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变革，立宪与革命两党互不相让，立宪党正是看到大清皇帝有股凝聚各民族的魔力，才坚持走君主立宪之路。革命党则相反，打的招牌是“反清复明”旧旗号，正是当年流窜江南的叛逆会党玩剩下的东西。特别是在未来民国应该统治多大地盘上，革命党人更是捉襟见肘，完全不能自圆其说，比如革命党元老章太炎就说，打倒大清皇帝后中国的疆域面积就是明代的十八行省范围，这就意味着许多地方似乎都该隔离孤立出去，自生自灭，在那里生活的种族也不属于中国人民。这说法竟荒诞到，划定民国疆域时要退缩到明代狭小的范围内，要是拿到现在这纯属“汉奸”言论。所以革命党和立宪党吵起架来自然腰板不硬，处处理亏。绝不像后来史书上渲染得那般义正辞严，信心百倍。可以这样说，辛亥革命成功其实和革命党的“革命”论述到底是否合理没有太多关系，反而是其中那些过度情绪化的煽动反满言论，起着唤醒暴力神经的作用。
后来孙中山也感觉到了必须给推倒皇帝找到更多的理由，特别是一触及疆域整合这类敏感话题就特别需要兼容立宪派的说法，否则革命党会被彻底孤立，甚至成为历史罪人。比如他早期提出“五族共和”，晚年还受美国流行的“民族自觉”思潮的影响，后来又觉不妥，于是改口，就这样摇来摆去拿不定主意。直到新中国建立，才确立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格局。
在清朝，皇帝不仅是凝聚各民族的象征符号，还是维系道德教化的枢纽。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所以也无教会与皇家争权夺利的纷争嚣嚷。中国的“教”并非宗教的意思，而是“教化”的滋润养育，中国的“政教关系”指的是用道德教化襄助政治的运行。这点与西方教权老是和皇权较劲打架，互争地盘非常不同。教化工作人员的培养主要靠科举制度的选拔，把管理人材一层层相对均匀地分配到各个地点，所以我曾经说过，考试只是科举的一个形式，研习八股文是个手段，不是科举的核心内涵，科举不但在分配管理人材方面有独到之处，而且照顾到各地区的名额均衡，有那么点代议制的味道，相对做到了地区公平，所以以往大批参与科举制的人都把眼睛盯在八股文戕害活人智力上，连篇累牍地大做文章，就完全批不到点子上。清朝皇帝推崇“敬天法祖”，以孝治天下，关键就是能通过科举制为中央和地方配置人才，在基层依赖宗族士绅播导教化。“皇位”就成为一个承上启下的枢纽。
晚清新政时舆论界一片骂倒科举制的呼声，好像无论立宪还是革命，科举都是个必须清除的障碍。结果，科举制一废，皇权的合法性也就存疑，以后如推倒多米诺骨牌的连锁反应，一发不可收拾，皇帝要想赖在位子上已不可能。本文不是给皇权作辩护，而是想反思它作为维系政教关系的符号作用到底有多大？换个角度说，晚清改革就如下棋，皇帝急着在形式上废除科举是最大的败着。科举既废，教化人材配置系统随之崩解，学堂只训练技术人材，不训练教化人材，宗族教育本与科举相连，科举乃是培养基层士绅之所，不参加科考，士绅制度自然瓦解，这使得“政治”缺少“教化”的扶翼，玩政治的人日益功利，满脑门子争权夺利的念头，晚清的管理系统就象缺胳膊断腿的伤鸟，再也无力腾飞。立宪人材的训练同样缺乏总体构思，全靠临时拼凑。科举进阶是有道德考量在里面，一旦废除，立宪运动缺少道德教化的支持，全凭关系门路，各显其能，于是贿选横行，一片狼藉。怪不得有人大骂民初政坛龌龊横行，比晚清还不如，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皇帝给自己掘好了坟墓。
皇权一旦倒塌就宣告了皇朝体制正统性崩毁，如一串玉珠滚散一地，无法收拾，一切试图恢复帝制的尝试自然是逆潮流而动，不得善终。袁世凯逼清帝退位，洋洋自得，自以为最有承继清朝大统资格，其实他的汉人身份就不具当年满人皇帝统合各族群的符号性。加上军事强人当道，政教体系瓦解，都无法使他顺利塑造起自己的象征权威，只能在一片谩骂声中郁郁而终。袁氏称帝在一个普通汉人士绅的眼里都是不耻的事情，山西乡绅刘大鹏在日记中有一段描写说他做梦袁世凯称帝，在山西崇修书院升堂，刘大鹏被迫随着身著朝服的官员拜舞，觉得羞耻之极，欲死不能，当袁氏秉笔书写他的名字准备封赠官职时猛然梦醒。刘大鹏赞成复辟，却主张宣统复位，袁氏当他的臣子才符合君臣之义，可见一般汉人心目中，满人当皇帝仍具有无可争议的合法性，其中也暗含着对皇帝凝聚多民族符号作用的认可。可见，皇帝作为一个模糊的影像，在当时人的心里还是遗留着很长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