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道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六十二岁即位的晋文公凭借着多年的政治经验和多年的流亡生涯，即位后就先烧了三把火。
第一把火首先是安定人心，晋惠公的旧臣吕省和郄芮害怕遭到晋文公的报复，就想谋杀他。他们计划放火烧他的宫室。寺人披听到了他们的阴谋，想预告晋文公，但是文公拒绝让他觐见，因为他有曾经两次刺杀文公的案底在。寺人披并不认为自己有罪，他说，当年他要刺杀文公，完全是奉命行事，忠于主上。并提醒他，过去齐桓公没有记恨管仲的一箭之仇。晋文公听了，便宽恕了他。寺人披就揭露了吕省和郄芮的阴谋。
这样，吕省和郄芮得知机事不官，就只好逃走，不久就被秦穆公俘获并毫不留情地杀死了。
至此，晋文公下了一道命令，说惠公、怀公时的乱党头子全已清除，其余概不追究。但原来支持过惠公、怀公的大臣们还是不敢相信，外面谣言很盛。文公正为此事发愁，那个曾经挟带他行李逃跑的管家来见他了。文公当然很生气，见面就骂。但管家却说：“像我这样的人来见您，自然有我的道理。现在外面谣言四起，说您不肯赦免以前有罪的人，如果您能用我做车夫，在街上走几圈，大家看到像我这样的人尚且能蒙您原谅，那就不会担心了。”重耳觉得有道理，照他的话去做，果然平息了谣言，安定了人心。
重耳烧的第二把火是大封功臣。他从狄国接回季隗，从齐国接回齐姜，从秦国接回文赢（即怀嬴，因为她原是晋怀公即公子圉之妻，故称怀嬴；后改嫁重耳，做了晋文公之妻，故称文嬴），跟他逃难的那帮大臣各表功绩，论功封赏。“赏从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封爵。”赏赐的标准则是“导我以仁义，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赏；辅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赏。矢石之难，汗马之劳，此复受次赏。以力事我而无补吾缺者，此受次赏。”
百余年后，晋国贤大夫叔向与上卿韩起谈起文公流亡十九年却能成功夺位的传奇故事时，曾经做过一番精辟的论述。
叔向说：“我先君文公……好学而不贰，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余（赵衰）、子犯（狐偃）以为腹心，有魏犨、贾佗以为股肱，有齐、宋、秦、楚以为外主，有栾、郄、狐、先以为内主。”意思是说，晋文公的成功，首先有赖赵衰、狐偃、魏犨、贾佗这般亲信随从的悉力辅佐，流亡在外又得到了齐、宋、秦、楚等国的帮助，更关键的是在国内还有栾、郄、狐、先等大家族作为内应。
这些人都是功臣啊。
其中文公的舅舅狐偃、连襟赵衰、以及魏武子（魏犨）三人的功劳最大，史学家公认。《史记》把先轸也称为“五贤士”之一，此人后来成为晋楚大战中晋军的三军元帅，声名显赫。但是，典籍中都没有先轸伴随文公出亡后的记载。只有“栾、郄、狐、先以为内主”的说法，《水经注》引《古本竹书纪年》还说：“秦穆公率师送公子重耳……狐毛与先轸御秦……退舍（三十里）。”可见，狐氏家族（不算狐偃）和先氏家族实际可能是晋文公在晋国内部的内应，秦穆公率军送文公回国时，先轸还率军阻击秦军，结果却不战先退三十里，加入了文公阵营。狐毛虽有随文公出亡的记录，但史书却也没有提起他在文公身边有过什么言行，反倒也有率军御秦的说法。史载上的矛盾，很可能是史家弄错了。
史载，这些功臣们一个个争先表述自己的功劳，唯有介子推未言割肉煮羹之功，文公就忘了封赏他。
介之推心情郁闷，又不愿意表功，只好对着母亲发牢骚说：“晋献公有九个儿子，现在就剩下主公一个还在世。惠公、怀公没有亲人，国内外都厌弃他们。上天没有断绝晋国的后嗣，一定会有继承爵位的君主。主持晋国祭祀的人，不是主公还能是谁？主公是上天立的，而那几个人还都以为是自己的功劳，这不是荒谬吗？盗窃别人的钱财的人被叫做小偷，何况这些窃取上天功劳当作自己的功劳的人呢？下面的人现在在赞美他们的罪过，上面的人在奖励他们的欺诈，上下相互欺骗，我难以和他们相处了。”
于是他带着母亲隐居山林。晋文公得知以后，派人四处寻找，但还是没有找到，只得以绵上之田虚封介子推。民间还流传着文公为逼介子推出山而放火烧山，介子推宁肯烧死也不愿出面，结果与母亲双双被焚的传说。据说“寒食节”就是因为悼念介子推。不过这种放火烧山的说法仅仅是民间传说，史无所出。
后人皆以介之推贤，而说重耳忘恩。其实非也，纵观介之推之功，仅仅够得上那种“以力事我而无补吾缺者”，最多能够受次次赏。想当年重耳流浪在外，立这种功劳的又何止一人，介之推怎么好意思当众提他这点功劳？重耳记不起来也是自然。再说，用自己的肉给主子吃，这种人，我觉得还是敬而远之为好。这可能是重耳有意不提他的功劳的原因。
《吕氏春秋》说，介子推不肯受赏，出走前曾赋诗一首悬于宫门之上，曰：“有龙于飞，周遍天下。五蛇从之，为之丞辅，龙反其乡，得其处所，四蛇从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桥死于中野。”诗中将君主比作龙，五贤士比作五蛇，并以“一蛇羞之，桥死于中野”以鸣自己所遭到的不公正待遇。此说也不足为信。介子推曾对其母说：“身欲隐，焉用文之，文之，是求显也。”如是，介子推一心淡出世事，以求退隐山林，那有何必作诗悬于宫门来为自己鸣不平呢？所以，到了《史记》中，这首诗就变成了“介子推从者”悬书宫门，也就是他的随从所为。介子推只怕仅仅是一个因为封赏不公而退隐山林的人，是文公流亡时的一个普通随从。如果史载介之推对母亲所发的牢骚确有其事，那么，这更加只能证明介之推根本不了解晋文公。他认为，重耳得以继位是上天的功劳，与五贤士无关，五贤士表功就是贪天之功，这显然是不符合实情的。
相比起颠颉而言，介之推还算是幸运的。
颠颉应违反军纪而被晋文公处决。
颠颉之死经过是这样的：晋文公后来率军攻灭了曹国，由于文公流亡时曾路过曹国，而且在曹国碰了丁子，所以破曹之后对曹人进行了报复。上到国君，下到兵卒，有冤的报冤，有仇的报仇。惟独对一个名叫僖负羁的曹国大夫善待有佳，命令全军官兵谁都不许骚扰僖负羁及其家倦，理由是当年过曹时，曹国上下只有僖负羁对晋文公很好，还送了食盒和一块玉璧给文公。颠颉和魏犨（魏武子）不满，他俩都曾追随晋文公流浪，可却只得到了他二、三等的赏赐。魏犨倒还受赐继承了魏氏家族的大宗，可颠颉于史册中却找不到显赫的出生记录，想是待遇不佳。二人一怒之下，一把火把僖负羁的家给烧了。晋文公大怒，决定处死二人以正军法，但最后处死的却只有颠颉一人。并将颠颉的首级传于三军，三军上下悚然。
那么，文公为什么独独只杀颠颉一人呢？
根据《左传》的解释，晋文公只杀颠颉一人的理由是因为魏犨乃勇将，舍不得杀。且不
说此种说法对不对，不妨想一想，如果魏犨一同被处决，日后人们在谈起晋文公的五贤士时还会否提及魏犨？显然不会。若魏犨被杀，而再提他为五贤士，这就意味晋文公只因贤士曾犯过纵火案这么点不大不小的错就杀死了与自己生死与共、同甘共苦的手足兄弟，这未免有辱君严。因违法而被杀的人本就不合“贤”的定义。颠颉在《僖公二十三年》还被列为五士之一，百多年后的叔向却绝口不提，更晚的《吕世春秋》、《史记》都不提，这反倒另人怀疑。因为，后世将贾佗列入五贤士之一，但是贾佗直到晋文公的孙子晋灵公即位后才有活动记载，这就越发奇怪了。即便贾佗确有随文公出亡的事实，只怕当时也是一普通随从，并非核心成员。由此可见，杀颠颉而不杀魏犨，是因为一个是文公流亡时的核心成员，一个则不是，其亲疏远近决定了文公之所以一杀一舍。介之推显然和颠颉一样，都不在核心成员之列。
这一次论功行赏在晋国历史上意义重大。在晋献公之时，国内公族被他一杀殆尽。而这一次受到文公奖励的人从此跃居为晋国的贵族。
重耳烧的第三把火是安定周王室。
这时的周襄王想趁着齐桓公刚死的大好机会重新树立王室的威信，为此做了许多事。比如宽赦当年召群戎攻击自己的弟弟子带，把他从齐国请了回来，以彰显宽厚仁义。郑国伐滑，周襄王又出面干涉，跑来做和事佬。郑国一旦尊奉王命，停止对小国的掠夺，那么周襄王就能重树天子的威信，也能让诸侯对东周的能力刮目相看。可是周襄王的戏演砸了，郑文公一心搞扩张，根本不由得周襄王摆布，不但不接受东周的调停，反将两名周使扣压，以示对周襄王的警告。
郑国无礼拘禁天子使臣，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了做着重树天子威信大梦的周襄王的脸上。这记耳光打的周襄王龙颜大怒，于是他奋而兴兵。树不了仁义，只好树武威，周襄王要采取军事动作，以战争来说话。可是东周财竭民寡，力量不足，周襄王为了凑齐一支大军，竟然不惜借狄人之力。为了得到狄人的大力支持，襄王与狄人联姻，娶狄女隗氏为王后。
没有想到，这个隗后竟然是一个下流淫荡的女人，嫁到东周没多久就闹出了红杏出墙的绯闻。更麻烦的是，她相中的情人偏偏和当年召戎攻周的王弟子带。王子带本是周惠王中意的王位继承人，但因为齐桓公的干涉而无缘大位；周襄王即位后，他又勾结戎狄攻王；事败之后逃往齐国，又得到了齐桓公的政治庇护；齐桓公本打算那他要胁周襄王，周襄王奋然不应，子带只好在齐国待了十年，直至齐桓公死后才被赦免回朝。回朝后，子带并不感觉王兄对自己的宽宏大量，依然贼心不死，与隗后私通，又与王朝内的亲狄派大臣搅和在一起。周襄王大怒，废黜了隗后。
这一来，原本想结交狄人做后援的周襄王，因废后之事反而得罪并惹怒了狄人。
王子带看见王兄怒废隗后，乐不可支，以为机会到了，马上勾结了几个亲信，联络了狄人，又一次里应外合攻击周襄王。
狄军大举突袭东周，周军措不及防，被打得大败。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等一批将帅拼死迎战，但未能挡住狄军的进攻，不是战死即是被俘，首都很快就沦陷了。
狄军攻克首都后，王子带自立为王，并迎娶了被王兄废黜的隗后。周襄王本人却早在首都失陷前就自顾自逃之夭夭了。
公元前635年，也就是文公即位的冬天，周襄王逃到了郑国，郑文公前不久才被周狄联军痛揍一顿，吃了大亏。如今自己的对手落魄来投，本可以趁机报复一下。但郑文公没有做这种落井下石之事。相反，理智的郑文公更不愿看到一个牢固的周狄联盟出现在自己身旁，便摒弃前嫌安顿了周襄王，跟他一起谋画对付子带一伙。周襄王在郑国主了下来，然后就向诸侯们写信，言明自己当前的困境，请求帮助。没想到的是，周襄王的求救信号发出后竟然没得到多少人的回应，诸侯只顾自己掠夺扩张，不问天子死活。有心介入此次事件的只有秦穆公和晋文公。
接到周襄王的求救，秦穆公第一个作出快速反映，派军队马上出发，驻于黄河之畔准备迎纳襄王。晋文公得知天子蒙尘，也不顾晋国刚刚安定下来，百废待兴，立即决定采取行动。特别是晋国大夫狐偃敏锐的意识到了问题的特殊性，向晋文公进言，说：“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继文之业而信宣于诸侯，今为可矣。”他的想法与晋文公非常一致。他迫切需要在诸侯中树立威信，此次天赐良机，怎么可能拱手让给秦穆公？
秦穆公虽然动作更快，无奈秦的疆域只达河西，鞭长莫及，无法跨越晋国的势力范围，而晋国得地利之便，抢在秦穆公之前，发兵迎到了周襄王。公元前635，即晋文公二年，晋军南下平定周王子带之乱，子带被杀，狄人败退，护送周襄王回京城。周乱遂告平息，周襄王重归首都复位。
为了感谢晋文公的恩惠，周王把河内、阳樊等地区赏赐给了晋国。因此，文公名利双收，不仅得到了天子赏赐的土地，而且在诸侯中树立了威信，提高了晋国的地位。
三把火烧完，晋国一时间人才济济，君明臣和，上下同心，出现一幅崭新的政治局面，晋文公开始了他的霸业之旅。
他首先扩大军队的编制，把晋军分成五个军，赵衰担任新上军的司令，胥婴担任新下军的司令。奖励军功，首开以法制军的先例。西周时期的军事制度是“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军队在数量上是比较有限的。“师”为军队的最高建制单位。军事行动中投入的兵力一般不多，范围上较为狭小，战争的胜利主要靠战车的阵地会战来取得，当一方的战车兵被击溃以后，真正的战斗就结束了。所以在较短的时间之内即可决定战争双方的胜负归属。进入春秋后，“军”级建制开始出现。随着社会生产力等一系列社会条件的迅速发展，各国军队数量急剧增大。战争规模也越来越大，战争的方式从春秋中期起有了大的变化。晋国的军队编制正是适应这一时代潮流的。
继而晋文公把目标瞄准了强大的楚国，要与楚国决一雌雄。为了这个目标，晋文公先争取宋国加盟，然后再攻打楚国的盟国曹国，争取齐国、卫国、鲁国，孤立楚国。在这次战略性的进攻中，晋文公对当年曾经施惠于他的人都慷慨报答，对曾经羞辱过他的人也毫不客气，这就是所谓的“救患报施”。
公元前633年（周襄王二十年），宋国都城商丘被楚军包围。宋国向晋国告急，晋文公高度重视，他说：“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就是说，这一仗非打不可，打得赢打不赢，晋国都坐赢不输。于是在作了充分的战前动员之后，公元前632年初，晋文公率兵救宋，双方在卫国的城濮摆开阵势对垒。
雄心勃勃的楚国也想借此机会挫败晋国而成就霸业，楚、晋之间的大战一触即发。当时，楚军在大将子玉的统率之下，气势很盛，但是楚国对晋国的力量估计不足，楚成王太小气晋文公了，只派了西广、东宫和若敖氏三个部队前来会战。
而晋国除了高度重视之外，还联合了秦、齐、宋等北方联军，同时晋文公又暗中与被楚打败过的曹、卫约好，以帮助他们复国为条件，换来了曹卫的加盟，同时也激怒了楚国大将子玉。
晋文公为报答当年楚国在他流亡国外时的礼遇和款待，下令军队于战前退避三舍（九十里），兑现了他的诺言。本来，根据当时的惯例，一方是国君亲临战场，另一方是以臣子作统帅的话，一旦国君退避，为人臣者是不能追赶的。但楚国子玉一方面怒火攻心，一方面又立功心切，对晋军的后退穷追不舍，这一举动反过来激发起了晋国的士气。晋军后退又可疲惫楚军，避开楚军的锐气。因此，晋文公“退避三舍”实际上反倒成了以退为进的策略，实在是一箭双雕的高明之举。楚军以为晋军后退是惧战的表现，一直追到城濮才驻扎下来。结果两军在城濮（今山东濮县南）展开决战。
晋军主力有军车700乘，每车按25人计算，总计约五万二千余人，由于晋国实行军功制度，故而将士效命，同甘共苦，士气旺盛；而楚军主力主要是若敖氏，他们心高气傲，个个骄横。这样对比之下，谁胜谁败一目了然。《史记楚世家》记载，战一役，晋军纵火焚烧楚军，“火数日不息”，不用说大败楚军。城濮一战，晋国一战而定输赢。事后，晋国还向周天子献俘。
楚军失败后，子玉畏罪自杀。晋文公听到这一消息后，如释重负地长吁了一口气说：“没有人再能阻碍我了！”这次著名的城濮之战，彻底阻止了楚国的向北攻略，此后，在晋楚争霸的近百年间，楚国虽然几度想打开进入中原的门户，都未能如愿。同时在北方，形成了以晋国为核心的一个稳定的军事集团。战后的五月，晋文公广发英雄贴，召集齐、鲁、蔡、陈、郑、莒以及周天子，举行会盟。晋文公主持践土之盟，成为继齐桓公之后的又一中原霸主。
公元前628年冬天，晋文公逝世，他儿子晋襄公即位。世上子不类父者多矣，那么这位晋襄公能否承继用父的雄风，保持其中原霸主之位呢？这是一个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