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住得算是不错的，起码是个套房，”看到费大宝惊讶和带有几分轻视的神情，黎导演掩饰着尴尬，“他们那些人更惨，只有八九平，中间用木板和铁网隔着，比他妈的我以前住的房子卫生间还不如！”看来香港人习惯把这种带有独立卫生间的蜗居称为“套房”。
我不像费大宝，他是典型的富二代，我是平头老百姓，以前也在照片中见识过鹏仔的隔间，比黎老板的还差，所以我没那么惊讶。坐在床边，看着桌上供着的那尊半天半地九灵古曼，我说：“你得把这张桌子移开。不要摆在卫生间旁边，泰国供奉物不能距离脏处太近。”
黎导演说：“可房间就这么大！”
费大宝说你可以将床移到卫生间旁边，桌子就能搬开了。黎导演苦笑：“这卫生间经常堵塞，味道很臭，把床尽量离远些还好，要不然连觉都难睡，还要用棉花把鼻子塞住！”我心想就这么大的房间，近点远点又有什么区别。
人多力量大，我们三个人共同动手，帮黎导演把桌和床调换位置。看着桌上的供品。有小孩玩具、零食、牛奶饮料等，费大宝仔细动手数了数，每种不多不少，都是九份。
我点点头：“没错，供奉方法对头，现在位置也调换好了，以后在更换供品的时候，念几遍心咒，而且最好在午夜无人的时候。”黎导演连连点头，掏出纸笔记录。要走的时候，黎导演说要请我们喝下午茶，但说实话我不太好意思。不管他以前如何风光，但现在很落魄，上次请方刚吃那顿饭，没个上千港币根本下不来，估计已经是他半个月的房租。于是我提出这次该轮到我们请客，由我作东。
黎导演坚决不让，我说那就不去了，黎导演才同意。虽然这桩生意我并没赚到半毛钱，但我想跟他搞好关系不是坏事，客户都是慢慢培养出来的，谁知道以后他有没有朋友介绍过来呢。
喝完茶回家，费大宝问为什么叫半天半地，我说：“方刚没教过你？天童和地童古曼你都了解吧，这种半天半地，就是天童的禁锢法门，但能达到地童的强效成愿。目前只有龙婆都姆可以制作和加持，别的师父都不行。”
“那鬼王，还有我干爹也不行？登康师父呢？”费大宝问。我笑着说当然不行，一是龙婆都姆是修正统佛法的。而阿赞师父们走的都是野路子，在禁锢阴灵方面，永远也没有佛法厉害。二是大家各有专攻，虽然鬼王、于先生和登康不懂佛法，加持不出半天半地，但他们会降头术，从某种角度来讲，远比龙婆师父们更受欢迎。
费大宝连忙掏出纸笔记录，我心想这家伙虽然很多时候都不太靠谱，但对佛牌行业还真是有热情。和小杨一样。想起小杨，我就掏出手机给她打了个电话，才知道最近小杨一直在美国，在叔叔的监督下进修工商管理，这几天刚回到东阳。说非常不喜欢读这种课，但没办法。
转眼十多天过去，我始终在观察伟铭和淑华，因为只有这几个人的嫌疑最大。但并没找到什么可疑之处，我也悄悄用五毒油在这三人身上都测过，伟铭和淑华各佩戴着一条白衣阿赞的阴牌，入过阴料，所以颜色都会发深，这也是正常现象。
我问费大宝，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揪出这个内鬼。费大宝说没什么好主意。但他平时在店里的时候，也会多留意这两人，相信总能看出端倪。
这天，我忽然接到黎导演打来的电话，说要请我和费大宝吃饭。我很奇怪，他毕竟不是我的客户而是方刚的，难道真给我发展了新客户？我很谨慎，虽然我和方刚熟得不能再熟，可以说是过命的交情，但这家伙有时候特别认死理。让他千里迢迢来救我的命。他可能都不会犹豫，但要是觉得我有抢他客户的嫌疑，非跟我翻脸不可。
“黎导演，是有朋友介绍给我吗？”我笑着问。黎导演也嘿嘿地笑，说没有的事。只是为谢谢我。因为方刚不在香港，我和费大宝也帮了不少忙，而且大家都是朋友，请我就等于请方刚了。
看来他还在卖关子，我和费大宝也没多想。就乘出租车前往骆克道的那家粤菜酒家，看来黎导演很喜欢在这里吃饭。这种档次的酒家，在香港也应该算是中上等了，以黎导演现在的处境，怎么消费得起呢？
在疑惑中于二楼的角落找到黎导演，他这次并没有订包间，而是散座，但有屏风隔着，是典型的广东人吃饭谈事的风格。他坐在桌中，笑容可掬地看着我们，做了个“请坐”的手势。等我俩坐下，他又递上香烟，被我推辞，而费大宝也没客气，接过来就点燃。
黎导演将服务员叫过来说可以上菜了。我笑着问：“黎导演，怎么有兴致找我们俩吃饭，是有什么喜事吗？”
黎导演哈哈一笑：“没那么复杂，不过喜事也是真有。”说完他拿出一份类似合同的东西放在桌上，我和费大宝打开看。全都是繁体字，认起来有些费劲，但还是能看出，这是电影公司与导演之间的合同，最后一页的签署日期是1997年6月份。已经是十年前的。
“什么意思？”费大宝问道。黎导演笑着说，那天晚上他刚供完古曼，也换了供品，刚上床躺下，就听到壁柜的木板发出响声。他爬起来不到两秒钟，柜子就塌掉了，里面堆了很多杂物，还有书籍、光碟和杂志等，全都压在床上。
我说：“哦，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不是为了供奉古曼，你早就上床睡觉，说不定会被压伤。所以觉得这是古曼在帮你逃过一劫？”
黎导演神秘地摇摇头：“开始我也这么觉得，但如果不是为了让古曼远离卫生间，我也不会移床到壁柜下面，也就没有被压的危险。我在收拾那些杂物的时候，有个裂开的文件袋，里面全是当年我拍戏时的导演合同。看着这些合同，数了数大概有七八十份，我一直留着没有扔。心里很感慨，随便翻了翻，其中有份合同就是这个。里面有个条款是卖掉的电影光碟，我都有版税可分，但每五年才结算一次。现在刚好过了十年，应该分给我两笔钱，但那时候早就忘记了。我把所有的合同都翻出来。还有几份也是这样写的，都是同一家电影公司。”
费大宝连忙问：“后来去找电影公司要钱了吗？那家电影是否还在啊？”
“所以说我运气好，那间公司已经改了名字和后台老板，但账务关系也保留着。”黎导演说，“我去找新公司。老板当然不愿意，我就说要找律师跟你交涉，刚好这家公司有部新戏要上，正在两地搞宣传，可能是怕有负面影响。就答应帮我查账。查了不要紧，光从1997到2000年，那几部电影就卖了几十万张光盘，每张我能抽得两块钱，就是一百多万港币。”
听了这个消息之后，我和费大宝都瞪大眼睛，黎导演开心地大笑，拍拍我的肩膀：“田顾问，真要感谢方老板和你，要不是认识你们俩，我哪里有这么走运！”
菜上齐了，我和费大宝举杯庆祝黎导演终于否极泰来，他也很高兴，光自己就喝了半瓶白酒。我问他这笔钱要怎么花，是不是先换个好点儿房子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