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拧着，生怕一不小心就会吐了出来，我忙喝了口水，然后给自己也点上支烟。老头还在继续着：“虽说是白天，但屋里的光线并不好，关科长家的窗上贴着绿色的窗花纸，太阳射过玻璃，他的脸显得惨绿。他很认真地咀嚼着，仿佛真正地在品尝着美味珍肴，而我们则是感到无比的恶心，有几个年轻人甚至当场就吐了。”他顿了顿，吸了口烟，他的目光望向远方，他还陷入在他的回忆之中。我轻轻地叫道：“大爷。”他一惊，“啊？”然后才回过神来：“警察问他：‘你就是关德宁？’他没有理会警察的问话，只是一个劲的傻笑，一边还说着：‘很好吃的，真的很好吃的，你要不要啊？’然后在锅里捞了一会，又抓着一把内脏递过来。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我当时感觉全身象虚脱一样，摇摇晃晃地夺门而逃。后来警察是怎么把他弄走的我就不太清楚了，不过没过多久，就听说经过鉴定，他患了严重的精神病，至于是什么病我就不知道了，最后警察把他转到了精神病院，从那以后，大家都没有再提到他，对曾经亲眼目睹那一幕的人，关科长无异于就是一个恶梦。”听完了老头说和故事，我的心很乱，这一切关心从来没有说过，但她是有隐瞒的理由的，毕竟对她而言，这是家丑。我突然有点理解她了，换作任何人都不会把这一段给外人说道的。
    我望着老头，问道：“关科长出事以后，他原来的妻子来看过他吗？”老头叹了口气说：“他原来的妻子离婚后就离开了凯里，具体去了哪里没有人知道，有人说她去了省城女儿那里，也有人说她去了北京，听说她娘家就是北京的。”又是北京？看来我分析得并没有错，关心和陆家的关系应该不是表面上看的那么简单，要么她们就是直接的亲戚关系，要么一定是什么世交。我又继续问道：“出事后关心回来过吗？”老头摇了摇头：“没有，她一直恨着她的父亲，她母亲走的时候把她一直带走的，至今从来没有再回来过。”我点了点头，便把话题岔开了，又拉了会家常，然后客气地和老头道别了。
    我是慢慢步行回酒店的，因为刚才下车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酒店和文化局离得并不远。听完了这个故事，我心里阻得慌，突然有种想喝酒的冲动。不知道是不是在内心里为关心难过，我竟然感觉到眼里有些湿润了。
    进入酒店大堂，我突然有点不安的感觉，好象我被一双眼睛紧紧地盯住，怎么也摆脱不了。我用余光看了看四周，并没发现什么异常，但我相信自己的感觉，我知道，我被跟踪了。我进了电梯，并没有人跟进来，我摁了一下十楼，想想觉得这样并不安全，我又摁了一下六楼，电梯到六楼停下后我走了出去，从安全通道下到了底层。
    我从酒店的员工通道出了酒店，拦了部车让他随便找一家远点的旅馆。还好出来我带了手提包，钱和手机都在，我的心倒也不慌了。酒店里并没有什么东西，除了一包换洗的衣服。我掏出手机给邓琨挂去电话，简洁地把事情给他说了下。他说队里有案子，一时半会走不开，让我先找个地方住下，他估计下午三四点钟才能到，这之前他会和凯里市局的朋友打电话，让他过来陪着我，保证我的安全。放下电话，我才松了口气。
    我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条件很差，但我看了地形，除了正大门还有两个出口，一旦有事我能够及时地逃离。我躺在旅馆看上去并不干净的床上，我在想着这一切空间是怎么回事。我到凯里市并没有人知道，可怎么会有人跟踪我呢？不管他是出于什么目的，我都感觉到了杀机。陆家，只有陆家的人才知道我一定会到凯里来，也只有他们知道我到这里第一站就会去打听关心的事。
    手机响了，是邓琨，他告诉我他在凯里的朋友一会就过来，让我把地址给他，他把地址和电话给他朋友，然后交待我小心一点，在他朋友来之前千万别出门。
    我在焦急地等待，不时地从窗子向外看，窗户正对着大门，车子来的话只能在大门外停下，而后面的两个通道都是狭窄的小巷，我想如果要抓我的人一定不会从那里进来的。街上很平静，虽然偶尔不时有人经过，但并没有我感觉到的危险。我看到两个身着警服的男人走到了大门外，其中一个掏出手机好象在拨号，不一会，我的电话响了，我没有接，挂断了，马上给邓琨打了过去：“你的朋友是一个人来吗？”他说：“嗯，我交待他一个人来的。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我说没事，我挂了电话，把电话调成振动，拿起包，冲出房间，向后院的小巷跑去。我之所以打电话给邓琨，是因为我看到了那两个警察脸上的杀气，特别是那双眼睛，如刀锋一般尖锐而冰冷。他们不象是来救人的，那种紧张和急切没有在他们脸上表露出来。长期的行为心理研究，使我很快就对他们俩人做出了判断，危险又一步逼近了。
    我并没有跑远，我跑进了巷尾的一个小饭馆，饭馆有二楼，我躲在二楼上，随便点了两个小菜，留心着楼下的情况。果然，大约七八分钟后，那两个警察从小门冲了出来，两人对着后巷一阵嘀咕，然后往巷子的尽头追了去。他们不会想过我并没跑远，更不会想到我就在附近藏匿。
    我慢慢地吃着东西，我想两人应该不会再回来了。
    邓琨打电话来了：“朱哥，方勇到了吗？”我一边吃着一边说：“来了两个，我不知道有没有方勇。”他疑惑地说：“什么？两个？”我也懒得和他解释，我说：“那个啥，方勇是什么样子的？”他说：“瘦高头，大概一米七八，小子挺精神的，是我们队方指导员的侄子，跟我关系很好。”我回忆着，那两个警察没有一个个头到一米七的，我说：“那不是他，但他们怎么会知道我在这儿？”邓琨说他也不知道，他说他在催催方勇，我说不用了，我很安全，到时候你直接来找我吧。他好象明白了我的意思，他说：“那好，我马上开车来，你等等，估计两个小时左右到。”是的，我不太相信他说的那个方勇，我知道邓琨不会出卖我，但方勇却不一定，不然那两个警察又怎么会知道我的住处，怎么会有我的电话。
    吃完东西，我回到了小旅馆，房间被翻动过，我肯定他们不会再回来便反锁上门，靠上床上睡了，我把电话放在枕头下面，一旦邓琨到了，我能听到他的电话。
    我并没有睡着，我心里害怕极了，我害怕真是陆家的人要害我，那样，凭着陆家的家世背景，对付我如同掐死只蚂蚁，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大费周章？说明我的手中已经掌握到了足以让他们不安的东西，那又会是什么呢？
    我听到了熟悉的发动机声音，立即从床上翻爬起来，站在窗边望了望街上，果然是邓琨到了，我看了看表，他只用了一个小时五十分钟。我算着他差不多到了楼上，打开门把他迎了进来：“枪带了吗？”他点点头，看他的样子有一些紧张，他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惹到什么样的人了？”我说：“走，我要去个地方，咱们路上说。”
    下了楼，小心地看了看周围，然后上了邓琨的车，我对他说：“向东开，到东郊安宁医院，我去看看关心的父亲。”他一楞：“关心的父亲？”我点点头。
    车子发动了，我们向东郊驶去，一路上我简明扼要地把整个事情向他说了一遍，他深思着，然后无奈地笑笑：“如果真是陆家要对付你，凭我一个人的能力，恐怕我们俩都得玩完。”我看着他说：“我后悔把你叫来了。”他有些生气：“你这是什么话，你以为我邓琨是贪生怕死的人吗？我只是怕没能力保护好你。你相信我，把自己的性命交到了我手上，除非我死了，不然没有人能够动得了你。”我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你不应该卷进这里面来，你应该过着自己正常的生活。”他说：“你快哑雀，别再说了，如果不是因为张丽的案子，你也陷不进来。”他说完，望了我一眼，我们都笑了，这是缘份，也是命，躲不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