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曾国藩：特色的创业之路
曾国藩的成功是典型的“厚道又精明”人的成功，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就是“以朴拙之人而讲权术”，在错综复杂的人际中，把精明挂在脸上，不一定是好事。做人朴拙一点，“傻”一点，会使人感到踏实，反倒受人欢迎。当然，这种“傻”不是真傻，而是一种低姿态，一种掩饰。高明的骗子绝对不会光说假话，而是三分真话，七分假话。或者三天讲真话，七天讲假话。相对于讲假话，如何讲“真话”来得更加重要，更加关键。只有把“真话”讲得合情合理、真实感人，才能把对方唬住、蒙住、镇住、忽悠住，才能使对方乖乖地上钩中套。
作为一个时代风云人物，曾国藩可谓典范。生前荣获“中兴名臣”之首的美誉，身后崇拜者更不计其数，且崇拜者三教九流、包罗万象。今天重读曾国藩，不由得为曾氏的作为而感慨。世人道：“曾文正公以中人之资，成就非凡之功。”
2、李鸿章：在死棋局里博弈
李鸿章是个非常地道的现实主义者，出来混就是为了当官，当大官，这是他经常的表白，痞子思想是他的外交哲学，龟缩大法是他的保官秘籍，自然，从曾国藩老先生那学来的“挺”经也不无用处，所以他的一生非常成功，“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成就甚至超过了他的老师。他绝对不是一个悲观厌世的人，他也不缺乏勇气和智慧，二十四岁就中了进士，使他顺利地进入官员们的游戏圈。“笑骂他人由之，好官我自为之。”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李鸿章是看得很开的，他没有心理障碍，甚至还开口向朝廷要官，至少在政治上，他是很专业的。
3、左宗棠：激情无限的狂人
左宗棠是晚清政坛的一支奇军，他本来是一个点背的人，四五十岁了都还没考上进士，这样就进不了官场核心，让他很郁闷。但是牛人自然都是有办法的，他的发迹来源于一句著名的广告词：“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这一句词儿太牛了，让左宗棠名声鹊起，成为大家都期待的神奇人物。所以，广告宣传包装是多么重要。好的产品再加上经典的广告创意，销售神话就是这么创造出来的。
左宗棠的辉煌来源于对新疆的收复，这一点也体现了左宗棠的精明，因为当时占据新疆的是阿古柏为首的土匪，虽然后面有俄国的支持，但毕竟是土匪出身，乌合之众。击败他们是理所当然。
4、胡林翼：几乎被忽略的强人
胡林翼，一个吃喝嫖赌样样俱全的“问题”青年，忽然间变成了大清帝国的顶梁柱。这给我们的启示是人可以偶尔放松一下自己，但是千万不要把放松变成放纵，更不能以此为寄托，聪明的人懂得适可而止，懂得找准自己的方向。在他们准备大干一场之前，这种“荒唐”的游戏只不过是一种调剂，一些有趣的经历而已。但是这也往往需要一些天分，如果你没有，那还是稳当一点好。
5、张之洞：圆润的不倒翁
张之洞一生真是充满传奇色彩，他本是清流党出身，最后却变成洋务运动的殿军人物，戊戌变法时他和维新派打得火热，但是最终不仅未受丝毫牵连，反而升官发财，顺便还出了一本书《劝学篇》，大出其名。光这一点，就够人激动的了。清流以言官居多，主要是“口活”，这个工作可不是那么容易干的，而张之洞却自有一套，他平时发言，不像别的言官一样动不动就以大帽子压人，而是讲道理摆事实。对事不对人，而且善于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设性意见。他也打老虎，不过是打琦善这只死老虎，而且文采飞扬、琅琅上口，就像现在的流行歌曲一样，一时间粉丝众多，声名远播。
每个时代的当政者，都有这么个分工：一拨儿负责干事，一拨儿负责挑刺。挑刺者说说风凉话，发表发表评论，自诩为清流。
还有另外一拨儿的境界比较理想，既会干，更会说。张之洞就是这样的人物。
张之洞，河北南皮人，13岁获秀才考试第一名，15岁中举，26岁中进士。是晚清三重臣里学历最高、出道最早的。
他经科举入仕，文才天下第一，初始入党清流而为健将，中间从事洋务而为殿军，最后参与新政而为主角;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亲涉鸦片战争、庚子之变、戊戌变法、洋务运动等晚清所有重大事件，与曾国藩、李鸿章并称为晚清三重臣。在清末的“洋务运动”大潮中，张之洞与李鸿章无疑都是领潮头的人物。他还是位大学者，创立的“中体西用”的思想，举世闻名。
他真是说什么话，就流行什么话，干什么事，就流行什么事。他做清流，就做最会说话的清流;搞实业，就搞最尖端的实业。
辜鸿铭对于张之洞、曾国藩、李鸿章的评价是：张之洞为儒臣，曾国藩为大臣，李鸿章则为功臣。三公论道，则儒臣之事。计天下之安危，论行政之得失，则大臣之事。国无大臣则无政，国无儒臣则无教。政之有无，关国家之兴亡。教之有无，关人类之存灭。且无教之政，终必至于无政。而李鸿章则为功臣，弊在纯为利己，无所变更。
他身经宦海风波、惊涛骇浪，不仅安然无恙，而且步步高升，享受殊荣，可谓极擅官场之术。其术是会同中西、权衡新旧的绝学，应时代之变化，集官场之大成，可圈可点，可学可用。
6、荣禄：政坛上的野狼
在政治上，荣禄是一个彻底的冷血杀手，是一匹野狼。与他竞争的对手一个个被他踢出局，他是当之无愧的胜利者，就连袁世凯这个大枭雄，如果不是在最后关头痛哭流涕地出卖维新派，向荣禄表决心，恐怕也早是人头落地了。
在斗争中，荣禄只认一个字-“狠”，任何对他有威胁的人他都要想尽办法弄掉，维新派自然就不用说了，就连李鸿章，最后也被他逼得靠边站。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他连慈禧也敢忽悠，慈禧想废光绪另立端郡王载漪之子为帝，被他忽悠得只立为“大阿哥”(太子)，然后他纵容载漪父子上窜下跳与八国联军对抗，而他却在战争中做小动作，最终载漪父子灰飞烟灭，他荣禄却是护驾有功，更加重用。
荣禄是一个名气小于实力的人。他的面孔模糊，他的形象含糊，他的一切，都似乎是个谜，但没人能绕开他。他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对今天的历史研究者是这样，对读者是这样，对当时的巨头们更是这样。
“诛荣禄如诛一狗耳”，这句抑扬顿挫的话，是袁世凯拿来晃点愤怒青年谭嗣同的，本当不得真，不过老袁却说对了一点，那就是：荣禄确实是条狗，一条很厉害的狗。
在维新派眼里，奕？死后，荣禄这个“后党”是他们最头疼、最痛恨的人物。为什么呢？因为荣禄狡猾而有能力(用清政府的“正面语言”来评价，是“翊赞纶扉，竭力尽心，调和中外，老成持重，匡济时艰”)，总之，是个非常难对付的人物——他要是像载沣那样无能或者奕匡那样既贪财又无能，那事情还好办。因此，维新派认定，荣禄不除，变法势必难成。而且，荣禄还当着康有为的面对光绪皇帝说姓康的不可用，更加招致了维新派们的忌恨。
康有为所谓的“杀一两个一品大员，变法即成矣”，恐怕首当其冲的便是荣禄。然而，造化捉弄人，变法的事儿弄崩了之后，极力平息老佛爷愤怒，保护光绪和维新派人士的也是荣禄。有证据云：“现今风浪胥平，皆中堂保全善领之力。”
而且，荣禄还认为“乱党既已伏诛，而中国一切变法自强之事，亦当择其紧要者次第举行”。而刚毅等人主张新法万不可用，维新党人应屏斥一空，荣禄以中外情势与之反复辩论。(《国闻报》，1898年10月23日。)与顽固派相比，我们的荣中堂，俨然一维新党人！因此时人评价“荣禄是一善恶中间人，其一生黾勉诚恳，以事太后，赞成太后所持之主义，即斟酌与执中主义也”。
7、袁世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
袁世凯是个典型的为政治而生的人，所以能够风云际会，翻云覆雨。这种人没有原则、没有立场、甚至于没有个性。当权者的原则就是他的原则，“老佛爷”的立场就是他的立场，至于个性，那更得像变色龙的颜色一样随时改变。对于这种人来说，试图了解他是徒劳的，因为他们的情感就像川剧“变脸”一样，随心所欲，收放自如。有如此手段和道道，再加上深谙“厚黑学”真谛，袁世凯在晚清这汪政治浑水里是游得自由自在，最终跳上龙门，登上大位。
如果白痴能飞，那晚清最后二十年的政坛就是个飞机场。
在那风雨如晦的机场上空，无数的一品二品直至九品的白痴飞来飞去，像无头的苍蝇。有一个矮胖的北方汉子，端坐在一边，目光坚毅而冷静。他的心里是最明白的。
是他，结束了一个长寿的王朝，也创立了一个短命王朝;他结束了一个时代，也开辟了一个时代。
8、翁同龢：搅局之王
帝师翁同龢是个职业的“搅局者”，如果碰到这样的对手，你得加倍小心，因为这种人难对付。这难就难在他就像一个刺猬一样，你找不到地方下嘴，但是他却能随时刺你一下，让你不得安生。翁同龢出身名门望族，是两朝帝师，身世显赫，家道殷实，不贪钱财，所以无欲则刚，不怕“纪委”来查，而且是南派清流领袖，占据了道德高位，随时都能放你一炮。所以这时他的中心工作就是拆对手的牌，只要你李鸿章、荣禄和不了，那就等于是我翁同龢和了。
“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这是有人讽刺李鸿章和翁同龢的话，合肥是代指李鸿章，常熟则代指翁同龢。以前只有当了大官，才能以他家乡的名字称呼，而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所以常被称为“李合肥”。翁同龢是常熟的，所以称为“翁常熟”，而“司农”是对户部尚书的称呼，翁同龢曾经是户部尚书。
李和翁斗了一辈子，死后挨骂还被相提并论，也真是缘分啊。李宰相“笑骂他人由之，好官我自为之”地“一路扶摇”了几十年，而大清的日子却一天不如一天，当宰相的自然难逃干系，说他一句“宰相合肥天下瘦”还算够意思了。
至于常熟的翁部长，“司农常熟世间荒”的骂名，却可能出乎他的意料。因为他一直都认为自己是个忠臣，就像台湾现在的“打马捍将”王仕坚一样，是可以自比古时候的比干的。然而我们发现，这个所谓的“两朝帝师”“中国维新第一人”在其任上却几乎没有任何值得我们怀念的东西。他也许是个好人、好学者、好书法家，但绝对不是个好的户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长)，也不是个好的“帝师”，更不是个合格的改革家，他甚至连个真正的“维新派”都算不上。唯一值得后人称道的，也许就是他的学问和书法了。
9、盛宣怀：时代之器，旷代绅商
盛宣怀这个人，他是大清帝国当之无愧的第一号买办，正而八经的红顶子商人，经手的企业可以说是海了去了，到手的银子也海了去了，然而他这个“官商”的“官”字成分要更重些，没有这个官字，他也成不了商父。盛宣怀的诀窍就是“靠”，大生意一定要有大靠山，有多硬的后台，就有多大的生意。反过来，经济上的红火，又能为政治上的发达提供财力支持，这就是屡见不鲜的“带病提拔”。大树底下好乘凉，这就是盛宣怀的聪明之处。还有就是“快”，他做事果断，勇于尝试，肯下血本，有枣没枣，先打几秆子再说。
提起胡雪岩，几乎无人不知。提起盛宣怀，很多人会问：“他是干嘛的啊？”呵呵，他是干嘛的，咱慢慢说。首先，他是打败胡雪岩的人。胡雪岩认为：盛宣怀外君子而内小人。其次，他号称中国商父。最后，他还是中国第一位大学校长。他不但懂得赚钱，而且甲午之战，李鸿章战败，他却不必放逐流亡，反而绕一个圈跟光绪帝建议设立西式大学，便是第一座大学——天津的北洋大学堂。
他虽然是第一位大学校长，却曾经是个科举场上的失意人。由此可见，念书好不好与能不能发财，能不能当校长，自古就是两回事。
他1844年出生于浙江海宁，父亲是进士，当过副省长。盛家虽然是知识分子家庭，却历来重视社会实践，对孩子的“学历”教育抓得不紧。所以，盛宣怀并没有书呆子气，八股文写得一般，应试能力也不行，所以他中了秀才后，乡试三次不中。落榜后，他干脆就不再去挤独木桥了，从此只琢磨“有用之学”。
虽然没有正规文凭，但凭着家庭背景，盛宣怀还是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给李鸿章当秘书。如此高的起点，跟的人又是举国的大权臣，再加上盛宣怀也确实能干，所以“上位”很快。没几年，李鸿章就委任唐廷枢创办上海轮船招商局，由盛宣怀当会办。
从此之后，盛宣怀踏足实业界，“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右逢源”。在李鸿章的爱护下，作为洋务运动的实践者，创办了许多开时代先河的洋务运动。涉及轮船、电报、铁路、钢铁、银行、纺织、教育诸多领域、影响巨大，垂及后世。盛宣怀的一生活动就是一部翻腾的近代中国史！直到今天，他的名字仍然是早期中国企业家的一种精神象征。
10、张謇：状元也能下海
张謇是一个成功的“儒商”，这个昔日的状元郎，习惯与八股文打交道的文人突然用数字说话，向世人展现了他的实力。其实张謇的出道并不顺利，首先是在科考路上受尽磨难，最后虽然中了状元，但只能投身他的老师翁同龢率领的清流阵营中去，自然是不得权势，备受打击，但是张謇却能另辟蹊径，弃政从商，从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张謇的转型颇值得我们学习，因为他的转型并非是盲目的，他从商前先调查了中国海关的进口数据，发现棉纱是大项，于是就选择了从创办纱厂入手。
概念可能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但是理念和智慧却是不会变的，如果你想从商，有一番作为，不妨学学张謇。
自从最高层搞了科举以来，公务员招考制使平民子弟有了奔头。无数的年轻人放下锄头，放下算盘，放下麻将，投身到轰轰烈烈的科举彩票摸奖中去。一旦中奖了，则光宗耀祖，衣锦还乡。要是摸到了状元的头彩，就赢了大满贯，位子、票子、车子、面子、娘子，全都有了，就可以爽得挂着大红花带着车队满北京城地走秀。
状元虽每届选一个，但这么多年累计起来，人数也很多了。不过状元下海办公司的，在上千年的状元史上就只有一个人了，此人便是张謇。在过去，经商是被大家鄙视的，连秀才都不屑于干的事，更不用说举人、进士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张謇应该是最特立独行的状元，也可说是最成功的状元了，因为其他的状元都是“独乐乐”，而只有他是“众乐乐”，一生不倦地拼经济，建设他心目中的富强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