艺术魅力成全了他。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到顾怀远的创造与勤奋，更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他勇于创新的创作精神。有一次，《名人周刊》的记者找到我，希望通过我能联系上顾怀远，对他进行专访。这位记者姓石，名山，我知道《名人周刊》是个颇具影响力的大刊物，这么有影响力的刊物要专访怀远，我从心里为他高兴，便亲自带石山去东州见怀远。专访期间，我一直在场，怀远一开口就问：“小石，你是采访作家，还是采访秘书？”石山笑嘻嘻地说：“当然是采访作家，要是采访秘书，我干吗要跑到东州来，在北京直接采访丁主任好了，他曾经是肖鸿林的贴身秘书。”顾怀远谑而不虐地说：“如今无论是报纸，还是杂志，都是企业，企业要生存下去，难免要找噱头，为的是扩大发行量。不瞒你说，我最近一直被媒体当做贪官秘书报道，我再不加点小心，连秘书两个字怕是都要拿掉了。”石山一本正经地说：“顾老师，《名人周刊》是以诚信为本的大刊物，我这次奉领导的指示来采访你，完全是被一个作家的作品所感动而来的。”顾怀远这才如释重负地谈起了文学。我对文学知之不多，听怀远侃侃而谈了一下午，我才明白原来小说并不是讲故事，而是怎么讲故事的艺术。顾怀远一再强调他的小说不是创作，而是创造。他说，长篇小说那种传统的大记叙文式的创作方法已经被用滥了，那种靠写大故事的传统小说其创作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对以往长篇小说不高明的抄袭。顾怀远介绍了他全部作品的创造，他强调我不仅不模仿和重复别人，也不模仿和重复自己。说句心里话，顾怀远的创作理念让我耳目一新。晚上，我请怀远和石山吃饭。席间，石山向顾怀远诉苦说：“顾老师，我现在三十二岁了，一没房子，二没车，对象搞了五六年了，就是没钱结婚。
我们《名人周刊》北京记者站的站长，不仅在四环以内买了近两百平米的公寓，还开了一辆华晨宝马，去年结婚办得既风光又体面，顾老师，您是经过风雨的人，你给我出出主意，我怎么才能把我们站长挤走，取而代之呢？”顾怀远一听为难地看了我一眼，我知道他已经离开官场多年了，回答这种问题驻京办主任最有发言权，于是我接过话茬大侃了一番，听得石山一副顿开茅塞的表情，感激得连连敬我们酒。没想到，我的这番话却给顾怀远带来了大麻烦，一个星期后，新一期《名人周刊》上市了，我买了一本一看，石山当时用人格承诺的标题《一个让恶势力心惊肉跳的作家》改成了《顾怀远：我给贪官当秘书》。而且我在酒桌上胡侃的一番话竟然变成了顾怀远的观点，我当时脑袋就大了，立即拨通了石山的手机质疑道：“石山，看来我是高看你了，原来你们的刊物不是《名人周刊》，而是《狗仔周刊》！你就不怕怀远告你们诽谤？”石山嬉皮笑脸地说：“丁主任，我们领导说了，就怕你们不告，越告杂志的销量越高。”我气愤地说了两个字：“无赖！”然后愤然挂断手机。我怀着歉疚之心拨通了怀远的手机向他道歉，怀远却淡淡一笑说：“能通，这种亏我不是吃了一次两次了，已经习惯了，你也别太往心里去，只能吃一堑，长一智了。”顾怀远口气中透露出的那种无奈，一点也没有当年专案组称赞他为“战士”的气魄。这件事一直让我心里很愧疚，总想找个机会替怀远澄清事实，但总苦于没有机会，刚好怀远要创作《驻京办主任》这部长篇小说，专程到北京来见我，我之所以将我任驻京办主任期间的日记借给他当素材，就是想用实际行动弥补当初由于我的疏忽，给他带来的诸多烦恼。能有机会将功补过，我心里很安慰。有人可能担心，你把自己的日记借给顾怀远做素材，日后《驻京办主任》出版了，你就不担心有人对号入座？
总之，说心里话，我太了解怀远了，尽管这部小说一定会写成《一位驻京办主任的自白》，但是我坚信你们别想在小说里面找到任何我的影子，不过，你们读后一定会认为，这不是作家顾怀远创作的，而是出自一位真正驻京办主任之手。我之所以这么肯定，是因为顾怀远本来就非常了解驻京办，再加上我提供的日记和他出众的才华，这部小说一定会很精彩，我相信你们读后肯定会有道破天机的*。不过，别指望顾怀远创作出一位高大全式的驻京办主任，即使生活当中有，他也不会这么写的，因为他非常清楚驻京办是个什么样的政治平台，在这样的政治平台上，怎么可能涌现出像东州市委副书记李为民式的人物呢？即使有，人们也不会相信，因此我断定他会以驻京办为一面镜子，而且是一面破碎的镜子，然后他会用笔将每一块碎片拼贴起来，形成一面新的充满裂缝的镜子，形成一种特殊的视觉效果。这种视觉效果必然是震撼的，因为它不再是一面镜子，而是一个万花筒。对，顾怀远一定会以驻京办为平台，展示给读者一部万花筒式的长篇小说。这不等于说，驻京办就是个万花筒，只能说驻京办只有在顾怀远的笔下才是个万花筒。顾怀远是一位剥面具的专家，他的每一部作品都会让那些佩戴面具的人羞愧不已，《驻京办主任》或者说《一位驻京办主任的自白》这部异乎寻常的*，不仅会剥下掩饰人性丑陋的面具，更会剥下掩饰旧机制丑陋的面具，剥下掩饰道德丑陋的面具。什么是话语权？其实就是权力。毫无疑问，《驻京办主任》是一部政治小说，讲述的是权力斗争的游戏，但是作为一部艺术作品，他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地将伪善的面具剥下来，其深刻的意义必将远远地超越文学。
清江省东州市驻京办主任丁能通二○○九年九月二十二日于北京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