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谢说：“不可能不可能，阿赞洪班说了，方刚身上的女性阴灵已经被驱走，只要不被人再次施降，肯定不会再出意外！”
　　方刚哼了声：“看来是真有个降头师成天跟在我屁股后面打闷棍。折磨我来玩？”
　　我说：“也许问题不是出在人身上，而且某个东西，到时候得好好查查。”
　　老谢说：“那现在怎么办？”我说一会儿就去找院长，想办法让他开出院证明就行了，大不了给点儿钱。老谢马上表示他没带钱包，我说压根就没指望你出过钱。
　　谈话过程中，我发现方刚双手十指都光秃秃的。就问你的五毒油戒指没丢吧，方刚生气地说：“那天晚上被警察送进这里的时候，把我身上所有的金属物体全都搜走了，说是怕我自残。”
　　正在我要去找院长的时候，方刚问我俩有没有被人跟踪过，我忽然想起上次去方刚家找他，掏手机时掉出几张钞票，我回头捡钱的时候看到后面有个人留步转身，犹犹豫豫的。那时候我完全没在意，现在想起来。似乎觉得也很可疑。
　　看到我的表情，方刚把眼睛瞪起来：“到底有还是没有？”
　　“不确定，除非再被跟踪。”我老实回答。
　　老谢迟疑片刻。说前几天有个人四处打听方刚，后来又找到他，但他没告诉对方。方刚连忙问：“打听我？打听我什么事？”老谢说对方只称是方刚的朋友，手机丢了没有电话号码，想找他请几尊龙婆都姆的天童古曼。
　　我问：“那人长什么样？”
　　老谢想了想说：“是个中国男人，四十几岁的模样，操沿海口音，国字脸，梳着分头，大概和你差不多身高，右眼角上有道很明显的疤，耳朵上也有缝过针的痕迹。”
　　我问方刚认识这人吗，他摇摇头，说没有印象。这时，我想起一件事，就问老谢：“上次找你请布周的时候。你说在龙婆都姆那里请几尊天童古曼，就是这个人要的货？”
　　方刚冷眼看着老谢，老谢连忙解释：“不是不是，那次我给你打电话一直不通，所以我就……”方刚哼了声说是你故意截糊吧？老谢咽了咽唾沫，没说出话。我笑着说老谢没把你的手机号码随便给可疑之人，已经是不容易，截糊就让他截一把吧。
　　方刚对我俩说：“这个脸上和耳朵都有疤的人很可疑，你们看看能不能找机会和他再次接触，最好能偷拍照片，让我看看到底真是我的老客户，还是个冒牌货。”
　　我和老谢问医生院长办公室在哪里，那医生说院长去曼谷办事，要两天后才回来，让我到时候再来。我塞给这医生一千泰铢，让他对方刚照顾点儿。过几天我就接他出院，医生连连答应。
　　回孔敬的路上，我和老谢商量，方刚这事肯定是有人在背后暗中搞鬼，只是对方在暗处，我们在明处。最好是能找到那个打听方刚的有疤者，看有没有线索。老谢有些害怕：“田老弟，你说那人是方刚的仇家，还是我们三个人共同的仇家？”
　　我摇摇头：“这可不知道，总之我俩这段时间也要小心谨慎，晚上没重要的事情，尽量别独自出门，免得麻烦。”
　　老谢紧张地自我安慰：“我倒觉得那个有疤的家伙只是方刚的仇家，不然完全可以把我控制住，再从我手机里翻出方刚的号码，也不是难事啊！”
　　我想了想，说：“不见得。也许对方是投鼠忌器，想把我们三个人的住所全都摸清之后再有下一步动作呢？”
　　听我这么说，老谢更害怕了。我劝他别紧张，让他找个借口和那位有疤的家伙见面，就说有一批效果好的正牌刚刚请到，问他要不要。如果他表示没兴趣，就说明有可能真是方刚的客户，如果他很痛快就答应，那就不好说了。
　　老谢苦着脸：“你这一说，我倒不敢和他联系了。”我说你怕什么，把地点安排在人多的公共场合，比如热闹商业街的餐厅，我会在暗中观察，如果发现有不对劲，会立刻报警，老谢勉强同意。
　　在孔敬老谢家里，他以手机免提给那有疤者打去电话，称有一批刚从清迈帕辛寺请出来的崇迪牌，很抢手，你要不要。那人立刻说：“可以，谢老板，你什么时候把方刚的电话号码给我？或者告诉我他家在哪里也行，我找他真的是有急事。”
　　我在旁边悄悄听着，大气也不敢喘。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这个人的说话声音很熟悉，但一时又想不起来。
　　双方约好，明晚六点左右在孔敬大巴车站附近的餐厅见面，这里有两条商业街，有利于做掩护。当晚老谢带着几条佛牌放在皮包里，我俩四点钟就找了一家位于车站附近的餐厅，我坐在包间里面，老谢坐在散位，离我大概有十米左右。
　　到了六点钟，老谢打着手机出去接人，一个高个男人和他再次走进餐厅。我从包间的门缝里向我偷看，刚看到那人的五官，顿时全身血液涌向大脑，竟然是之前在印尼雅加达接解降生意的汪夫人情夫，那个姜先生。
　　姜先生脸上多了一些伤疤，我这才想起半年前方刚在雅加达的朋友向他汇报过，说姜先生在地下停车场被人袭击，打成重伤，看来就是那时候留下的。姜先生打听方刚的联系方式，很显然不是为了请方刚吃饭，至于在打什么鬼主意，只有他自己知道。当初阿赞NangYa用灵降术让汪夫人把车开到河里淹死，姜先生没了靠山，如意算盘落空，一分钱的便宜也没得到，肯定是怀恨在心。后来又被汪海的老婆差点打死，他不敢惹对方，估计也把这笔账算在我们几个人头上了，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
　　半小时后姜先生离开了餐厅，我和老谢出来，为防止被跟踪，我俩在商业街的人流中转了好几圈，确定能甩开一切跟踪者，这才叫了辆出租车离开这里。
　　在车上，老谢说：“那人又掏钱买了两条佛牌，还问我方刚的联系方式，我照例说电话打不懂，让他有生意就找我。那人看起来似乎有些生气，但也没说什么。”
　　我把姜先生的身份告诉老谢，他吓出一身冷汗：“竟然是他！是不是他已经知道当初就是我把你们三个人救出来的？现在找我算账来了？”
　　“你慌什么？他找上你只是看到你有方刚的联系方式却不告诉他，还非要做他的生意。这人想给你点儿甜头，好套出情报来。”我说。老谢听说是姜先生，说什么也再不敢和他联系了，让我另想别的办法。那个事对老谢印象太深，他怕惹事，姜先生没得到汪家的财产，什么事都做得出。
　　两天后我和老谢再次来到精神病院，找到院长之后说明来意。院长一看就知道我们是有备而来，告诉我们，这名叫方刚的患者昨晚又发病了，死死掐着送药护士的脖颈。他怕我们不相信，又叫来上次那位负责的医生，医生说：“确实，昨晚那名患者突然发作，要不是当时有我在旁边，那护士都要被掐死了。”
　　等那医生离开办公室，我也不想多废话，直接数出十张千元泰铢的钞票扔在桌上。院长把钱收起来，立刻打电话通知医生开具出院证明，他在上面签了字，让我们把方刚带走。
　　再次见到方刚，他的神智还算清醒，只是脸色还那么怪异，青灰青灰的，抄着双手，好像很冷。我问：“老哥，没事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