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1859年—1916年），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北洋军阀领袖。字慰亭（又作慰廷），号容庵、洗心亭主人，汉族，河南项城人，故人称“袁项城”。袁世凯的荣辱功过各有评说，有人说他是“独夫民贼”、“窃国大盗”，也有人认为他对中国的近代化做出贡献，是真正的改革家。总之，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
袁世凯的一生，可说是晚清到民国这段复杂混乱的历史的真实写照。一九八九年逝世的名记者陶菊隐所著《袁世凯真相》是一部以袁世凯为主线的“北洋军阀统治史”，并不具演义成分，而是“亲历者口述秘史”，讲的恰恰是袁世凯一生最为人知，也最为人鄙薄非议的事情——做了八十三天的“洪宪皇帝”。
但是，书中最精彩的部分却是剖析袁世凯当皇帝的来龙去脉。民国初期有如史家唐德刚所比喻“新居未建，而故居已拆”，“群众露宿街头，饿殍载道，疠疫横行，如此则受害群众就要抱怨今不如昔，民国不如大清了”。应当说，袁世凯做皇帝与“六君子”的劝进招摇，也还是有些以民意为基础的。但这些民意是否就是袁世凯当皇帝的“合法性”呢？
但袁世凯何尝在乎民意？他的名言是“不经制造，安有民意”？他的皇帝梦来自他权力的膨胀，并一步步向目的靠近。当武昌革命爆发后，清政府重新启用他，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大臣时，就有人上条陈，通密电，要他乘此大权在握，早日黄袍加身。但他没有这么做，并对劝进者进行斥责。
其实，袁世凯看到民主革命已经席卷全国，革命军和全体国民都渴望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如果他不待时机成熟，贸然建立一个新王朝，必将处于清政府与革命军的两面夹攻之中，而成众矢之的。他要一面利用清政府对付革命军，一面利用革命军对付清政府，耍手段、施小技，角力不如斗智，先拿得大总统之位
要拿下大总统之位，重要的是试探“军意”。袁世凯利用召见各省军阀来京述职的机会，看这些军阀对变更国体的态度。这些军阀关心的只是个人的权位，只要权位不变，他们不仅不反对变更国体，反而还想争先恐后去做开国功臣。就在召见之后，这些军阀纷纷发出通电，“痛论共和制度之不善，情袁早日建元称尊”。
在一片劝进声中，各省的军事长官也不甘落后，他们由段芝贵牵头，共同上了一个“请速正大位”的密呈。什么“筹安六君子”，在袁世凱由大总统到洪宪皇帝的推進上，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作用，至于“民意”基础，在亲历者也即本书作者陶菊隐的笔下，更是一点也看不到的。
作者陶菊隐生于戊戌变法的一八九八年，是位富有传奇色彩的新闻记者和作家。他勤奋敬业，巧妙周旋于不同派系的军阀政客之间，进行周密细致的采访，参与重要事件的报道，对许多鲜为人知的秘闻轶事知之甚详。因而写起这部书来，就能把人物写得活灵活现，有生动的现场感，而不像那些从史料到史料的人，把人物都变成了干巴巴的政治符号，历史事件也全都成了历史的必然结果。
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新闻界就盛传“南陶北张”一说，北是天津《大公报》的张季鸾，南就是上海《新闻报》的陶菊隐。一九四九年后，作者凭着数十年所收集的旧时内幕逸闻，不几年就写出一部洋洋一百三十余万字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引起颇大反响。至于本书，据陶菊隐之子陶端介绍，文革前就已完稿，并与一家出版社签了合同，文革“破四旧”时化为纸灰，文革后期陶菊隐又偷偷从头写起，终在耄耋之年得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