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些地方官员现在玩的这套把戏，看来在我们国家是源远流长。王安石也清楚这一点，他在针对当时时弊提出的各种变法中，就考虑到了这些新法在实施的过程中，会被一些基层官员篡改，因而在新法中加进了不少限制。比如青苗法，明明是规定在青黄不接之际确实是有困难的农户，在自愿的前提下向官府借贷，并明文规定地方官员不得“抑配”，就是说，地方官员不得为了搞政绩工程或为了那二分利息而强迫老百姓借贷。又如均输法，目的是由政府派出专门的官员，按国库中的需要，就近去采购货物，不再由地方直接上贡。反对变法的苏东坡就指出，均输法给了一些官员特权，有人为了能把货物卖给官府就会去行贿他们。
价格由他们订，他们为了中饱私囊也会把价格抬得比老百姓的高。果然，再好的政策一落到贪赃枉法的一些地方官员那里，都会被曲解，被钻空子，被利用。就如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开放的决策一样，在让祖国经济腾飞的同时，一些从骨子里就坏透了的大小官员，置法律于不顾，也置自家的身家性命于不顾，大钻改革开放的空子，不顾一切地贪赃枉法，以至罢了那么多，判了那么多，杀了那么多，但还是有人不顾死活地继续往贪赃枉法的地雷阵里跳。因而在改革开放之初，引起了一部分同志对“改革开放是姓社还是姓资”之类的疑问。这种情况在王安石那里表现得更为激烈。他的变法在取得不少实际成效的同时，一些贪官污吏也大钻变法的空子，贪赃枉法，中饱私囊，弄得一些地方的老百姓很不满意，于是就给反对变法的人们提供了口实，因而在王安石变法的整个过程中，反对变法之声一直不绝于耳。
应当说，王安石的时代，政坛和文坛上都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在王安石稍前些时，有写下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与王安石同时的，有居官70年，其中50年出将入相高风亮节的文彦博;有三朝元老，被范仲淹誉为有“王佐之才”的富弼;有文坛领袖欧阳修;有幼时即以“司马光砸缸”救人而声名远播的《资治通鉴》总编司马光;有学富五车的大文豪苏东坡及其父亲和弟弟，等等。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些人无不闪烁着自己独特的光芒。然而，除老臣范仲淹自已遭遇过改革的失败，因而对王安石的评价是：“进者道之行，退者道之止”之外，其余上述那些各领风骚的人物，全都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并为此而结成了反对变法大联盟。
史学界曾流行过一种定式评价：王安石变法代表了什么阶级阶层的利益，而反对者们又代表了什么阶级阶层的利益，诸如此类。这样一来，泾渭倒是分明了，但变法者与反对者们也被强制得现代化了。试问，按此公式，小平同志倡导改革开放之初，小平同志自然可以说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工农大众的利益，那么那些怀疑论者和反对者们，他们又代表了什么阶级的利益呢？至少，说他们代表了资产阶级利益这样一顶帽子总安不到他们的头上去吧。其实，王安石变法，是为了富国强兵以期国家长治久安;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变法者们，他们之所以反对变法，也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他们竭诚为国的目的是一致的。司马光认为王安石的变法好比是将一座还能住人的房子拆了重修，因此他在阐述反对变法的理由时就说：治理天下，就好像房子坏了，那么就加以修理，房子不是坏到不能住人，就不需要动大手术改造，因为改造房子，必须有非常好的工匠和建筑材料才行，而目前，这两样条件我们都不具备。台湾学者陈致平先生认为：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是纯粹从立法的本身着想，而忽略了执法时在技术上的问题和人事上的障碍;反对变法的人则从实际人事上的流弊着眼，不甚重视立法本身之善，因而变法者是偏重于理想而忽略现实，反对者则是重视现实而忽略理想，加之在变法的过程中，两方面缺乏沟通，而王安石个性执拗，不愿谋求人事上的谅解与妥协。陈先生的见解值得参考。王安石的个性确实影响到了他的变法。反对者中，文彦博、欧阳修等都大力推荐过王安石;苏东坡、司马光等和王安石都曾私交甚厚。但王安石只听得进顺耳的话，以致在反对变法之声越来越大时，干脆提出不顾一切的“三不畏”(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王安石为了变法公然反对说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不仅将敢于对他讲不同意见的朋友全都推到了对立面，最后也失去了皇帝的支持，变法只有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