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坛对手如此咄咄逼人，奕劻和袁世凯自然也不甘心吃哑巴亏。他们伺机反击，先是以广东边境不靖为由，称“非知兵有威望者督粤，不能镇慑”，推举岑春煊为最佳人选。四月十七日，清廷下诏调邮传部尚书岑春煊为两广总督，不等他部级大员的位子坐稳，就将其挤出了北京。但对于更老辣的瞿鸿禨，他们一时还没有杀手锏。
据《凌霄一士随笔》等清末掌故名作的记载：
有一次，慈禧单独召见瞿鸿禨，提到奕劻时说：他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这几年我看他也足了，可以让他休息休息吧。显然慈禧对之并不满意。瞿鸿禨见机即进言：太后圣明，如罢其政权，正所以保全其晚节。慈禧说：我自有办法，你等着看吧。
瞿鸿禨甚是高兴，将此事告知门生兼姻亲汪康年，说奕劻不日将罢官。而汪康年又将消息透露给他一位朋友，伦敦《泰晤士报》的访员高某，高某马上向报社发回电报。美国驻华公使接到伦敦的来电消息，叮嘱其妻子在拜见慈禧时探听虚实。当公使夫人提及此事时，慈禧十分愕然，答曰：没有这么回事。又问消息从何而来？得知是伦敦《泰晤士报》所载，慈禧声称：此乃谣言，千万不要相信。
慈禧想到，自己只和瞿鸿禨一个人说过这件事，必定是瞿走漏的风声。慈禧气愤到了极点，随口大骂：“瞿鸿禨混账！”不巧，这话被正在宫中服侍慈禧的奕劻之女四格格听见了，她赶忙将此秘密传给父亲。奕劻即与袁世凯商议，都认为机不可失，必须趁此扳倒瞿鸿禨。
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初七日，在袁世凯等的授意下，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参奏瞿鸿禨“怀私挟诈”。最后，瞿鸿禨开缺回籍。七月初四日，朝廷又以两广总督岑春煊久病为由，亦将其开缺。
前后扰攘三个多月的“丁未政潮”，至此落幕。瞿、岑联袂夺权不成，反倒落得两手空空，而奕劻与袁世凯自此一家独大，实在是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尽管因江春霖的拼力上奏，赵启霖官复原职，但对“丁未政潮”的结局已无足轻重。
至于无端卷入政潮的歌妓杨翠喜，又是何种命运呢？据申君在《清末民初云烟录》一书中的《振子和谢珊珊、杨翠喜》一文所载：
翠喜入王府后，颇不见容于贝子夫人。因为翠喜得到专房之宠，贝子夫人常常哭到深夜。本来是乌烟瘴气的王府，更因此闹得鸡犬不宁。当贝子听到赵启霖提出弹章后，只好当天就慌忙打发翠喜回到天津。翠喜回到天津后，直接投奔王锡瑛(益孙)，又不为王的老母所容。王的母亲视翠喜为祸水，边哭泣边摒之于门外。翠喜再投奔王贤宾(竹林)，也不被所容，当夜只好寄宿在某戏馆中，第二天，王锡瑛租赁一间房子，才将杨翠喜安顿下来。
而据载振的儿子溥铨记述，对于弹劾案的内情，他们家人并不清楚。溥铨听家人说，府里确实没有见过杨翠喜，当时载振的三侧福晋刚进府，尚未封为侧福晋，府里还称她为“姑娘”。此案发生后，大家都怀疑她就是杨翠喜。
载振本人主动申请“开缺”后，心灰意冷，据溥铨回忆，父亲到了晚年，还叮嘱其子女：“作个小事还可，千万不要入政界。”
杨翠喜以一本来无足轻重的歌妓，于一代王朝兴亡史上居然占有一席之地，成为牵动一时政局之人物，大概就是人们关注“杨翠喜案”，百年来仍津津乐道的原因所在吧。
文史大家邓之诚先生(1887～1960年)曾作《书杨翠喜案》一文，将此案置于晚清衰颓的政治大背景下考察，感叹人才凋零，权臣庸碌。他说：
杨翠喜寻常里巷中人，非有倾国之貌;因缘时会，亦得挂弹章，腾万口。衰世乏才，乘时擅权者，率不能高于此辈，良可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