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多年来跪在岳坟前的四尊铁人：秦桧夫妇、张俊和万俟，似乎已经告诉了人们答案。对于岳飞的死，他们当然难脱干系。但仅仅是他们四人，就能置岳飞于死地吗？处死岳飞，当然需要皇帝点头。杀害岳飞的人中宋高宗应该算一个。但高宗皇帝为什么一定要杀岳飞呢？岳飞是南宋初年最杰出的抗金将领，在张俊、韩世忠、杨沂中、刘光世、岳飞五支抗金大军中，岳家军军力最强，纪律最严明，战功最显赫，是南宋王朝一道坚不可摧的长城。岳飞本人因累累战功加官至太尉、少保，是正一品的官员，在武将中军阶最高，位居三公之列。高宗皇帝更下诏命说：“中兴之事，朕一以委卿，除张俊、韩世忠不受节制外，其余并受卿节制。”兵权之重，天下无双。对于这样一位担负着南宋中兴重任的军事统帅，能说杀就杀吗？那么，是什么时候，埋下了杀害岳飞的种子？它又是怎样发芽而后疯长的？
如果将南宋的朝堂比作一架天平，那么，主战派和主和派便是天平的两边。无论哪一派占上风，天平就会向一边倾斜。而宋高宗就是调节天平的那只手。和耶？战耶？始终是朝堂上争议最激烈的话题。当然，主战派砝码的分量还来自于在前线作战的几支部队。军事上的得失，直接影响着宋高宗调控天平的决心和力度。岳飞显然已是天平上那颗最大和最重的砝码，主和派自然处心积虑地想把他去掉。但若仅仅以主战和主和两派斗争来反映南宋国内的政治态势就未免太简单一些。实际上，宋立国以来，就一直被一项国策所困扰，那就是如何安排军人的位置。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是军人出身，而且是靠兵变夺取政权的。他深知军队的厉害，但他不学汉高祖刘邦滥杀功臣，而是设宴款待石守信等大将，宴饮之间，许以高官厚禄，然后要他们交出军队指挥权。这就是著名的“杯酒释兵权”故事。接着，他又制定了以文制武的文官管理制度。整个北宋期间，这个制度牢不可破。
但南宋一开国，情况就不同，高宗赵构刚登基就被金人撵着屁股打，一直跑到温州，还一度住在海船上以躲避金兵的锋芒。而手下的一班文臣只会跟着逃命，一点退敌的本事都没有。是岳飞、韩世忠他们打退了金兵，才使得南宋保有了长江以南的大片国土。但战争的狼烟并没有因此消散，金人的铁骑还在江北的大地上驰骋。由于南宋一直面对强敌的压迫，军人的作用便日显重要，军人的声音也逐渐由弱变强。但这显然与宋的立国制度格格不入。岳飞独立成军时只有正兵万人，后来总兵力增至10万。这本来是件好事，但却引起了朝廷的深度不安。宋廷诏令岳家军以“三十将为额”，就是想以军官数量来限制岳家军的扩张。但随着岳家军不断打胜仗，队伍也在不断扩大，不久即增至84将，大大突破了朝廷的编制限额。因为宋高宗不吭气，枢密院对此也无可奈何。
军队作战，需要征粮、筹款、派夫等后勤供应，因此，便要占有固定的防地，享有便宜处置管内行政、财政的权力。岳家军因为军队庞大，所管辖的州县比起其他部队自然要多出好几倍，而且岳飞战区随着战事推进还在扩展。加之幕僚队伍也在一天天扩大，大批读书人来到岳家军，他们为军队书写文书、布告、奏章，甚至参与政治谋划和军事行动。而这正是执政的文官集团最不愿看到的。这批读书人不但在文书布告上激扬文字，借机宣泄自己的情绪，而且还处处臧否时政。岳家军的文告奏疏常常引起朝臣们的强烈不满，但这些都被岳家军取得的一系列胜利而掩盖了。
绍兴十年（1139年）岳飞率大军北伐，郾城一战，消灭了金兀的骑兵主力，接着又取得朱仙镇大捷。他打算乘胜前进，一举收复中原。然而，南宋朝廷上下对岳飞的胜利却忧心忡忡，高宗急令岳飞班师，并一连下了十二道金牌。岳飞抗争不过，悲愤地仰天长叹：“十年之功，毁于一旦！”翌年，金兵入侵江淮，高宗又急忙诏岳飞赴江州救援。岳飞却迟迟不肯发兵，他提出要乘金人后方空虚，准备直捣中原。高宗为此竟连下十七道文书，岳飞不得已才出兵救援。朝廷上下对岳飞的抗旨行动议论纷纷。而一直被胜利的光环笼罩着的岳飞，哪里知道，因为自己率性的行为，已经种下了被罪的祸根。在文官们的眼里，军队本来只是一架作战机器，不应该有自己的思想，不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更不应该有自己的感情。而自说自话、不听招呼，总是特立独行的岳家军显然已经严重偏离了正统轨道，这当然是不可容忍的。宋金绍兴和议签订后，以秦桧为首的文官集团立即着手解除张俊、韩世忠、岳飞三人的兵权，将三支部队的指挥权直接收归枢密院。不等岳飞找到解脱的办法，在高宗皇帝的默许下，秦桧等一干人已迫不及待地对他下手了。没有谁能阻止这一切的发生，因为在秦桧的背后，是整整一个王朝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