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邵飘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不断发表报道、时评，历数奉系军阀张作霖罪状，对社会舆论产生极大影响，推动了北方民众反日、反张运动。这让张非常难堪，发誓打进北京城就要枪毙邵飘萍。
上世纪50年代初，我在北京上小学。其时，母亲去世，父亲工作忙，就把我送到一所寄宿制学校。周末，我便去外婆家。外婆待我很好。一年寒冬，我的双手冻得红肿，握笔也困难，外婆为我涂上冻疮膏，还给我买了件大棉袄，让我把双手揣到袖筒里就暖和了。那件大棉袄，直到我上初中还穿着。我最喜欢听外婆讲故事了。很多有趣的故事，随着时光的流淌，渐渐地淡忘了，唯独她与外公的故事，在我生命的长河里，留下永恒的记忆。
外婆名叫汤修慧，是苏州人。其母亲早逝，与父亲相依为命。为了谋生，父亲带着她在金华的游坊巷，开了家小小的照相馆。其时，外公邵飘萍在金华中学堂执教，常去照相馆，他们逐渐熟悉。后外婆赴杭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彼此书来信往，情投意合，结为连理。
1912年，外公主编《汉民日报》，因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被捕入狱，经外婆及亲友多方营救，出狱后东渡日本，组建东京通讯社，给国内写评论。他十分惦记外婆，书赠两首七律：六和塔高接云霄，飞度登临伴阿娇。最是可憎三眼佛，至今触绪便魂销。人生悲乐忿青常，才说欢娱又断肠。塔上佛前私语后，归来别去太匆忙。
1916年，外公回国，被聘为《申报》驻京特派员，组建新闻编译社，在北京大学成立新闻研究会，开讲新闻采访课，创办了《京报》。其间，外婆协助外公打理馆务，开展教学，帮着带学生实习，常以《京报》记者身份采访，撰写新闻报道。
1925年，外公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不断发表报道、时评，历数奉系军阀张作霖罪状，对社会舆论产生极大影响，推动了北方民众反日、反张运动。张慌了手脚，汇款30万元赠外公，企图堵住外公的嘴。外公即刻愤然退回，对外婆说：“张作霖出30万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这让张非常难堪，发誓打进北京城就要枪毙邵飘萍。
1926年4月，张作霖、吴佩孚、阎锡山三面夹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冯部被迫撤出北京。4月18日张的先头部队入京，悬赏捕杀外公，吴佩孚也密令缉捕外公。外婆为外公的安危担忧，深情相劝：“张作霖来了，你少说几句，少写几篇，出去避避风头吧。”外公回答：“我要写，我要说，死也要讲！只是我走后，为难你了。”夫妻相对，泪流满面。后来，外公在亲友的苦劝下，暂避俄国使馆，《京报》交外婆照管。4月24日夜，外公的旧友、《大陆报》社长张翰举被军阀收买，将外公骗出使馆(谎称张怕舆论不敢杀他，并说已向张学良疏通，允诺不查封《京报》)，随即遭逮捕。4月26日清晨，外公被张作霖以“宣传赤化”的罪名，枪杀于北京天桥。是时，可怜的外婆还被当局锢禁于报馆，后得友人电话方知噩耗，当即昏厥。后来外婆强忍悲愤，与亲友将外公灵柩置于殡仪馆，后传张作霖要派人倒棺割头的风声，众人急忙将灵柩迁至近郊的天宁寺。
1928年，外婆团结了一批同仁志士，复活《京报》，署名“邵汤修慧”发表宣言，谓“飘萍先生毕生奋斗最大之武器，唯此《京报》。使《京报》之工作一日不中止，则飘萍先生之志愿亘古如新。此修慧今日所以不敢辞劳避难也”。一年后，随《京报》发行了特刊《邵飘萍先生被难纪念》。外婆撰文《先夫子飘萍公行述》及《被难后追述之事实》。复活后的《京报》继承了反映“民众呼声”的传统，为正义呐喊。直到“七七”事变后，不屈的外婆不愿为日寇张目，毅然关闭报馆，抛弃全部资财、产业，只身逃出京都。
外婆是外公事业上最得力的助手，又是外公被害后的事业继承人。她坚守外公的遗志，反帝反封建，追随时代的脚步不断前行。1986年外婆病故，夫妇之骨灰合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愿外婆与外公九泉之下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