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枭雄袁世凯的悲情人生 死后竟靠募捐办丧事

由于袁世凯的葬礼过于奢华,最后结算的时候发现入不敷出,政府所拨的专款扣去葬礼费用后不足以建造墓地工程。为此,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等八人联名发起公启,请求社会各界人士解囊相助,最后又凑到25万元,才最终结束了袁世凯的丧事。

在袁世凯复辟闹剧中,最令人捧腹的莫过于“太子”袁克定伪造《顺天时报》来蒙骗老头子一事。不错,《顺天时报》是袁世凯每天都要读的,因为这份报纸不仅发行量大,而且是日本人在天津所办的汉文报纸(从中可以看出日本政府的动向),而当时袁世凯对日本的态度是最为敏感的。“知子莫若父”,反之亦然,袁克定为了促成老头子称帝、以圆自己的“太子梦”,竟然不惜伪造了一份专门刊登一些鼓吹帝制、拥护袁大总统做皇帝之类消息的假《顺天时报》,并每天偷梁换柱地送给袁世凯看,这就不得不说是一桩奇谈了。

据袁世凯最宠爱的三女儿袁静雪回忆说:“假版的《顺天时报》是大哥(袁克定)纠合一班人搞出来的,不但给父亲看的是假版,就是给家里其他人看的也是假的。大哥使我们一家人和真实的消息隔绝了开来。不料有一天,我的一个丫头要回家探望她的父亲,我当时是最爱吃黑皮的五香酥蚕豆的,于是让她顺便买一些带回来吃。第二天,这个丫头买来一大包,是用整张的《顺天时报》包着带回来的。我在吃蚕豆的时候,无意中看到这张前几天的报纸,竟然和我们平时所看到的《顺天时报》的论调不同,就赶忙寻着同一天的报纸来查对,结果发现日期相同,而内容很多都不一样。我当时觉得非常奇怪,便去找二哥(袁克文)问是怎么回事。二哥说,他在外边早已看见和府里不同的《顺天时报》了,只是不敢对我父亲说明。他接着问我:‘你敢不敢说?’我说:‘我敢。’等到当天晚上,我便把真的《顺天时报》拿给了父亲,我父亲看了之后,便问从哪里弄来的,我便照实说了。我父亲当时眉头紧皱,没有任何表示,只说了句:‘去玩去吧。’第二天清晨,他把大哥找了来,及至问明是他捣的鬼,父亲气愤已极,就在大哥跪着求饶的声音中,用皮鞭子把大哥痛打了一顿,一边打,一边还骂他‘欺父误国’。从这以后,我父亲见着他就有气,无论他说些什么,我父亲总是面孔一板,从鼻子里发出‘哼’的一声,不再和他多说什么话,以表示对他的不信任。”袁克定虽然在紧要关头失去了老头子的信任,不过他还有一个杀手锏,那就是令袁世凯挥之不去的“家族魔咒”。这事说来也蹊跷得很,在袁世凯家族中,外出做官的从没有活过60岁的,如袁甲三、袁保恒、袁保龄、袁保庆,乃至袁世凯自己的父亲袁保中,也系壮年而终。由此,60岁这道大关也就成为压在袁世凯心中长久的梦魇,挥之不去,而从民国建立后开始,袁世凯的身体每况愈下,这更是令他感到疑神疑鬼。

在年届六十的大限即将来临时,袁克定一再进言,宣称“只有称帝才突破这一魔咒”,这就不能不对袁世凯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了。是啊,皇帝乃“九五之尊”,位极天下,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尊贵呢?或许,这个魔咒真的不敢侵犯“真命天子”?要说起来,袁世凯在那个时代也是迷信的人,称帝一事若全怪在袁克定身上,也不公道。

袁世凯葬礼

和袁克定热衷于帝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袁世凯的二儿子袁克文(字寒云)却对此漠不关心。不仅如此,这位“皇二子”甚至还写了首讽父诗,可算是民国古体诗中难得的佳品:

乍着微棉强自胜,阴晴向晚未分明;南回寒雁掩孤月,西落骄阳黯九城。

驹隙存身争一瞬,蛩声警夜欲三更;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诗的最后两句是重点,无外乎劝老头子千万“莫到琼楼最上层”,否则站得高,跌得重,老本全赔光光。可惜的是,袁世凯书读得不够多,苏东坡在《水调歌头·中秋》中也说,“高处不胜寒”,而他头脑一时发热,竟已忘却了。

在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后,袁世凯揖让再三,最终接受了国民的“拥戴”,真的要改制当皇帝了。正式登基的黄道吉日定在1916年1月1日,在此之前,袁世凯决定先举行一次百官朝贺会,日子让袁克定来挑。袁克定急不可耐,说:“就明天,12月13日就是个好日子!”

次日上午,袁世凯在中南海举行百官朝贺会。由于时间仓促,事前也没有做什么准备,前来朝贺的官员只包括在京的官员,地方大员们都没有参加。滑稽的是,这次朝拜既没有统一服装,也没有规定程序,来贺的官员有的穿着长袍马褂,有的则身着西装礼服,武官更是戎装入贺,而有的闲职人员干脆穿着便服就来了。

仪式由袁皇上的“御干儿”段芝贵主持,但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皇上竟然命朝贺时行三鞠躬礼,他想象中的三叩九拜竟然无从施展,令他懊恼不已。当天9点整,在四名武官的引导下,袁世凯来到居仁堂,但他并没有穿上大家所猜想的那身价值百万的龙衮服和皇冠,而是身着大元帅戎装,甚至连帽子都没有戴(因为他素来讨厌那顶插羽毛的元帅军帽)。不过,这反显得他那大脑袋更加油光锃亮,仿佛紫气东来,洪福齐天。

尽管文武百官已经分成班次,但段芝贵是个武人,也不懂得什么司仪的规矩,还没有等袁皇上就座,他自己抢先拜了下去,而旁人也因无人指挥,参拜时乱七八糟,有鞠躬的,有下拜的,也有喊“皇帝万岁”的,参差不齐,反弄得袁皇上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踌躇半天,只是左手扶着御座龙椅,右手还手掌向上,频频向鞠躬叩拜者点头示意。

朝贺仪式结束后,袁皇上便让大家散去,各自回去上班,就连筵席都没有请大家吃一顿。等大家走出居仁堂后,这才回过神来:这朝贺仪式也未免太简陋、太节约了吧!就跟平常一样,好像是关门做皇帝,偷偷摸摸、见不得人似的……这算怎么回事吗?

可不就是这样,等到蔡锷、唐继尧等人在云南举起“护国”大旗,袁世凯只好将登基日期后推,说要等平定了叛乱再行登基,不料这一推就遥遥无期,而护国战争也非一时半会能结束的,结果袁世凯至死都没有正式登基,充其量也就是个“关门皇帝”。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新王朝建立之后都要“徙居处、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这“牺牲”祭品变不变倒无关紧要,国都也是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因此“徙居处”也就大可不必;但在“改正朔”上还是需要做做文章的,那就是在1916年后废民国五年而改行洪宪元年,历法也改用《洪宪元年历书》;至于“易服色”,按今文经学的“夏黑商白周赤”的三统循环理论,洪宪王朝应崇尚红色,因而登基三大殿的廊柱都要刷成红色,瓦也要换成红瓦,以示喜庆。

除此之外,皇帝登基得对有功之臣封王赏爵,好处均沾,但这里也遇到了一点小问题,那就是之前的故人旧友,袁皇上也不好意思让他们称臣,于是便想出列入旧侣(计有载沣、奕劻、世续、那桐、锡良等数人,均为前清王公或者名督)、故友(计有徐世昌、赵尔巽、张謇、李经羲,即后来的“嵩山四友”)、耆硕(王闿运、马相伯等)三类,这些人可以享受不臣之礼。至于各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镇守使、师旅长以上人等,分别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分封,见者有份,一口气就封了128个,就连已故的前国务总理赵秉钧也追封了一等公。

在这欢快的日子里,也有不和谐音,譬如朝贺仪式上,前陆军总长、老部下段祺瑞和前副总统黎元洪(袁世凯做了皇帝,黎副总统当然就成了前副总统)就不曾前来。袁世凯给黎元洪封了个“武义亲王”,不料这前副总统却屡加拒绝,不肯接受。这事传出去后,一首童谣也不胫而走:“好江山,做不牢;好江山,坐不牢;亲王奉送没人要!”

袁世凯称帝过程中,曾追随他多年的两位老友严修和张一麐却对复辟帝制明确表示反对,他们一再劝阻袁世凯不要走上这条绝路,但袁世凯终究未曾醒悟。开弓没有回头箭,世界上终究没有后悔药可吃,在后来取消帝制的当天晚上,袁世凯把张一麐找来谈话,极其悔恨地说:“我当时没有听你和范孙(严修的字)的话,现在想来真是又悔又愧啊!范孙跟随我多年,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什么官阶升迁;你在我的幕府中也有十几年了,也是从来没有提过什么个人要求。可见那些淡泊名利、荣华富贵、功名利禄的人是多么的可贵,这才是真正的国士啊!那些曾经推戴我的人,难道他们真的是为国为民吗?他们今天推戴我为皇帝,明天就可能反对帝制,这种人真是比比皆是哪!总之,我办事情的时候多,读书的时候少,这也是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

最后,袁世凯沉痛地说:“只是误我事小,误国事大,当国者不能不引以为戒啊!”

到最后,袁世凯的身体也顶不住了,称王称帝非但没有帮助他破除家族魔咒,反而加速了他的死亡。据袁静雪回忆说,在1916年的元宵节,正当全家人围在一起吃元宵的时候,六、八、九三个姨太太为了“妃”、“嫔”的名分又在袁世凯的面前大声争吵了起来。袁世凯见后长叹了一口气,说:“你们不要再闹了!你们都要回彰德去,等着送我的灵柩一块儿回去吧!”说完,袁世凯便起身回办公室了。当时护国战争已经爆发,袁世凯整日忧心忡忡,精神不振,再被家里这么一闹后,袁世凯从那天开始便饭量减少,慢慢就恹恹成病了。

在各方要求总统退位的声浪中,袁世凯方寸已乱,退位心有不甘,接着开战又有所不能,弄到最后,心力憔悴,他的身体也垮了。到了1916年5月的最后几天,袁世凯已经不能办公;6月5日,袁世凯一度休克昏迷;延至6月6日的凌晨6点,袁世凯终于一命归西。

袁世凯在清末的时候得过软足病,这也是当时摄政王载沣将他开缺的由头。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复出,在入宫的时候还需要仆役搀扶。这一次,袁世凯得的病是膀胱结石导致尿毒感染全身,原本这个病是不会导致生命危险的,但袁世凯为人比较固执,一直不肯看西医、不肯动手术(大概也是因为发病的位置特殊,羞于启齿),加上帝制后的种种不顺,急火攻心,更是加重了他的病情。

等到病情急剧恶化、小便不畅后,在袁克定的坚持下,袁世凯才让法国医生贝希叶前来诊治,但此刻为时已晚。贝希叶建议袁世凯到医院去动手术,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但被袁世凯拒绝。在这种情况下,贝希叶只好在袁世凯卧室给他导尿,但此时导出来的全是血尿。袁世凯自知不起,便急忙让人把徐世昌和段祺瑞找来,并把总统大印交给徐世昌,说:“总统应该是黎宋卿(黎元洪的字)的,我就是好了,也准备回彰德去。”

据说,袁世凯在6日凌晨昏厥复苏之后,对侍疾在侧的老友徐世昌低声说“杨度杨度,误我误我”;也有人说,袁世凯临终时说:“是他害了我!”袁世凯也没说这个“他”到底是谁,一般人都认为指的就是大公子袁克定。要说这复辟丑剧,袁克定还真要负一半的责任,他自己想做太子想疯了,结果是把老头子推到火上去烤,害得袁世凯一代枭雄,最后为这竖子所害,落得个可惜可笑又可叹的千古骂名,真是窝囊至极。袁克定这个人,不文不武,品不高,德不显,糊涂半生且不说,晚年还好男宠,结果因此而倾家荡产,潦倒而终。袁世凯有这样一个太子,又怎能不败?

由于袁世凯死的时候仍旧是在职的总统,因此黎元洪在继任总统后还以在职国家元首的规格给他治丧。当时中央政府除了拨款五十万公款用于丧葬费用外,还通令文武机关下半旗、停止宴乐27天,民间娱乐也停7天;文武官员和驻京部队一律佩戴黑纱;设立“恭办丧礼处”,以曹汝霖、王揖唐、周自齐三人承办大典丧礼,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人总负责。

袁世凯死后,那些在护国战争中明里暗里反对他的袍泽故旧也纷纷“冰释前嫌”,或亲自或派随员赶到北京沉痛悼念老领导,所以袁世凯的葬礼也办得风风光光,备极哀荣。最可叹是那御干儿、奉天将军段芝贵,他在得知袁世凯死讯后急忙从关外星夜兼程赶来,等到了新华宫灵前更是呼天抢地,涕泪涟涟,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死的就是他亲爹(真是孝子!)。

由于袁世凯的葬礼过于奢华,最后结算的时候发现入不敷出,政府所拨的专款扣去葬礼费用后不足以建造墓地工程。为此,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等八人联名发起公启,请求社会各界人士解囊相助,最后又凑到25万元,才最终结束了袁世凯的丧事。

一代枭雄,落得如此下场,岂不可悲可叹?

本文摘自《民国原来是这样》,金满楼著,现代出版社出版

《袁世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