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元帝是怎样将大汉江山一步步推向灭亡之路的

西汉的历史,一般以宣、元两帝之间为一界线,分为两个时期。宣帝是“中兴之主”,维持了西汉平稳发展的局面,但从元帝开始,西汉衰落,所谓“元、成、哀、平,一代不如一代”。

史家对元帝的定评是“柔仁好儒”。这个评语应是褒多于贬,至少是褒贬参半。现在看来,“柔”字用得恰切。元帝确实是一个性格柔弱、优柔寡断的人。至于“仁”字则要大打折扣。所谓“好儒”是真的,也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最终只因好的是“俗儒”而功亏一篑。

在元帝做太子时,就向宣帝建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则训斥他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所谓“霸道”就是先秦法家治国之道;所谓“王道”就是儒家的仁道。宣帝见太子要用“纯儒”,就叹息说:“乱我家者,太子也!”并且想以“明察好法”的淮阳宪王刘钦来更易太子,后来因为怀念亡妻许平君,才没有废兄立弟。但是,宣帝对太子进行皇家教育时,却用儒生为师傅,用儒经为教育内容,所以,汉元帝成为中国历史上“儒化”很深的皇帝。他所习之经十分广泛,包括《春秋》、《诗》、《尚书》、《礼》、《论语》等。元帝的经学功底,不仅远过其父,就是在西汉一代所有帝王中,也可谓首屈一指。

如此“柔仁好儒”之人,为何自他起西汉会渐趋衰落呢?究其原因有三:

一、纯任德教

在汉宣帝以前,基本上实行的是“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方略。到元帝时期,开始一反前代帝王之制,单崇儒家,纯任德教,治国完全以经学为指导,选官用人完全用儒家标准。为什么元帝摒弃主张严刑峻法的“霸术”,而改用“以柔治国”,强调“教化”的儒术呢?

元帝“纯任德教”除了他自身具有深厚的经学修养外,更重要的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即土地兼并日趋加剧,农民纷纷破产,有的沦为佃客和奴隶,有的接受政府假田,成为假田农民(国家佃农),有的成为流民,而这些人原来所承担的租税赋役,又都转嫁给编户齐民,即自耕农身上。再加上政治腐败,官吏贪婪,天灾频繁,各地不断暴发反抗西汉统治的斗争。所以,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统治者只好放弃“霸术”,纯任德教,以期缓和社会矛盾。这种方略的改变,是由元帝提出并加以实施的。

在实行“教化”的儒术方面,元帝采取了如下的措施:

尊崇儒学。元帝即位当年,即采取尊奉孔子的措施。孔子第十三世孙孔霸“上书求奉孔子祭祀”,元帝即下诏日:“其令师褒成君关内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户祀孔子焉。”这是以皇帝名义奉祀孔子的重大举措,孔霸被封为关内侯,赐食邑800户,号褒成君,给事中,加赐黄金200两,府第一所。孔霸去世,元帝两次穿素服去吊祭,赐给东园秘器钱帛,赠予列侯礼安葬,谥号“烈君”。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起用师傅萧望之,赐爵关内侯,食邑800户。夏侯胜卒后,“赐冢茔,葬平陵。太后赐钱二万万,为胜素服五日,以报师傅之恩,儒者以为荣”。尊崇帝师的社会效应,必然导致人心向儒,这自然大大提高了儒家的社会地位。

汉元帝刘奭

以儒家标准选官用人。元帝即位不久,即大幅度增加太学博士弟子数量,由宣帝时的200人,激增至千人。对这些博士弟子,每年按甲、乙、丙三科考试,考试合格者,即可授以相应的官职。因此,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话:“遗子黄金满xBBY,不如一经。”儒学宗师夏侯胜也常常教导他的弟子说:“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指高官)如俯拾地芥耳。”可见读儒经做官,已成为当时士人人仕的主要途径。

在元帝用儒方针的指引下,朝廷大臣以经学相矜持,儒生布满朝廷上下,他们或位至公卿,或为地方长官。郭沫若说:“元、成以后……明经逐渐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出现了‘州牧郡守,家世传业’的经术世家。”而大批儒生进入政界后,又必然会把儒家理念施之于政事。

元帝即位后,摒弃了宣帝霸王之道相杂的政治,发布的各项政令以及诏书,多引经为据。质问大臣,则穷究“经义何以处之”;大臣执法,则要求其“顺经术意”;如果大臣奏议上的语言不符合经义,则必然会遭到严厉的批评。元帝的好儒,并不是要官吏做表面文章,而是要付诸实施。

由于利禄的诱惑,传授、研习儒家经学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自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以来,到了元帝时期,经学才真正昌盛起来。正是由于以儒家仁义之道为治国指导思想,才使得以动荡的社会又暂时平静下来,西汉王朝才没有即刻崩溃,而又苟延残喘了几十年。

不过,汉元帝以儒治国也留下了负面影响。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评价元帝广用儒生之事说:“自是以后,汉无刚正之士,遂举社稷以奉人。”同时,以经取士固然为汉王朝选送了大批人才,但由此也决定了许多人读经即为做官,因而在入仕以后,往往不是尽忠守职而只图保持禄位,尸位素餐而已。能治者不能为官,为官者不能为治,士与吏截然两途,这不能不影响到西汉后期各级政权的效能,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尤其是,元帝强调以经取士,使一些只知书本、而不省吏事的“书呆子”也被选进了各级政府机构。

二、偶幸“家人子”

五凤元年(公元前57年)正月,太子刘x8A]18岁,宣帝为他举行了冠礼,这标志他已成年了。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他最爱的司马良娣病死了。司马良娣在临死前,哽咽着对太子说:“我死非天命。是其他姬妾得不到太子宠爱,妒忌诅咒我,活活要了我的命!”太子刘爽对此十分相信,因而悲愤成疾,闷闷不乐,把所有姬妾都拒之门外。

王皇后对此焦虑不安,赶快报告给汉宣帝。宣帝听说太子迁怒于众位姬妾,也不好强拗其意,为了使儿子重新振作起来,便让王皇后从自己宫中挑选一些可令太子欢娱的宫女,以顺畅太子之心。王皇后左挑右选,找了5位“家人子”(无职号的低等宫女),排成一行,让太子刘爽自择中意之人。这时的刘爽还沉湎于对司马良娣的哀思怅想中,瞧也不瞧面前这几位姑娘,又不耐烦皇后的一再催促,只想赶快应付了事,把手一挥,说:“这里边有一个人还可以吧。”

这时有位叫王政君的姑娘,站得离太子最近,又穿着与别人不同的绛色袍服。王皇后以为太子看上的就是她,就把这位幸运儿送人太子宫,皇太子和王政君初次相逢于内殿。也许是皇太子多时未与女人接触吧,现在偶然见到一个楚楚动人的少女,含嗔带娇地向他走来,不免触动情欲,便一夜风流。没想到的是,仅此一夜王政君竟怀了孕。

次年,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王政君生下嫡皇孙。汉宣帝见皇室有了继承人,便喜出望外,亲自给孩子起名叫刘骜(骜者,千里马也)。可见老皇帝对这个孙子寄予多么大的厚望!从此,老皇帝常常把这个孙子带在身边,寸步不离。

甘露四年(公元前50年),汉宣帝去世,皇太子刘爽即位,史称汉元帝。封王政君之父王禁为阳平侯。仅过3天,又立王政君为皇后。第二年,又立才5岁的长子刘骜为皇太子,王禁的弟弟王弘也被委为长乐卫尉的重任。汉元帝永光二年(公元前42年),王禁去世,其长子王凤继承侯位,并被任命为卫尉、侍中之职。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刘爽得遇王政君纯属偶然。但是,没有偶然就没有历史,这一幕使得王氏外戚登上了西汉的政治舞台,为日后的王莽篡汉,埋下了伏笔。

三、威权旁落

本来汉宣帝临终前,已给元帝安排好了辅政大臣,第一位是外戚侍中、乐陵侯史高,另两位是太子太傅萧望之和太子少傅周堪,并提升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萧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周堪为光禄大夫,3人并领尚书事。任用外戚是西汉政治长期形成的传统,宣帝也不例外。史高是宣帝祖母史良娣的侄孙,宣帝幼年时养在史家,与史高有亲密关系,因此宣帝命他握有中朝决策大权,地位最为重要。萧望之、周堪都是元帝的师傅,是当代名儒,深谙政事。萧望之又引进宗室明经达学之士刘更生(楚王刘交的后代,成帝时改名刘向)、侍中金敞共参朝政,史称“四人同心,谋议劝道,正义古制多所欲匡正”。“匡正”什么呢?就是匡正君主。在中国古代,儒家主张实行人治。孟子说过:“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他们相信,只要统治者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为臣民垂范道德人格,就可以实现天下大治。但是,君主握有生杀予夺绝对权力,而且再没有可以对其约束的机制,那么,“天子圣明”靠什么来保证呢?儒家无法解决这个矛盾,只能奢谈“正君心是大根本”,把政治问题变成一个君主的道德修养问题。所以萧望之等人就寄希望于对皇帝的教育,引导元帝努力实现儒家的“王道政治”的理想,以期改造一个国家或社会,扭转一个时期的社会风气。诚然,教育的功能不可低估,但绝不是万能的,萧望之等人太过于天真了!元帝即位不到一年,3人一体的辅政班子,就出现了裂痕。

史高以外戚之亲“领尚书事”,萧望之和周堪是他的副手。但开始时,汉元帝对自己的两位名儒师傅特别信任,萧望之等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于是史高的心理失去了平衡,与萧望之的嫌隙日深,这便为宦官石显弄权提供了条件。

在外戚、儒臣、宦官三种势力中,汉元帝始终依赖宦官,因为他认为宦官没有家室,形不成盘根错节的庞大集团。这就是元帝时期宦官石显之流得势的根本原因。加之,宦官石显善于顺风承旨,阿谀奉承,元帝可以称心如意,为所欲为。其实石显之流早有“外党”,和外戚史丹、许嘉勾结在一起,还拉拢了一批见风使舵的儒臣匡衡、贡禹、五鹿充宗等人,结成朋党。还与长安豪侠万章交往甚密。体弱多病的元帝原想自己不理政事,而要通过宦官石显来控制大权,结果大权旁落,授柄于人,迫使萧望之自杀,周堪、刘更生被贬为庶民。

元帝之所以大权旁落,不仅在于近幸的狡猾技巧,更在于他自身政治水平的低能。司马光评述道:“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悟也。”宦官石显的专权,实际上正是汉元帝纵容的结果。

虽然元帝“柔仁好儒”,终因用人不当,威权旁落,最终使得西汉王朝走向了下坡路。

《汉元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