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 经济国有化和军事改革奠定了齐国的强大

齐桓公之所以选择管仲,历史上的记载,是因为他的重臣鲍叔牙的劝谏,而鲍叔牙劝说中,最打动齐桓公的,却只有一句话:“大王要只想治理好齐国,用我就足够了,要想称霸天下,非管仲不可。”对于志在天下的齐桓公来说,原本不想用的管仲,就成了不得不用。

齐桓公不得不用管仲,原因很简单,齐国要想称霸,国家的地理条件和经济条件都已足够,但却面临三个要命的问题,他的哥哥齐襄公,表面看死于内乱,其实却正是死于这三个问题上。

三个问题,用一个字来说,就是“散”,确切地说,是内政分散,经济分散,军力分散。在当时,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唯有管仲。

先说内政分散。当时的齐国内部,国家的权力表面上归国君,其实却以宗法制为基础,散落在各地的大族、宗室、贵族手中,国君的权力实在有限得很,特别是发动对外战争的时候,更要依赖于他们的支持,经常是国君对外扩张热情很高,却遭到下面的抵制,结果就徒唤奈何。

除了用人方面,行政方面国君的威权也远远不够。国君用人办事,也常常遭到下面贵族大臣们的讨价还价,一件百分百的事,推行下去却大打折扣。齐襄公之所以性格横暴,对下面采取打压政策,也完全是因这种行政分散体系所导致,结果更不幸,一个小小的官员工作调动问题,却演化成一场差点颠覆齐国政权的政变。而齐桓公本人,是得到了齐国两大家族的支持,才得以顺利登基,这样的条件下当国君,表面高高在上,其实却如履薄冰。

其次是经济分散。齐国经济繁荣,但是经济繁荣的主要受益者,并不是国君和国家,也同样是那些宗族贵戚。在齐桓公之前,齐国在渔盐、采矿等支柱产业上,都很难获得丰厚的税收,下面的宗族们赚得盆满钵满,政府却一分钱都收不上来。国家财政捉襟见肘,有时候不得不靠削减官员以及贵族的俸禄,用以补贴国家开支,因此常常激发变乱。

军事的分散更严重。齐地本身就不是民风彪悍的地区,国家人口虽多,可用于作战的部队,以及可用于征调的兵源都严重不足。常年的承平,也使有限的部队缺乏训练,安于太平。而当国家有战争的时候,齐国军队在战斗力上的差距就迅速凸显出来。而齐国的外患相当严重,鲁国虽然已经衰弱,却依然是齐国眼前的威胁,北面更面临虎视眈眈的山戎。这样一个松散的政治、经济、军事体制,面对强敌环伺的局面,齐桓公争霸天下的雄心,似乎很遥远。

鲍叔牙向齐桓公推荐管仲,是基于他对自己,以及对于齐国大事洞若观火的了解。如果齐桓公仅仅想要做个承平之君,关起门来过安稳日子,那么他鲍叔牙是胜任的,但如果齐桓公要继承兄长的遗志,完成齐国的称霸大业,就必须要解决这三个问题。能帮助他解决问题的人,只有管仲。

不得不用的管仲,就这样成为了齐桓公的上宾。鲁国的囚车刚进齐国,齐桓公就派鲍叔牙来迎接。进了临淄后,连囚服都没换的管仲,就当场被任命为齐国的相国。这在当时看来,很是大逆不道。且不说管仲有过“弑君未遂”大罪,他本人的身份在当时也是被鄙视的。他出身低贱,年轻的时候曾三次求官被逐,做过小买卖,也当过普通士兵。在宗法制的春秋时代,这样的人竟然能一步登天,自然引来非议纷纷。但齐桓公不管,他坚持重用管仲。

在相国位置稳固之后,管仲开始着手干活了。干活的目的,就是解决前述的三个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管仲改革”。说起改革的内容,自然有发展生产、奖励耕战、恢复经济等,但关键是,管仲干了三件事。

管仲干的第一件事,按现在的说法,就是“经济国有化”。主要内容就是把冶炼、食盐等原本由私商、贵族经营的产业统统收归国有,垄断其巨额利润。这个时期,齐国创造性地设立了“铁官”,即专门负责冶炼产业的官衙。由政府出钱招募工匠,开采铁矿,用以制造农业工具和武器。此举一举两得,一则国家获得了冶炼业的巨额利润,二则铁器开始推广使用,既促进了农业发展,又提高了军事科技。这一时期的春秋国家,主要的作战武器还是青铜器,以铁器武装军队,就是从齐国开始的。

另一个利润巨大的产业——食盐业,管仲当然也不会放过。齐国设立盐官,负责招募百姓煮盐,并制造船只租赁给百姓,鼓励百姓去深海捕鱼。就这样,盐铁两大产业的控制权,从此牢牢地抓在了齐国国君手里,这等于抓住了齐国的经济命脉。与此同时,传统的赋税改革,管仲也动足了脑筋,在农业税征收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相地而衰征”的政策,即按照土地的贫瘠程度缴纳赋税,产量高的多交,产量低的少交。在当时的齐国,肥沃的土地主要集中在富人尤其是贵族的手里,“相地而衰征”的实施,既减轻了普通老百姓的负担,又把大量的财富从富人手中收到国家的手里。齐桓公的腰包,从此才真正鼓了起来。

管仲的“经济国有化”政策,条条都触及到齐国传统贵族的根本利益,不招反抗是不可能的,但整个改革的推行却异常顺利,除了有人骂了几句外,并未遭到太大阻力,原因是在进行经济国有化之前,管仲也进行了另一项改革:军事改革。

管仲深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要想建立国家对经济的绝对控制,首先要建立的是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否则那些贵族手里有钱有兵,一旦闹将起来,说不定齐桓公就成了下一个齐襄公,所以要剥夺贵族们的钱,就要先剥夺他们的兵。管仲的办法是“寓兵于农”,他规定国内五家为一轨,十个轨为一里,四里为一连,十连为一乡,五乡为一军,分别设立官员进行管制,每五个乡可以招募的士兵,足额有一万人。当时的齐国一共划了十五个乡,也就有了三万常备军队,按照当时的人口条件,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字。

齐国的军队,共分为十五个乡,“三军”由齐桓公直接统治,当年辅助齐桓公登基的高氏与国氏协助统领,这样国家的军事指挥权,就牢牢地抓在了齐桓公手里。原本的贵族们,从此再难对国君构成威胁。这政策对后世的另一个影响,就是缔造了许多“历史流行语”。比如“号令三军”,就是起于管仲创造的“三军制度”,而古代封建社会中国农村基层的社会构成,也是在这时期形成雏形。

在进行经济、军事改革的同时,对齐国后来争霸产生关键作用的是政治改革。齐国旧制度的直接弊端是政令不通,国家行政效率低下。在完成对国民经济绝对控制权以及军队的绝对掌控的同时,管仲对行政体系也进行了重新整合。

在地方上,全国共分为二十一个乡,国内老百姓士农工商四阶层,按照其不同的身份划分居住范围,其中工商住在六个乡,士农住十五个乡,士为独立的职业军人,专司作战,农民专司种田。国家的行政体系也进行了重新整合,地方上设立五属,每个属各设立一个大夫,大夫直接对国君负责,由国君直接管理其工作。上下严密的行政体系就这样形成了,齐国的中央集权制度,就这样建立起来。

经过了数年精心改革后,到了公元前681年,齐国已经拥有了繁荣的经济,强大的军队,严密的行政机构,中央集权的绝对统治,无论是经济条件、军事力量,还是国家的组织制度,都远远领先于中原诸侯国。霸主地位,舍我其谁。所以从公元前681年开始,齐国正式开始了争霸之路,第一次提出了称霸口号——尊王攘夷。齐桓公的霸主时代,开始了。

《管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