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历史上，除慈禧之外，珍妃就是最具传奇色彩、最受人瞩目的妃子了。虽然她只活了短短的25年，但至今人们依然对她的故事津津乐道。在世人心目中，珍妃一直是一个因帮助光绪变法维新而遭慈禧嫉恨，继而被打入冷宫最终惨死的牺牲品，是一个深明大义的正面形象，不管是着书立说的文人，还是民间百姓，都对珍妃与光绪的爱情报以同情，对慈禧的霸道与残忍进行鞭挞。然而，历史真相却并非如此简单。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92辑里，清末名流商衍瀛撰写的《珍妃其人》，却给出了我们不同的一个珍妃——一个因卖官而与慈禧结怨，并因此被囚的珍妃。
珍妃思想开放，喜欢新生事物，这种性格，在规矩多多、礼法森严的皇宫大内显得格外另类，而顽固守旧的慈禧也渐渐对珍妃的行为产生反感。珍妃特别喜欢照相，她托人买来照相机，“不拘姿势，任意装束”，不仅在自己的景仁宫照，而且在皇帝的养心殿照。据说珍妃还暗中指使一个姓戴的太监在东华门外开设了一个照相馆，此事被慈禧听说后，以“宫嫔不应所为”斥责珍妃。照相馆被查封，戴姓太监被打死。再加上珍妃爱穿男装在宫里走动，这让慈禧更不能理解，认为给皇家丢了脸面。
照相、男装，不过是珍妃引发慈禧反感的开始，真正招致慈禧厌恶的事情，是珍妃参与了与其身份不相符的卖官活动。商衍瀛在《珍妃其人》中，讲述了珍妃卖官的缘由和经过。珍妃之所以会走上卖官的道路，主要是由于自己的零花钱不够用。那时的内廷，不同的级别工资不同，比如皇后每年年薪是例银一千两，逐级递减，到了妃子这个等级，年薪就减到了三百两。这个花销放在老百姓身上是绰绰有余，但是珍妃自小就没有节省的习惯，花钱大方惯了，有事没事还会给宫中太监们一些小恩小惠。时间长了，亏空日渐增多，必须想点其他的生财之道，来弥补常年的花销不足。于是，珍妃就搞起了向外卖官受贿来赚取外块这项兼职。
这个卖官小集团除了珍妃，还包括珍妃的胞兄志琮和一干小太监，大概的流程是这样的：第一步是先串通奏事处的太监，奏事处乃是太监与朝廷官员传达沟通之处，由他们探听有何官缺，再告知志琮等出面寻找买家。珍妃的作用，就是找个适当时机在光绪面前美言几句，成功之后，大家都有钱赚。
在珍妃的卖官事业中，有一次甚至卖出了个上海道员。据胡思敬的《国闻备乘》记载：“鲁伯阳进四万金于珍妃，珍妃言于德宗，遂简放上海道”。鲁伯阳虽买得了上海道员的官职，却在上任一个月后被江督刘坤一弹劾罢免。卖官这种是事再一再二难再三，珍妃替人拉关系跑官的事情在光绪面前还是会败露。珍妃向光绪举荐了一个叫玉铭的人出任四川盐法道，这个职位在四川相当重要。可这个玉铭不争气，在光绪面试中露了陷。光绪问玉铭此前在哪里当差，玉铭竟然回答在木厂当差，光绪当场就愣住了，继而让玉铭写写自己的简历，可玉铭却半天写不出来，居然是个文盲。光绪只好把玉铭开缺回家，而对推荐玉铭的珍妃却未加追究。
说起来，在清代捐纳买官其实也不算违法，而是一件政府许可的选官途径。在康熙时，就正式颁布捐纳制度，直到1901年才明令禁止。这期间，很多名人都是通过捐纳买官走上仕途的。比如洋务运动中起重要作用的徐寿、郑观应、薛福成，还有甲午战争中牺牲的管带邓世昌，甚至还有“戊戌六君子”之中的谭嗣同等等。这也就是说，珍妃卖官称不上违法，可却违背了后宫不得干政的祖训，同时也得罪了慈禧。
清人胡思敬的《国闻备乘》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李莲英为自己的四个养子向慈禧托情，希望能在朝中谋个差事，慈禧召见刑部尚书葛宝华，望其给个方便，结果被葛宝华以“补缺当遵部例”的理由给驳了回来，而珍妃却通过光绪为他人谋到了四品的“道员”。这怎能不让慈禧对珍妃心生厌恶。在当年慈禧六十大寿后，本已从嫔升妃的珍妃被降成了贵人。虽说慈禧处分珍妃是为了打击帝党，但珍妃也的确因卖官违犯了祖制家法，再加上她举荐自己的老师文廷式给光绪，影响了皇帝的决策。这种“干预朝政”的事慈禧自然不能容忍。
慈禧就珍妃受赂卖官一事斥责珍妃坏了祖宗家法，岂料倔强的珍妃反唇相讥慈禧，“祖宗家法亦自有坏之在先者，妾何敢尔？此太后之教也。”意思是你自己垂帘听政有违祖制，否则我怎么敢这样做呢？我收贿卖官还不都是向你学的！慈禧最听不得的话就是讽刺其垂帘听政，当场大怒，命剥去珍妃衣服“袒而杖之”。在清朝的历史上，皇妃遭受这样的处罚还是第一次。此事在清宫档案中有过记载，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也有记载。
随后，珍妃被慈禧幽闭于宫西二长街百子门内牢院，被太监总管严加看守，从此与光绪隔绝，不能见面。据此，商衍瀛写道：“珍妃于甲午十月幽闭，距戊戌尚有四年，外闻传说因赞助新政而被罪的话，证诸史实，毫无其事，不辩自明。”也就是说，珍妃因收贿卖官而获罪，而非什么襄助新政。况且1894年10月后珍妃已不能接近光绪，而维新运动是在1895年4月所谓的“公车上书”后才真正发动，此时珍妃已无法参与其事，更不可能因维新而获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