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谢喜出望外：“太好啊，你们等一下，我这就打电话联系！”他从皮包里掏手机，却忘了手机已经被摔碎，我把我的手机关机，取下电话卡。将手机扔给他，老谢换上他的卡，走出屋在门口开始打电话，边打还一边偷偷用余光观察我们是否偷听。
　　我问：“这家伙会不会又耍什么花样？”
　　方刚哼了声：“管他呢，反正我们要的是猴王，事不办成，我一毛钱都不会给他。”我心想也是，过了十几分钟，老谢返回来，高兴地说已经把消息传给那些捕猴商，要他们尽快动手。
　　我们仨从孔敬回到曼谷，在机场附近的一家旅馆住下。专心等老谢消息。闲着无事的时候，我让老谢讲两年前那个新加坡马戏团老板的事，老谢看来很有兴致，添油加醋地给我讲当年的经过。方刚坐在旁边边听边喝啤酒，明显是在监视和偷听，好像怕老谢把我拐卖走似的。
　　两天之后，就有人给老谢打电话，他乐得嘴都合不上了，连忙朝方刚要地址，说已经在老挝西北部的深山里抓到一只爪哇猴王，刚装进大铁笼子里。我们高兴极了，我立刻给阮文勇打电话，让他提供他在河内机场附近租的那间仓库的地址。阮文勇比我们还高兴。快速提供了地址，老谢将地址发给捕猴商。
　　次日猴王被运到河内，阮文勇打电话说验货无误，那只确实是猴王没错，我心里很高兴。心想老谢这家伙总算派上了用场。上团丰号。
　　又过了四五天，阮文勇电话催得冒烟，老谢也急得在屋里像驴拉磨似的一个劲转圈。阮文勇发短信给我，说他姐夫上午刚从医院出来，伤口发炎总算控制住了不再恶化。在医院的那几天，黎先生的怪病令所有医生和护士都不相信，但每天都在旧伤上面加新伤。院长怀疑黎先生有自虐倾向，派出三名护士整晚监视，但无一例外，在凌晨的时候全睡着了。
　　我只好说这边正在全力抓捕中，马上就有消息。这边叫来老谢，让他再打电话问有没有消息，要是再拖几天，估计那个黎先生就快归西了。
　　老谢说：“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唉，就差这一只猴王……”他边说边出了房间，回避我们去打电话。
　　方刚骂道：“打个电话还要背着人，又他妈不是贩毒！”我笑了，心想你打电话联系生意的时候不也这样，还非要我回避，看来他们都是职业病。第二天上午，老谢兴奋地向我和方刚报告，称最后一只爪哇猴的猴王已经抓到。正在装箱运往机场。
　　我高兴地说：“真的？太好啦，我们现在就去河内看看！”
　　临出发时，老谢问我们能不能先付给他一些定金。我说：“急什么？我们还都没拿到钱，你就开始要分红了？”
　　老谢尴尬地说那两伙捕猴人的辛苦钱还没给，这几天一直在催。我心里其实很清楚，这些活动经费是要先付的，而之前我们接生意都要收定金，用来当作必要的活动资金。像老谢这种几乎身无分文的人，确实拿不出钱来活动。我和方刚商量过后，先给了老谢五百美元。
　　“这、这也太少了，连抓一只猴王的钱都不够……”老谢为难地说。
　　方刚把眼一瞪：“你说不够就不够？我怎么不信？”横归横，但他还是又数了三张百元美钞扔给老谢。老谢递过钱收起来，连声道谢，我心想这个“老谢”二字真没白叫。
　　辞别老谢之后，我和方刚立刻订了从曼谷飞往河内的班机，再把消息告诉阮文勇。他激动得说话直结巴，一个劲感谢我们。
　　在河内下飞机后，阮文勇已经在仓库里等待。他向我们真诚地道歉，说当初不应该怀疑我们。方刚很大度地摆了摆手，说做生意就是这样，以诚为本。
　　那九只猴王一直被专人好吃好喝伺候着，还都算精神，只是它们经常隔着铁栅栏互相狂叫，似乎互相不满。
　　飞机托运活物手续多，比运人更麻烦，第二天下午才运到，我们都感觉已经过了几年似的那么漫长。当工作人员把装有猴王的铁栅栏笼子运出来时，我、方刚、小杨、老谢和阮文勇都特别激动。
　　阮文勇仔细分辨这只爪哇猴，身体没有其他九只猴王那么强壮，但精神头很足，两眼放光。阮文勇和黎先生一起从事养猴生意近十年，对猴子很了解，甚至会说一些猴类的语言和叫声。他站在这只猴子笼前，用嘴模仿了几种声音，猴子没什么反应。
　　小杨好奇地问：“你在和它聊天吗？”
　　“我在用猴群中成员的叫声和它沟通，意思是问它是不是首领，可它没有回答。”阮文勇解释道。
　　我看着老谢，问：“这是怎么回事，你确定那边抓到的是猴王吗？”
　　老谢拍着胸脯：“那个抓猴人是我多年的好朋友，人品可以保证没问题！”
　　这时阮文勇又嘬起口唇学了几种声音，那猴子明显有了反应，上窜下跳，也发出相同的吱吱声。阮文勇高兴地说：“这回对了，它能做出正确回应，应该就是猴王，是猴王！”我们都松了口气，马上通知黎夫人，要准备进行下一步了，也就是去孟东深山找苗族师父给黎先生施法。
　　方刚向机场仓库的工作人员借了一个小型喷涂枪，隔着铁笼子，朝老谢弄来的两只猴王后背上分别喷了白漆，先弄来的那只猴王后背有一块白漆，而今天弄来的这只后背则被方刚喷了两小块。两只猴王显然很不满意，对方刚示威地咧嘴龇牙。
　　小杨问：“方大哥，你这是要干什么？”
　　“没什么，做个记号以防万一，不过最好是用不上这个东西。”方刚把喷涂枪递给工作人员，拍了拍手掌。
　　我们回到医院，黎先生已经被外伤折腾得极度虚弱，身上缠的全是纱布和绷带，几乎都说不出话来。黎夫人很担忧，问能不能把那位师父请到河内来施法，大不了多给点红包。方刚说：“不行，这些师父们长年隐居深山，这样才能安心修习黑法，城市里人气多而杂乱，影响师父的心智，所以只能我们去山里。”
　　小杨问：“可是那条山路这么难走，汽车都进不去，黎老板又病得这么重，怎么走？”
　　黎夫人没了主意，阮文勇说：“就算雇人抬，也要把姐夫抬进山里去！”
　　阮文勇在当地雇了五六十名身体强壮的男人当轿夫，又在停车场包下两辆大巴车。从清晨开始，兵分两路，一路是长厢货车，由河内机场出发，把十只装有猴王的铁笼子运到孟东；另一路就是我们，用大巴车载着那几十个“轿夫”，后面是两辆五座的旧式吉普，分别坐着黎先生夫妻和我们五人。黎先生夫妻的那辆吉普后排座椅已经放平，好让黎先生能躺着。
　　就这样，两伙人在孟东汇合，方刚之前的那位向导朋友早就在村里等候，在他的带领下，几十位“轿夫”开始工作了，他们每四人一组，抬着焊上四根包棉铁棍的猴笼子，再由四人抬着躺有黎先生的担架，开始进山。
　　上次我和方刚、小杨还有阮文勇等人走路进山，足足用了四个小时。这次是雇人抬铁笼子和担架，走得更慢，每半个小时歇十分钟，分成四组换班。到了下午四点多钟，这几十个人脚都磨出大泡。终于到了那位苗族师父的竹楼，师父正在门口和两名徒弟喝茶，看到我们抬了十个大铁笼子，里面还有猴子，都感到很惊讶。方刚的朋友说明来意，阿赞师父围着这些铁笼看了半天，边看边笑。
　　方刚的朋友对我们说：“这位师父说，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就凑齐十个猴王，恐怕也只有你们了，这些人还真有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