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中国封建社会被奉为圣人，孔子的弟子后学被称为贤人，但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孔门圣贤在人伦上并不完美。在阅读先秦文献时，我发现孔子、孔子的弟子曾参、孔子的孙子思都曾有休妻的经历。孔子的原配夫人来自宋国，《孔子家语·本姓解》记载：“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亓官氏。”一年之后亓官氏生子，鲁昭公曾派人送鲤鱼表示祝贺，孔子对此感到十分荣幸，故给儿子取名为鲤，孔鲤成人后取字伯鱼。孔子与亓官氏的婚姻结局，在文献中没有正式记载，但我们可以在字里行间发现一些信息。
在《礼记·檀弓上》一文中，子思门人有“子之先君子丧出母”之语，据孔颖达的解释，“先君子”指的就是伯鱼，而“出母”就是伯鱼之母亓官氏。根据这一记载，这位亓官氏并未与孔子白头偕老，她被孔子无情地休弃了。《论语·阳货》中记载了孔子的一句名言：“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逊)，远之则怨。”不知是不是针对亓官氏而发。后来亓官氏病死，伯鱼按照丧礼为生母服丧，孔子对此未加干涉。
《礼记·檀弓上》记载：“伯鱼之母死，期(周年)而犹哭，夫子闻之，曰：‘谁与哭者？’门人曰：‘鲤也。’夫子曰：‘嘻(惊怪之声)，其甚也！’伯鱼闻之，遂除之。”根据丧礼，如果孝子被休弃的生母死了，应为生母服丧一年。但是，如果父亲已经去世，孝子已为人父，那么就不必为休弃的生母服丧。亓官氏死后，孔子允许伯鱼为出母亓官氏服丧一年。伯鱼在服丧期满后仍然为生母哭泣。孔子对此感到不满，觉得伯鱼做得太过分了，伯鱼不敢违抗父命，只得停止哭母。亓官氏在后世被人们尊为圣母，孔庙中的寝殿即为供奉亓官氏的专祠。如果孔子重生，得知被他赶走的原配夫人亓官氏不仅又“回到”他的身边，而且还被一再加封为诰命夫人，不知会作何感想？
孔子高足曾参休妻的理由更为离谱。据宋人汪晫编辑的《曾子·外篇三省》记载：“曾子后母遇之无恩，而(曾参)供养不衰。及其妻以蒸梨不熟，因出(休弃)之。人曰：‘非七出也。’曾子曰：‘蒸梨小物(小事)尔，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况大事乎？’遂出之，终身不再娶。”在这一段文字中，曾参对后母和妻子的态度截然不同。后母对他刻薄寡恩，但由于后母在伦理上也是母亲，因此曾参将后母作为尽孝的对象，尽心尽意地供养。但是，曾参对妻子的态度就完全不同了。他命妻子蒸梨，妻子没有将梨子蒸熟，曾参一气之下便将妻子无情地休弃，可见曾参性格中有乖戾、刻薄、冷酷、怪异的一面。
古人休妻有所谓“七出”之条。没有把梨子蒸熟，这只是日常生活中可以忽略不计的小事，并不在“七出”之列，曾参对妻子如果稍微宽容一点，是绝不会采取休妻这一绝情举动的。他对妻子的严苛引起别人的批评，曾参的回答是：蒸梨不熟，确实是一件小事，我让她蒸熟，而她不按照我的命令去做，小事尚且如此，何况是大事呢？其实，这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每一个人都是在不断纠错的过程中逐步成长起来的。在现实生活中，哪一个人不出差错？如果出了一点小差错，就预言此人必犯大错，这岂不是太荒谬了？按照曾参犯小错必犯大错的逻辑，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必然会犯大错，都在可以断交之列。曾参在中国文化史上是著名的大孝子，他对父母可以无微不至地尽孝，为何不能对妻子宽容一点呢？
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名伋，有些古籍写作“急”。子思学于曾参，他对妻子的态度比孔子、曾参还要绝情。《礼记·檀弓上》记载：“子上之母死而不丧，门人问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丧出母(为被休弃的母亲服丧)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丧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无所失道，道隆则从而隆，道污则从而污，急则安能？为急也妻者，是为白也母，不为急也妻者，是不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丧出母，自子思始也。”子上是子思之子，孔子的曾孙，名叫孔白。子上的生母被父亲子思休弃。其生母死后，子思却不许子上为之服丧。子思此举显然不符合丧礼，因此弟子问子思：“从前您的祖父允许为休弃之后的生母服丧吗？”子思回答说：“是的。”弟子又问道：“您不让孔白为生母服丧，这又是为什么呢？”子思辩解说：“从前我的祖父没有什么礼仪失误，礼仪该隆重的就隆重，礼仪该从简的就从简，我怎么能做到这样呢？我的妻子是孔白的母亲，不做我妻子的人，就不是孔白的母亲了。”子思按照自己的标准来认定儿子的母亲，但他却没有想过，孔白与其生母的母子血缘关系，并不因为他的休妻行为而消失，孔白的生母可以不再是他的妻子，但她永远是孔白的母亲。
子思不准儿子孔白为生母服丧，他为自己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自己的道德境界比不上祖父孔子，因此，可以不像祖父那样允许儿子为生母服丧。其实，子思不让儿子为生母服丧的真正原因，是他对这位被自己休弃的前妻刻骨铭心的怨恨和厌恶。他出于厌恶而休妻，甚至在前妻死后仍不能化解心中的怨恨，以致他蔑视传统丧礼的规定，断然不准儿子孔白为生母服丧。可见，在对待妻子的态度上，子思的心胸是多么狭隘。子思此举竟然为孔门立了一个规矩，此后，孔氏子孙就不再为被休弃的母亲服丧了。
孔子、曾参、子思之所以对妻子薄情，是由于当时的社会赋予了男子太多的权利，而女子的社会地位特别低下。甲骨文中的“女”字，就是一个双手交叉、两腿弯曲、跪在地上的女子形象。女子向谁而跪呢？她跪的对象应该是决定自己命运的男性。当时社会对女子的要求是柔顺、服从。《仪礼·丧服》说：“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既然丈夫是妻子的“天”，妻子对丈夫要绝对地服从，那么丈夫对妻子当然是无所不用其极了。所以，尽管孔子、曾参、子思对妻子异常刻薄，但这是当时社会的伦理道德赋予他们的权利。时至今日，社会伦理道德已发生巨变。从今天看来，孔子师徒对待妻子的态度显然是缺少人情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