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代英主到亡国之君——隋炀帝杨广
第一部分、一代英主隋炀帝----还原历史本来的面貌
一、引言
隋炀帝杨广是中国历史上名声最差的皇帝之一，一向被视为与殷纣、夏桀齐名的暴君;而且他两世亡国，连守成都做不到，更被看做是秦二世胡亥、蜀后主刘禅那样的庸才。由于李唐王朝对这个前朝皇帝蓄意进行了丑化，无视治国的复杂，把亡国的责任全部都简单地推到杨广头上，让皇帝一个人去承担所有的历史责任，以致于如今大部分人都误认为，正是由于杨广昏庸糊涂、暴戾刚愎，才会把天下百姓逼得走投无路，却忽略了导致民不聊生和大隋覆亡的真正根源----门阀之祸，才是改朝换代本质的推动力所在。其实这个误解正是唐朝统治层所期望看到地，也是其刻意误导百姓的动机所在。姑且不谈这祸国殃民的门阀弊端在唐初也并未得到任何改善，反倒变本加厉，说出来无法对百姓交代。就仅仅是从丑化前朝，强化自己取而代之的合理性这个角度，也需要将隋末大乱的责任全部栽到隋炀帝和几个大臣头上。毕竟唯有这样，才能证明自己背主篡国的行为非但并不可耻，反而是顺天应命，解民于倒悬的义举。
其实杨广很有才华，头脑精明，是颇有进取心的帝王，在历朝君主中属于贡献卓著者。隋炀帝能文能武，上马领军，下马赋诗，也是一位综合素质非常高的帝王。对于治国，杨广曾有过相当恢宏的抱负，气魄之大不亚于历代雄主，而且许多抱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在开凿大运河、开创科举制度、亲征打通丝绸之路等行为中，无不蕴涵着过人的创举和勇气，都有着巨大的历史价值和民生价值，这也充分证明了杨广是一位有为的君主，而不是很多人认为的宋徽宗那样的享乐派。扳着指头历数中国的诸家帝王，从秦皇汉武到唐宗宋祖，甚至把康熙、雍正这些满人皇帝都算上，以历史功绩而论，除了嬴政之外，也无一人能与“暴虐昏庸”的隋炀帝相提并论。
然而历史毕竟都是由胜利者来书写地，隋炀帝身死国灭，所以他的这些功绩和优点便都在唐朝被恣意抹煞，之后历经千年，又被历史的迷雾重重遮盖，如今已然少有人知。如今留在大部分人心底的，不过是一个昏聩无能、荒淫暴虐的肮脏形象。
人心阴暗不公，竟至于此！心中不平，欲还历史本来面目，遂作此文。
二、六大功劳
隋炀帝是一位雄才大略，报负广远的帝王，在登基后修运河，复长城，立科举，强集权，去豪强，除后患……终其一生，曾为国为民推行了无数善政，更为国家和中原百姓立下过六项重大功绩。若论贡献之大，在历代皇帝中鲜有能比肩者。纵观中国历史，唯有名声同样不佳的始皇帝方可比拟。
在继位之后，杨广巡视边塞，开拓疆土，打通了西域的丝绸之路;开通大运河，605年又营建东都，洛阳的繁盛一时与他密不可分;杨广对隋初的经济、文化、民生均有重大贡献，一生中推行了许多有利于文化传播和经济发展的善政。在军事方面，杨广在即位前就参与过对突厥和契丹的战事，皆大有所获。大业五年亲征平定吐谷浑，设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扩疆五万里。还先后征服了南越、流求(今台湾)，迫降东突厥，一时四夷慑服，均思与中原修好。
据《隋书-炀帝纪》记载：“炀帝爰在弱龄，早有令闻，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著声籍。”在即位之后，更是创下了“地广三代，威振八方，单于顿颡，越裳重泽”的辉煌局面，对隋炀帝的文治武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一系列开疆扩土的行动中，隋炀帝率先建立了“过于秦汉”和唐宋的疆域，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一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朝廷控制的民户达八百九十万户，全国统计出的人口四千六百零三万人，一时一派明君盛世景象，连对隋炀帝成见很深的司马光也不得不在《资治通鉴》中承认：“隋氏之盛，极于此矣。”
隋炀帝的六大历史功绩叙述如下：
1、平定南陈，一统天下，结束了自三国以来近四百年的战乱局面，令分裂了近二百年的九州重铸为一体，更让中原百姓从三四百年之久的战乱时代中脱离出来。直到李渊叛隋而代之，建立唐朝，而几代后唐朝统治者便出现政策错误，导致中国从唐中叶起就沦入藩镇割据，兵连祸结的悲惨局面，唐帝国崩塌后，中原百姓又历经了五代十国的惨痛遭遇，民不聊生近两百年，直到北宋初年才又恢复统一的局面。
2、最先开凿了世界第一长的南北大运河，弊在当代，功在千秋。
3、开疆扩土五万里，建立了“过于秦汉”和唐宋的辽阔疆域。
4、最先倡行进士科，创立了影响中国后世千余载的科举制度，为中国古代选拔人才开创了一条明路。
5、颁布了“无隔夷夏”的开放政策，热情接待外国使团，并积极对外派出使者，大大促进了民族融合和华夏文明与外界的交流。
6、东征西讨，令四夷臣服。大隋在杨广执政时期万国来朝，中原百姓一千五百余年来的“天朝上国”意识自此而始，之后更成为每一位中国人心底的骄傲，并进一步演化为如今已然稳固浓郁的民族自豪感。
三、文采斐然
隋炀帝杨广颇具文学天赋，是一位文学功底深厚的才子，更是隋唐年间最优秀的诗词家之一。论及文采，历朝皇帝中少有人能望其项背。在镇守扬州的十年中，杨广被奉为江南文坛领袖，江南文人潘微和佛教领袖智大师均称赞：“晋王允文允武，多才多艺，道贯古今”。《隋书》上也记载杨广“好学，善属文。”
杨广的诗词和文才在登基前就天下驰名，他西巡时所做的《饮马长城窟行》和《白马篇》都成为千古名章，广为后世传诵。后代文人对他诗篇的评价极高：“混一南北，炀帝之才，实高群下。”“通首气体强大，颇有魏武之风。”“隋炀起敝，风骨凝然。隋炀从华得素，譬诸红艳丛中，清标自出。”“隋炀帝一洗颓风，力标本素。古道于此复存。”“隋炀诗文远宗潘、陆，一洗浮荡之言。惟录事研词，尚近南方之体。”
由于杨广多年戎马生涯，曾亲历塞上，远征辽东，生活阅历十分丰富，故他的诗句多有实践基础，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其作品《春江花月夜》(“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词句优雅，昭示出了极高的文采。据《诗薮·内编》记载，明代胡应麟认为此诗“绝是唐律”，可见炀帝的这篇诗即使在诗文风流鼎盛一时的唐朝，也堪称是顶尖水准。《古诗源》中称其文字“能作雅正语，比陈后主胜之。”认为杨广的诗文水平比文采天下知名的陈后主还要高。
隋炀帝的诗文在中国文学史和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初唐近体诗的发展更有不小的影响，如今《隋书·经籍志》著录《炀帝集》55卷，《全隋诗》存录其诗40多首。
四、尊贤礼士
杨广十分敬重读书人，其尊贤礼士之名天下皆知。他当扬州大总管时就养了正府学士一百多人，封晋王后更是召引陈朝旧官、才学之士一百余人，“以师友处之”(《北史-柳庆传》)，登基后更是年年不忘与儒林名士交流，岁岁发给几个著名大儒米粮绸缎。炀帝爱好文学艺术，曾命臣下将禁中秘阁之书抄录副本，分三等藏于洛阳观文殿的东西厢书库中，又在殿后另筑二台，聚藏魏以来的书法名画，对中国古典文化的保全和传承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他曾在江南聚书，大大提高了文人和文学的地位，还建造了空前精巧的专门收藏古籍的图书馆，藏书达三十七万卷，创中国历代之最。《隋书-经籍志》有云：“炀帝即位，秘阁之书，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黄国乐小姐还据此创作了《隋炀帝督建观文殿》一画，以表彰隋炀帝对中华古籍传承做出的重大贡献。
五、开创科举
公元606年，即杨广登位第二年，就正式设立了进士科，在我国畅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自此正式诞生。科举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末，对后世影响深远，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更是封建选官制度的一大进步，为中国的育才政策和社会稳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对后世的中国影响极其深远。虽然以现在的眼光来看，科举制度和如今的高考制度颇为类似，有着不少的弊病，但在一千多年前，却绝对是一种相当先进的选材理念。隋朝之后许多来中国的外国人在看到中国的科举制度后，都赞叹不已。
在隋朝初年，随着魏晋士族门阀的衰落，庶族地主渐渐兴起，这些新生的社会力量要求在政治上得到应有的地位，所以魏晋以来以门第选官的九品中正制已经难以继续推行。隋文帝登基后，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为这些新兴阶层提供政治出路。此举一方面是想利用他们和士族门阀作斗争，另一方面也是想缓和他们与中央的矛盾，令其忠心拥戴中央政府。科举制度把选拔人才和任命官吏的权力从地方豪门世族手中夺了过来，削弱了门阀子弟世袭的特权，冲破了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局面，还起到了抑制门阀的作用，更大大地加强了中央集权，十分有利于政治结构的稳定，因此一直为历朝所沿用。
而科举制度的另一个优点就是选才比较公平，给广大贫寒士子提供了改变自身命运的平台，让没有背景的才华之士们不致于因为不得志而对朝廷心生怨怼，甚至变成叛军的中坚力量。科举制把读书、考试和做官紧密联系起来，扩大了官吏的来源，为大批门第不高的庶族地主和下层优秀知识分子提供了出头的机会，更为国家从基层拔擢人才提供了良好的渠道，大大增加了选官的公正。这项政策不仅人心所向，更是吸纳民间精英，将其转化为统治者的左膀右臂，以保障王朝平稳发展的高明之策。在这种“任人唯贤”的改革之后，许多没有豪门血统的英杰才得以“大者登台阁，小者任郡县”。而且当时的进士科以考政论文章为主，选择“文才秀美”的人才，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也有利于增强政治效率。
隋炀帝登基后，在隋文帝的基础上大大增加了科举的规模和录取人数，还增加了进士科，这标志着科举制度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据《通典》记载：杨广和父亲杨坚不同，他开科取士时优先考虑的是个人品质而非文才，这在全社会中倡导了一种重品行的良好风气。大业三年(公元607年)，炀帝诏令：“文武有职事者，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臀力骠壮十科举人。”大业五年(公元609年)炀帝又诏：“诸郡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臀力骠壮，超群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四科举人。”杨广重个人品质选士的政策令社会风气为之一兴，为初唐培养了大批强毅正直的人才。
六、战功显赫
581年，北周辅政的大丞相杨坚欺幼帝缺乏根基，遂造反谋逆，取而代之，建立了大隋。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他把年仅十三岁的晋王杨广派去做太原道总管，拱卫京畿。此举的实意在于让杨广从小得到锻炼，并建立自己的亲信班底。杨广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一位深通兵法的马上皇帝。他晚年时虽然不理国事，但偶与一些将领探讨军事，以一名知兵老将的姿态做出点评，常常聊聊数语，都能落在关键之处，分析战局得失时头头是道，其中有些观点颇具独到之处，甚至比众将商议时得出的结论还要有条理，显然深通兵略。
杨广自十几岁时就开始东征西讨，捷奏频传。二十岁时被拜为隋朝兵马都讨大元帅，统领五十一万大军南下，隋军所向披靡，一举突破长江天堑，很快就平灭了南陈，二十岁的杨广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大业，从此中国进入了和平、强盛的时代。虽然此役在一线指挥作战的是贺若弼和韩擒虎等人，但年青的杨广居中调度，统筹配合，表现颇佳，所以和李世民等其它挂名主帅一样，总指挥的功绩应归杨广无疑。攻占建康(今南京)后，杨广麾下的隋军纪律严明，对百姓“秋毫无犯”。杨广本人也表现出了明主的气度，不贪钱财，封存府库，对陈国资财“一无所取”，还杀掉了一些民怨极大的奸佞之臣，博得了南方百姓的广泛赞誉，“天下皆称广以为贤”。
590年，原属南陈的一些地方爆发了大规模的叛乱，杨广被任命为江南总管，驻营江都(今扬州)平叛。在艰危的局势下，杨广成功地平定了江南高智慧叛乱，并从长远着手，在军事占领后推行合理的施政，用一系列合理的政策缓和了南方百姓的不满，打破了江南江北百姓之间的文化隔阂，此后天下渐渐归心，凝聚成了统一的“大隋”意识。600年，杨广率军北上，击退了突厥的进犯，这也是他登基前的最后一战。
杨广军功卓著，为众多武将和士兵所拥戴，这是其他皇子所没有的巨大优势。杨坚起初给杨广领军的机会，就是为了观察考验他;而他最终决定让杨广取代骄横的杨勇即位，便说明杨广通过了考验，令隋文帝觉得他确实是个可造之材。
七、开疆扩土
杨广于604年即帝位，之后没多久，就对高句丽、吐谷浑、突厥等周边数股势力发动了战争，这说明隋炀帝在即位之初雄心勃勃，有很强的进取意识，已把目标定为开疆扩土，做千古明君。他将自己的年号定为“大业”，便是一种对自己的期许。如今很多人误认为杨广是个刘禅式混吃等死的二世祖，未免有失偏颇。
隋炀帝先派韦云起去突厥借兵两万，然后以借道为幌子，率突厥兵突袭契丹大本营，大败契丹，俘其男女四万余人，大大阻止延缓了契丹的崛起。一名文官仅凭着伶牙俐齿，便成功联合了东塞数十部落，不费大隋一兵一卒就将刚刚崛起的契丹打入谷底，这种战绩在中国历史上可谓前无古人。隋炀帝只派一人，就取得俘敌四万的辉煌战果，可谓把中原“以胡制胡”的战略发展到了极致。
608年，杨广发兵灭吐谷浑，在其地“设置郡县镇戍，发天下轻罪徙居之”，从而在青海一带开拓了东起青海湖东岸，西至塔里木盆地，北起库鲁克塔格山脉，南至昆仑山脉的数千里广大疆域。在击败西突厥的处罗可汗，又灭亡吐谷浑之后，隋炀帝扫清了障碍，便开始了他真正的战略目标----大规模开发经营西域。
609年，隋炀帝以早年的军旅生涯为基础，率大军御驾亲征，先至甘肃陇西，又西上青海，横穿祁连山，经大斗拔谷北上，最终到达河西走廊的张掖郡。此次西巡历时半年之久，足迹远达青海和河西走廊，在封建时代，中国皇帝抵达西北这么远的只有杨广一人。此次西巡开拓疆土，安定西疆，震慑各国，大大张扬了国威;同时又开展贸易，畅通丝路，创下了一时盛况。
在隋炀帝西巡的过程中，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在这片以往各朝都从未设置过正式行政区的新领土上推行了郡县管理制度，为大隋平添了四郡土地。杨广此举颇有远见，这些地域自此才真正归入了中国统治之下，更为促使甘肃、青海、新疆等大西北地区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通过此次西巡，隋炀帝亲自打通并扩展了丝绸之路，在到达张掖后，西域二十七国的君主和使臣纷纷前来朝见，表示臣服。隋炀帝还在古丝绸之路上举行了盛大的万国博览会，各国商人都云集张掖进行贸易，创下了前所未见的繁盛景象，更在诸国面前展现了中原王朝的强大富庶，大大增加了隋朝的对外商贸，增强了大隋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这无疑是极有作为的国君才能建立的历史功绩。
除了向西北开疆拓土，逼降东突厥，收服吐谷浑外，隋炀帝还向西南一带发动了一系列战争，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大隋的疆域一时扩张到安南、占婆(今越南地区)等地，四裔民族纷纷向汉民族示好。大业四年，倭国国主多利思比孤第三次遣使入贡，俯首称臣。大业五年，吐谷浑等西域二十七国向隋帝国称臣纳贡。大业六年，隋炀帝又派兵攻取琉球，大大增加了台湾与大陆的联系……中国自此被四夷称作“天朝上国”，影响了中国一千五百余年的天朝体系自此诞生。可叹后人为了丑化隋炀帝，对“天朝上国”开创于“一代昏君”隋炀帝之手竟然只字不提，致使如今大多数人竟已不知“天朝”这二个字的由来。
在远征高句丽之前，隋炀帝攻无不取，意气风发，建立了赫赫武功，被举国百姓公认为是一代英主，更被周边诸国所敬畏仰慕，可谓天下归心。在杨广登基后这几年，大隋兵锋锐不可当，四夷臣服，国威大振。当时的中原使者出塞，即便只带着两、三个随从，也能让万里草原掀起血雨腥风。契丹头领不过对中原使者流露出些许不敬，转眼之间，数万塞上武士便主动替大隋拔去了这个眼中钉。大业三年，东突厥启民可汗来朝入贡，在之前尊隋文帝杨坚后，再次尊隋炀帝杨广为“圣人莫缘可汗”，尊敬地拜称：“自天以下，地以上，日月所照，唯有圣人可汗。今是大日，愿圣人可汗千岁万岁常如今日也。”后来李世民虽然也被冠以“天可汗”的尊称，但比起杨坚父子开创性地被称为北方游牧民族的最高可汗，是中华天子兼异族国君的首例，也只能算得上是拾人牙慧罢了。
八、北御突厥
游牧部落没有农耕，又时常在草原上遭受灾荒，他们必须掠夺到让本族得以绵延的物资和粮食，才能让一家人活下去。所以中原只要一弱，外族就肯定要进来打秋风，千百年来，这已经成了惯例。在这些草原牧民眼中，狼吃羊固然残忍，可狼既然不能吃草，那如果不吃羊饿死了，也是一件同样很残忍的事儿。所以突厥人对抢掠烧杀并无道德上的抵触，他们以狼做为自己的图腾，弱肉强食就是他们的道德规范。其实塞上民族都信奉丛林法则，在各部落的兼并中，输家就是奴隶，就是任人宰割的牲畜。对塞上民族尚且如此，他们自然更是从不把任何中原人当作自己的同类，无论是抵抗者还是逆来顺受者，在他们眼里都是猎物，都是待宰的畜生。猎人对待猎物，自然是杀得越多越显本事，心中不会存有任何怜悯。
游牧民族在军事上有优势也有劣势。马背上的民族男女老幼都可以上战场，但军纪和协调性极差，遇到比自己弱小的敌人，他们可能会杀得对方片甲不留，但如果遭到出乎意料的打击，他们也可能一溃千里。而且一个部落一个心思，彼此缺乏信任和配合，所以塞上民族很难入主中原。在中原分裂衰落时，他们还能占些便宜，待中原重新被一个强者统一起来，塞上民族就只有被人各个击破的份儿。
正因如此，大部分入寇的草原部落其实并没有吞并中原的野心，他们只是想跟在强者身后捞点便宜罢了。长城内的中原人太富有了，冬天时总是有余粮，一年四季都能吃到盐巴。同样是人，为什么自己就会在干旱年份挨饿，他们想不通，所以就干脆过来抢。由于草原民族只种一种叫做糜子的庄稼，产量低得可怜，所以储备的粮食一般无法支持长期作战，所以他们唯有以战养战，沿途劫掠中原的百姓。草原人无不盼望着能够重演五胡乱华的狂欢，这样在灾荒年间就能靠抢掠中原百姓来度过难关。而即使抢劫失败，他们也不会失去更多，反正他们本来除了性命之外已经近乎一无所有，反正即使不抢劫也会全家饿死在草原之上……
突厥是隋唐年间中原政权的强敌，不时入寇劫掠烧杀，时刻威胁着边界。公元582年，突厥遭受天灾，百姓无法生存，沙钵略可汗只好孤注一掷，尽起诸部共四十万人大举侵入长城，深入武威、天水、延安等地大肆掳掠烧杀，所过之处百不存一。隋文帝命杨爽率兵进行报复性反击，屡败突厥军。强盛时的大隋在与突厥作战时鲜有败绩，那时的隋军常将突厥狼骑打得满地找牙，从大将军王杨爽到后来的杨素、宇文述，每个人都曾令塞外狼骑落荒而逃。
挟军事优势之威，隋廷乘机对突厥进行分化瓦解，有打有扶。在隋文帝时代和隋炀帝执政前期，隋朝对突厥的挑拨离间政策相当成功，成功地挑起了突厥内乱，突厥各部自相残杀，无法凝成一体，最终分裂为东、西两部，实力大损。一盘散沙的突厥各部无力抗拒隋军，纷纷称臣依附。东突厥的启民可汗(即突利可汗)也依附于大隋，做了隋朝的屏藩，北地百姓基本上得享几十年太平生活。公元600年，西突厥达头可汗大举入侵，杨广此时刚被立为太子，闻讯便请令北伐突厥，打得来犯的突厥人抱头鼠窜。在凯旋归来的路上，杨广一边整饬边境防务，一边向杨坚请旨，免除被突厥骚扰地区的税赋，以令各地尽快恢复生机。
开皇二十年，被自己族人打得山穷水尽的东突厥启民可汗狼狈来投，隋朝便将西北广袤的土地“暂借”给他避难。不久后启民可汗率部在大隋的强力支持下带兵北上，沿途先后收降了铁勒、思结等十余部，得部众数百万。阿史那家族重新在漠北竖起了突厥牙帐，一跃成为东北方草原的霸主。但启民可汗却以身子骨无法忍耐漠北寒风为由，不肯归还暂借的土地，带领阿史那家族的嫡系部众继续在大隋北部边境内寄居，并于607年入朝纳贡，尊隋天子杨广为“圣人可汗”。如果大隋朝一直保持强盛的话，这种寄居与依附关系也不会发生变化;但大隋却因征辽和内乱，在几年内迅速地衰落了下去，所以“暂借”便成了永久割占，启民可汗的继承人们还不时派遣部众南下试探，企图趁着中原衰弱之机攫取更大的利益。
隋朝末年对外征战不休，征高句丽又导致义军蜂起，便渐渐无暇顾及北方。而大量内地居民为躲避战乱和兵役迁入突厥，让突厥人口大增，东突厥在始毕可汗的率领下重新成为北方大国，态度逐渐强硬，时常小规模犯边。要是大隋国力尚有当年的三分之一，那些义军流寇就都不是问题，这些外族的入侵也根本就不会出现。
615年八月，隋炀帝北巡至雁门郡(今山西代州)。由于对之前隋炀帝封其弟俟利弗设为“南面可汗”，以分化东突厥的行为感到不满，始毕可汗策划了一次“斩首行动”，数十万突厥大军攻占雁门关天险，将代州古城团团包围，大隋举国震动，史称“雁门之变”。突厥人这次入侵蓄谋已久，几年以来，他们的营地一直慢慢向边境靠近，有些过去胡汉交杂的地方，如今已经完全变成了突厥人的牧场。地方官员多次上奏朝廷，但隋炀帝正苦于义军蜂起，便以“胡人不识礼数”为由一直不予计较，结果这种宽容忍让导致了这次的危难。
眼见兵临城下，杨广一面命将士拼死固守，一面诏令四方郡守勤王。由于没有准备，城内粮食只够吃二十天，突厥人深知饥饿是最好的武器，所以用重兵包围雁门，只准来援的队伍进，不准里面的人离开。等到突厥人把两万来援的雄武营放入代州后，粮食就更加不足，城池岌岌可危。突厥人大部分为骑兵，野战和乘胜追杀正是他们的强项，所以杨广也不敢冒险突围。好在各地援军救援得力，与突厥的打援部队在代州城外展开激烈战斗，眼看援军越聚越多，始毕可汗被迫于九月撤围而走。
在此役中，雁门郡四十一城，被突厥人攻破者三十有九，那三十九个城市从此再不能称之为城市，二十年内都无法恢复生机。草原士兵抢遍了塞上的村落，掠走女人，杀死来不及逃走的老人和孩子，点燃房屋……每一个被突厥人攻下的县城内都是人间地狱，无一户不死人，无一家再完整。
“雁门之变”后，隋朝与突厥交恶，但谁都无法奈何对方。然而随着隋朝在内乱中进一步衰弱，北方的农民军和一些割据势力(李渊、薛举、王世充、刘武周、窦建德、梁师都、李轨、高开道等)依次向突厥称臣献礼，其中一些还受封为突厥的“小可汗”。为了加剧隋朝的分裂局面，从而坐收渔利，突厥对这些大隋的国家分裂势力提供了大力支持，协助他们抵御前来平叛的隋军。隋末的一些地方割据势力之所以长期无法剿灭，就是因为得到了突厥这个境外强援的支持，有补给有后方，令派来镇压的隋军始终难竟全功。可以说，隋朝最后被拖到义军蜂起，四面割据的惨状，与突厥这个“境外势力”在背后的挑动支持有着重大的关联。
九、功在千秋
1、泽被后世
隋炀帝的罪状之一就是修建了功在千秋的大运河。他征发河北民夫一百余万，用了数年时间，利用天然河流和旧有渠道，开凿了以洛阳为中心，北起涿郡(北京)，南到余杭(杭州)的大运河，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贯通，南北航路自此连为一体。大运河自修成后便成为沟通中国南、北两域最重要的水上运输要道，日运财货百万，惠及两岸千年，为中国后世的繁荣富强打下了牢固坚实的基础，时至今日仍在发挥着重要的航运价值。
大运河全长五千多华里，是世界上最雄伟的工程之一，同长城一样，都堪称是华夏百姓靠人工构筑的奇迹，对中国历史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对华夏文明来说，其意义远比长城更为重大。从宏观上看，大运河将黄河流域这个政治中心与已经成为全国经济中心的长江流域连接起来，成为了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极大地促进了江南、江北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和发展，令两个流域的文明逐渐融为一体，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大融合，大大增强了华夏内部的凝聚力，在巩固并加强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意识方面居功至伟。
隋炀帝修大运河的举动虽然给当时的河北百姓带来了沉重的徭役，但利在千功万代，论起对华夏文明的贡献，后人少有能与之比肩者，可谓弊留当代，功在千秋。运河修好后，在之后的几百年间还有效地分流了黄河水患，直到宋代发大水时，这条千里隋堤还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性命。
唐人皮日休曾寄宿汴水河畔，见运河之上船只往来络绎不绝，货船游船如织，天下繁荣兴盛与此河密不可分，便做了一首《汴河怀古》，以评述大运河开凿之功过。此诗一成，天下传唱：“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不仅盛赞大运河对后世的积极意义，更将隋炀帝大修运河的历史功绩与大禹治水相提并论，评价可谓极高。而所谓的“水殿龙舟事”，是指皮日休认为隋炀帝修大运河并非为了百姓安乐，而主要是希望乘龙舟去江南享乐，这却是皮日休在唐廷舆论的误导下产生的错谬见解了。
2、丹心一片
隋炀帝力主开凿大运河，真正的动机有三点，都是为了国家和百姓的长远利益，而绝非为了自己享乐。然而由于李唐王朝十分成功地对他进行了丑化;加上隋末义军蜂起，所以一贯不问情由力挺农民起义的我朝自然也要将农民军的敌人杨广定性为大反派，便以被李唐王朝歪曲的历史为基础，进一步将他妖魔化，于是如今的主流舆论对杨广修大运河均持反对态度，异口同声地谴责他好大喜功，不恤民力，妄自大兴土木……而在这样的偏颇误导之下，当今大多数人根本不清楚大运河对后世中国的繁荣稳定有着何等深远的意义，也不知道这项工程给华夏大地上历代千万百姓带来了1400多年的好处，更对杨广排除万难，不顾各方阻力坚持去修大运河的伟大魄力和长远眼光视而不见，反倒把大运河视为劳民伤财的暴君工程，认为杨广根本就不该推行，这无疑是非常不客观公正的一种认知。其实在之前的各个朝代，大骂隋炀帝者都不乏其人，很多大运河的受惠者非但对隋炀帝没有丝毫感激敬佩之心，还把他建大运河的初衷曲解为巡游享乐，文人墨客们一边泛舟运河，赏景吟诗，一边在享受大运河之便的同时，高声詈骂隋炀帝这个建造者倒行逆施、不恤百姓，其“端碗吃饭，放碗骂娘”的无耻做派实在令人齿冷。
隋炀帝在初登帝位后雄心勃勃，颇想成就一番事业，除了开疆扩土之外，对内更希望长治久安。在他看来，中国在之前已经历了太久的南北分裂，人心已散，国家的归属感不强，只有将南、北融为一体，才能有效地防止日后再行分裂，令华夏大地再次陷入内乱之中，给北方外族入主中原造成机会，再次上演“五胡乱华”时百姓民不聊生的惨剧。而在杨广看来，修建大运河正是融汇南北最有效的方法。事实也证明，隋炀帝的眼光非常准确，在几大水系串通后，极大地增进了江南和江北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更大大促进了各民族间的融合与交流，在中原文化被带到更北方和南方的同时，也把北方草原的游牧文化和南方的水乡文化引入了中原，实现了中华文化的多元化、互补化和共繁化，后来甚至还惠及到国际交流。除了迅速破除了南、北百姓心中的隔阂外，大运河还大大提高了运送军队和补给至任何有潜在反抗危险地区的能力，加强了中央对东南地区的统治。自大运河修成之后，北方的都城才能彻底将南方疆域纳入王朝的统治，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王朝中，这无疑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进步。
隋炀帝开凿运河的第二个动机是希望通过强化南北运输能力来提高国家整体的经济水平，大幅改善民生和国力;同时还寄望于“以点带面”，带动运河沿岸的发展，这两点后来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众所周知，在漫长的农耕时代，人类文明向来是依河而兴，大运河出现后，直接导致了几十座沿河的城市拔地而起，直接造就了扬州(含杭州)、西安(含洛阳、开封)、北京(含天津)这些大都市的出现。近千年来，这些城市在中国历史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华夏后续的影响既深且远，这都是拜大运河所赐。北宋时的汴梁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城内有数十万驻军、数百万户居民，每日所需的物资是个天文数字，这全靠汴河运输才能支撑。而汴河就是隋朝时开掘的通济渠，当时全国最富庶的东南六路的漕运皆靠此一渠。
隋炀帝开凿运河，除了目光长远，欲建立泽被后世百姓的善业之外，还有第三个重要的目的，即要把江南的粮食大批运往北方，以便用来征伐辽东大国高句丽。高句丽是当时大隋东面第二强大的邻国，屡屡犯境烧杀抢掠，在隋朝打服了突厥，并成功让其分裂之后，高句丽就变成了隋朝的首要大患，彻底征伐高句丽也就成了隋唐年间中原帝王的必修课。早在开皇十八年，隋文帝杨坚就曾遣高颖率三十万大军东征，但因军粮不济，败于坚城之下，三十万将士埋骨荒野，归来者尚不到三千。有鉴于此，隋炀帝在立下征伐辽东的国策后，便将打通南北水运，保障军粮补给当成了必须实现的准备工作，南、北同时开工，耗时数年，终于将扬子江、淮河、黄河、滹沱河、桑干水等天下大河连为一体，彻底解决了“南粮北送”这一难题。
隋炀帝推行大运河工程主要有三个动机，这三点最终都实现了，大运河也确实泽被后世，造福万民，但为华夏百姓立下盖世奇功的杨广却最终身败名裂，被后人唾骂千载，这未免令人感到颇为心寒。在如今的办公室文化中，一向是“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无错”，尸位素餐混日子者逍遥自在，毫无风险;做实事者反倒常因百密一疏，做事未达完美而被众多无所事事的闲人痛斥指责，甚至最后因之丢官受责，这无疑与过去达成了一种古今怪诞文化的统一。
当然，除了希望能让大隋变得国富民强外，杨广大修运河也未尝就没有半点私心。以他素来重视身后名的性格来看，很可能也希望藉着大运河这个泽被后世的工程在史书上留下千古英名。
3、众口铄金
隋炀帝执政共十四年，与大多数人印象中不同，在前一多半的时间里，他都堪称是一位勤于政事的君主。杨广很少呆在京都的皇宫之中，更不会把精力放在与妃嫔嬉戏之上，他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到了在全国各地巡游视察之上。隋炀帝在即位的第三年便北巡榆林，直至突厥启民可汗的大帐;第四年又出长城，巡行塞外，直至五原;609年，他西行到张掖，接见了许多西域国家的使者;615年又北巡长城，威慑北胡，足迹可谓踏遍了西北各处。
杨广四处巡行并非为了游山玩水，而是希望沿途了解各地的风土民情，好让自己能够了解国情，合理执政，不为手下臣属所蒙蔽。其中一些巡游还伴随了开疆扩土，扬大隋国威，强化国防，在政治和军事上威慑周边各种势力等目的。此时的杨广雄心勃勃，眼光长远，态度积极，处处表露出一种明君的气象。历数各朝君王，有几个皇帝肯为了国家的稳固发展而如此不辞劳苦？又有几个皇帝能在那个只有木轮车的年代，不畏艰辛地亲征到青海、蒙古、辽东等塞外苦寒之地呢？
然而在大唐建立之后，杨广四处巡行的勤政表现却被新朝刻意丑化，竟然将他的初衷歪曲成了性喜游乐，进而又变成了他劳民伤财，为了自己玩乐而不顾百姓死活的铁证。令人遗憾的是，如今这种荒诞不经的说法居然已经成了主流言论，令大多数人都深信不疑。
其实这种诋毁的破绽非常明显。就以西巡张掖而言，主要是为了打通丝绸之路，有着鲜明的开疆扩土、经营商贸的动机，又岂能偏颇地归结为游山玩水？而且西部大漠边关的环境恶劣，当时的交通又极其不变，根本就不是游乐的好地方，杨广不疯不傻，跑那儿游玩做什么？其实隋炀帝在历次巡游中历经了不少艰难和危险，曾在海拔三千多米，终年温度在零度以下的峡谷中遭遇暴风雪，士兵冻死大半，随行官员大都失散，杨广自己也吃尽了苦头，狼狈不堪。而615年北巡长城，则是因为之前征辽失败，所以希望藉此激励军队和百姓的士气，完全是一腔为国之心。此行艰难危险，最终杨广还被数十万突厥大军围在雁门，差点作了俘虏。可如今有些人居然说他这次巡游是为了去塞外游玩赏景，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哪个皇帝会到危险的边界上游玩赏景呢？脑子进水了不成？显而易见，为了糟蹋杨广的名声，很多人已然连脸都不要了。
详查历史，隋炀帝四处巡游的初衷在《资治通鉴》中可略见端倪。在开凿江南运河的前一年，隋炀帝曾对给事郎蔡征说：“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而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此何理也？”蔡征答道：“此其所以不能长世。”这则对话其实已经将隋炀帝一生中很多重要举措的动机都说得非常清楚了，杨广不愿意成为“坐深宫”的庸君，更不愿效南朝的“亡国之君”，而是想从根本上解决之前王朝“不能长世”的问题，所以才不辞辛苦地四出巡狩，希望遵循“天子有巡狩之礼”的古训，更好地履行帝国天子的职责。
4、积毁销骨
隋炀帝虽然不是因为想去江南游玩而修了大运河，但他确实在大运河修好后，两次乘船沿运河巡游了江都，沿途征发船只数千艘，还动用了数千纤夫，规模宏大。这两次并不俭省的运河之航后来成了他劳民伤财的罪证，攻击他的人据此指责他巡游江南完全是为了享乐，一些无良学者甚至还据之推出了另一个更为荒诞的观点：隋炀帝大修运河就是为了去江南享乐，因为只有行水路才能避免车行劳顿。
其实隋炀帝沿运河巡游江南，其核心目的并不是为了享乐，而是要沿途检阅运河工程，观察周边城镇崛起的情况，定下之后的配套建设方案，可谓忧国忧民，颇具责任心。一些别有用心者将他巡游江南的动机刻意曲解为贪图享乐，实在是一种罔顾事实的恶毒中伤。杨广在即位之初曾远赴西域、蒙古和辽东，跋涉于酷热的大漠和寒冷的戈壁之中，他那时又何尝有过半点畏惧艰苦路途之心？从杨广前半生的举动可以明显看出，他根本就不是那种把享乐放在第一位的帝王，他那几次塞外之行去的多为偏远闭塞的不毛之地，环境艰苦，根本就与贪安享欲挂不上勾。如果杨广巡游天下只是为了玩乐，他又怎会不明白去江南要比塞上爽得多呢？
事实上，大部分谴责隋炀帝修大运河的人并不知道，修大运河的首倡者其实并非杨广，而是一向以勤俭爱民著称的隋文帝杨坚，隋炀帝不过是继承并发扬父亲的遗愿而已。杨坚于公元584年命宇文恺督建了长约150多公里的广通渠，史书上却也没有人谴责过他不恤百姓、劳民伤财，只是一味夸赞其治国有方，这也从侧面证明了杨广推行大运河工程是一个利国利民的正确决策。
当然，隋炀帝不仅仅是继承父志，他本人也非常重视大运河的长远意义。杨坚当政时开国未久，以休养生息为主，修运河的规模不大;而杨广在继承了富庶的大隋后，觉得国力已经足堪承受，所以才扩大了工程规模。一部分人认为修大运河固然是件好事，但杨广不顾现实，急功近利，导致百姓负担过重，最终把一件好工程办成了导致百姓民不聊生的恶政……这种看法其实是有所偏颇地。杨广确实是一个不恤百姓的帝王，也确实为了能早日征辽而要求了较快的工程进度，从而给河北被征集的民夫带来了压力，也因之累死、病死了不少民夫，但大运河工程的扰民程度其实远没有人们印象中那么大，影响的也无非一二省的百姓，百姓服徭役确实增加了负担，但也绝没有想象中那么严苛残酷。比起三征高句丽时动辄征发百万之众，远征千里，沿途尸骨无数，其扰民程度只不过是其零头罢了。当时的大隋灭亡固然与修运河有一定关系，但还决计算不上是核心因素。
大运河之所以被盛传劳民伤财，被后世很多人误认为是导致大隋民不聊生的主因，就是因为李唐王朝刻意丑化了这项泽被苍生的德政，并借夸大扰民程度的方法来丑化杨广。其实杨广在决定开运河时对局势的判断并不算错，当时大隋的根基虽然虚浮，远没有表象上看起来那么强，但国力已经足以轻松支撑起大运河这个工程。如果炀帝不征高句丽，或者说如果第一次征辽取胜的话，那仅仅是大运河工程根本不会动摇大隋的国本，反倒会在完成后很快带来巨大的积极效应，令大隋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产生飞速的进步。这样就算隋朝最终亡于门阀这个隐患，那也是数代之后的事儿了，杨广此时也早就声名稳固，因为修运河的巨大功劳和他之前的赫赫武勋，被后人誉为了千年一出的绝代明君了。毕竟各朝各代都只是丑化前朝的末代亡国之君，如果不是第一次征辽失败，如果大隋不是因之而亡，那杨广很可能在历史上成为千古一帝，大运河也会成为他标榜千秋的骄人政绩。
然而福泽万民的大运河工程最终非但没能给杨广带来好名声，反倒成为令他身败名裂的一项罪名，这种不公正的历史评断主要源自后世对他修运河动机的刻意歪曲。指责他修运河时急功近利、不恤百姓的说法虽然夸大了大运河给百姓的压力，但总还不算太过离谱。可在一些野史、评书中，甚至承继了唐初对杨广的诋毁，赤裸裸地对他进行污蔑，说他不顾江山和百姓死活大修运河，是因为梦见了江南的琼花，急着下江南去观赏;有的则说他贪淫好色，想去江南游乐选美;更有一些人不遗余力地开动脑筋胡编乱造，所言荒诞不经，居然把修运河的原因归结为什么“搜括江南财富”、“耀兵江南”、“挖掉王气”之类，都是些毫无逻辑、毫无根据、毫不负责任的主观臆断。总而言之，竭力想将杨广塑造成一个自私狠毒，仅仅为了自己沿途的舒适和游乐的享受，就不惜劳民伤财，搞得无数百姓家破人亡的残暴君王。
其实这些谬论破绽鲜明，一看就是新王朝的胜利者在掌控了话语权后，对前朝皇帝的丑化。今人只要稍加思考便能明白，
把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动机归结为去江南游乐缺乏最基本的逻辑。如果杨广仅仅是为了去江都赏琼花才建大运河，那只建通往江都那一段即可，又何必南北运河一同开挖，设立修建数条运河的规划呢？而且这种“游乐说”也并不符合杨广的性格，大运河的意义是如此深远，杨广又是一个如此虚荣好名，一心要做个名垂千古之英主的帝王，说他是为了能建功立业，名传后世才不顾百姓负担，坚持推行大运河工程，这还算符合这个人物的基本性格。说他是为了享乐而修运河，未免就把杨广的雄心和气度看得小了。
中国的历史评论向不客观，乾隆六下江南，其私游的成分比杨广要浓郁得多，却少有人诟病，而巡游动机主要是为国为民的隋炀帝却被骂得体无完肤。之所以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无非就是因为杨广亡了国，而弘历的子孙却继续统治中国，操控话语权罢了。“欲加其罪，何患无辞？”当把持历史书写权的人想要诋毁丑化一个人时，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曾为国家和百姓做过何等贡献，都能轻易将其塑造成社会渣滓。哪怕这个人做过再多利国利民的事儿，都可以将其动机曲解为“主要是想满足个人私欲”。其实在大运河修成后，享受其便利和舒适者成千上万，杨广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既然有便利的途径，自然去江南时要顺便利用，难道隋炀帝只有放弃便利舒服的水路，放弃沿途的考察，自陆路去江南，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么？
其实除了考察运河两岸，顺便了解江南的风物民情之外，杨广巡游江南也未尝就没有半点游乐之心;但就算有，也不过是附带的因素。爱迪生也曾用过自己发明的电灯泡照明，难道我们也要将他搞这项发明的动机归结为自己照亮方便么？如今人们无限夸大游乐在杨广巡游江南动机中的比重，甚至将其归结为主要动机，完全没有任何的依据，无疑是在试图以偏概全，歪曲历史。杨广的南巡固然规模盛大，劳民伤财，但这不过是他性格中贪慕虚荣、喜欢铺张、爱摆排场等因素发挥作用罢了，因此就妄然将他修建运河和巡游江南的动机从为国为民贬低为贪图个人享乐，进而将他的形象丑化为整日只思淫乱玩乐的人渣，未免也太不公正。而这种“成王”对“败寇”十分恶毒却又极其成功的造谣污蔑，更是令笔者不寒而栗。
5、为人作嫁
没有秦长城，就没有汉王朝的繁荣。汉王朝在秦长城的箳篱之下快速完成了农耕文明的升级，国力大幅增长，最后在漠北击败匈奴，为汉民族取得了在远东大陆的话语权，也扩展了汉民族的基本生存空间。
没有隋运河，就没有唐王朝的强盛。唐代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继承了炀帝所开的大运河，得以将江南的财富和粮食快速而低成本地向黄河流域输送，从而为还算不错的“贞观之治”奠定了基础，更使得唐王朝能够同时向远东大陆的东北和西北地区同时派遣两个世界级的远征军团，进而靠军事胜利攫取了大量的国家利益。
可以说，正是这个让大隋劳民伤财的大运河工程为唐帝国在世界上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这本是世间常事。可叹大唐这个“后人”却不知廉耻地把功劳一把揽过，对大隋这个“前人”的付出和铺垫视若不见，反倒一味去竭力夸大其不恤百姓的残暴，劳民伤财的狠毒，其用心实是可鄙到了极处。
第二部分：一蹶不振----从一代英主到亡国之君
十、难辞其咎
隋炀帝杨广一生固然为国为民做出了很多重大贡献，曾一度展现出一代英主、千古明君之气象，但由于门阀体制的桎梏和他自身性格的缺陷，到了治政的晚期，竟然走上了昏聩怠政的道路，令无数曾经钦佩景仰他的臣民大失所望。虽然大隋最终的崩塌是无数人综合作用的结果，不能归罪于炀帝一人，但作为帝国的最高决策者，对于大隋的亡国，以及百姓在战乱中的流离失所，尸骨遍地，杨广显然都难辞其咎，毫无疑问应该承担相应的领导责任。
十一、穷奢极侈
杨广为人喜欢摆谱，好面子，爱搞排场，是一个奢靡浪费，崇尚浮华，挥霍无度的帝王。大隋朝连续三次伐高句丽无果，已然丧尽了威信，但到了这种时刻他还不知道善待百姓，反而听信一些书生之言，大造宫室以示太平。极尽富丽堂皇之能事的观文殿刚刚落成，就又建了仪鸾殿，并紧跟着下旨修建南方行宫，计十六座，极尽奢华。建造显仁宫时，杨广遣人大力搜罗大江以南、五岭以北的奇材、异石，又下令各地贡献草木花果、奇禽异兽。又将被杨玄感放火烧毁的龙舟重新修葺，比原来的更加富丽堂皇。还在东都西郊修造西苑，方圆达二百里，耗资极其巨大。
当然，在历代君主中，如杨广般大建宫室者比比皆是，倒也并非杨广一人如此。杨广固然奢靡，但在帝王中也不过中等，仅仅指责他挥霍无度，却对其他奢侈浪费更甚的君王视若不见是不公正地。号称千古明君的唐太宗也绝不是俭省之君，他大修宫殿，宫中多用金玉装饰，靡费颇大，私造宫殿的数量规模更是隋炀帝的数倍。不过李世民运气好，他抢到手的新帝国正朝气蓬勃，大建宫室时天下太平，所以并无逼反百姓之忧。而杨广在天下已乱后仍然不改奢靡，就不免失了审时度势之明。况且李世民试图营造纳谏惜民的形象，所以在谏官的进言下，对自己劳民伤财的行为时常有所收敛，所以总体看来，他一生的奢侈铺陈尚且要略逊于隋炀帝。
十二、不恤百姓
杨广生性贪慕虚荣，每当其它国家的人前来朝拜，他便会产生一种极强的满足快感，所以在亲自远征打通丝绸之路后，他便急急邀请塞外诸胡到中原来游玩朝见。为了在周边国家、部族面前充门面，炫耀大隋的富足，他还命令西域商人所过郡县必须殷勤招待，沿途白吃白住，饭店酒肆不准收取分文，令沿途百姓不堪其扰。杨广于公元610年正月在洛阳大摆百戏，迎接前来朝贡的西域商人，奢侈的庆祝活动长达一月之久，耗资无数。为了向外族炫示豪富，杨广下令将洛阳的店铺都用帷帐装饰，把彩帛缠在树上，结果西域人看后反而觉得不解：“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
大隋和西域商人的贸易原本应该是双方互利地，但隋炀帝所做的却是赔本的买卖，让西域商人们免费吃饭，免费住宿，走时还给予很多的赏赐，用巨额国财换取自己大方仁厚的虚名，最终面子是赚足了，钱也赔老了。这其实就是中国古代典型的朝贡式贸易，小国前来朝拜，藉此从中华得到大量的金珠赏赐和急需物资，而中原帝王则得到万国来朝的荣耀。
杨广的朝贡式贸易使国家耗费了巨额钱财，百姓也因此负担大增。在丝绸之路打通后，本应给百姓带来极大好处，可在短期内却反而给百姓带来了负担。隋文帝交到隋炀帝手中的大隋朝虽然号称富庶，但却只是国家储备富足，与文景时期藏富于民不同，富得并不扎实。即使在三征高句丽之前，隋朝百姓的贫富差距也很大，底层百姓的日子十分清苦，缺吃少穿，所以杨广这种借贸易之名炫耀自己文治武功，慷百姓之慨的做法让人们心里都不舒服，这和毛泽东当年为了第三世界领袖的虚名而从困苦不堪的百姓口中夺食，多年间无偿大笔援助亚非拉穷国，甚至在百姓大批饿死的那三年中也不停止的自私行为是同样的性质。
牺牲自家百姓的利益，去博取外人的几句称赞，这充分暴露出杨广不知爱惜百姓的特点。他是一位极富进取心的有为君主，却绝非一个体恤民间疾苦的帝王，这是他一生最大的过失，也是促成隋末乱局的重要根源之一。正是因为杨广生具行事任性，不恤百姓的性格，才会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压根儿不管百姓们能否承受，而其他庙堂重臣高高在上，也不会在乎底层百姓的死活，所以隋廷征发、聚敛无度，最终逼反了不计其数的老实百姓。在三次征辽的过程中，隋炀帝先后征用了三百多万民夫，很多人活活累死病死在路边，全国大量地方出现男丁不足的现象，不得不靠妇女和老人来从事生产。一征高句丽失败后，他在国力尚未恢复前就发动第二、第三次征辽战争，逼反了无数百姓，一个能顾惜子民死活的帝王不会像杨广这么急躁。李世民征辽东一样是两次无功而返，李治即位后一时也无法灭掉高句丽，但李世民和李治比杨广强的地方，就在于他们能忍能等，硬攻拿不下就持久地袭扰，国内不靖就立刻在辽东罢兵，缓解百姓的压力，所以才能把对辽东的战争持续进行二十三年之久，最终灭掉高句丽，自己却不会如隋朝般被大规模征发拖垮。
十三、役民过重
杨广少年时雄姿英发，才华横溢，头脑精明，是一个生活态度积极，进取心十分强烈的人。他十四岁时就已经担任大军统帅的重任，领兵北征突厥，令塞外诸胡近十年不敢南下牧马。十九岁时又率领数十万大军扫平南陈诸国，为大隋打下了大片疆土。那时的杨广光芒四射，让天下大部分贤才，无论世家子弟还是寒门才俊，都佩服得五体投地，所以才能够顺理成章、众望所归地取代其兄杨勇，从杨坚手中接过大隋江山。
杨广心高志远，怀抱天下，在主观愿望上极欲成为一代圣君。他素来崇拜秦皇汉武，希望自己也能够成为那样的帝王，做出一番轰轰烈烈、名垂千古的伟大功业。在杨广看来，不做出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留下千古之英名，就枉为帝王一场。
也正因有此远大的志向，杨广一直固执地践行着自己的理念，不辞劳苦东征西讨，还时常做出遗泽后世的壮举。在登基之后，杨广一度有所作为，开文馆，礼儒生，令长安、洛阳一带胡风尽去，文气复兴。又不拘一格选用良将，使得罗艺、麦铁杖这样出身寒微的人也能与世家子弟同列，一时麾下俊杰云集。然后杨广运筹帷幄，派遣将士击败突厥和吐谷浑，开疆扩土，又亲征打通丝绸之路，他也因此被周边各国尊为“天可汗”。可以说，杨广的前半生英明神武，是历史上少见的一代雄主。
然而杨广自继位之后，十几年来几乎每年都兴兵讨伐不臣之国，征突厥，伐契丹，讨高昌，攻高句丽……一系列的战争虽然成功地开疆拓土，令四夷宾服，却也把国力挥霍到了极限，给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而在沉重的兵役负担下，他又同时修建大运河，进一步增加了百姓负担。而真正致命的还是在这些基础上的三次征辽，每次强行征发数百万人，把大隋拖入了旷日持久的战争泥潭，民间怨声载道，百姓不堪兵役之苦，为了逃避沉重的徭役而纷纷造反，一时盗匪蜂起，天下大乱。隋炀帝的过失就在于他志向过于高远，太想建立伟业，证明自己了，于是试图在短短十几年间就做出许多成就，而这些大工程本该由几代人来缓缓实现才稳妥，百姓才好承受。杨广的急切之心和他不体恤百姓的性格结合起来，便造成了征伐无度，操之过急，役民过重，这也是隋末乱局出现如此之早，爆发如此汹涌的重要原因之一。
十四、一蹶不振
杨广前半生顺风顺水，为天下人所敬重，在志得意满之际征高句丽，意图锦上添花，一心以为可以摧枯拉朽般轻易取胜，结果却因为过分自信轻敌，惨败而回，这不免令杨广在武勋上感到大为失意。由于迫不及待要洗雪前耻，重振大隋的声威，压服周边各部，也急于重塑自己的名望，他急急又对高句丽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攻伐，却每次都无功而返。而自从原本占了上风的二征高句丽因为杨玄感在后方造反而失败后，大隋的境况就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拾，土地兼并、人口过多、门阀之弊、官吏昏聩贪婪……数年来积攒的种种矛盾和问题纷纷爆发，整个国家乱做一团，日益破败。更糟糕的是，乱局又引发了更多的问题和更大的隐患：如李渊、罗艺等一些地方军头眼见中央式微，忠心也日渐稀薄，对朝廷的命令开始阳奉阴违，甚至自立山头。等到杨广试图第四次征高句丽时，天下已然大乱，各地官员对此乱命暗暗抵制，最后征辽计划无疾而终，这说明大隋在事实上已经对攻下高句丽无能为力了。当杨广发现对这个忤逆了自己，还害得自己劳民伤财，大失脸面的罪魁祸首无可奈何时，他心中的恼火和郁闷可想而知。
衣食足才知荣辱。大部分老百姓并不太在意什么国家尊严、开疆扩土、宾服四夷，更考虑不到诸项劳民伤财的大工程和对外战争在将来的长治久安意义，他们真正在意的，只是缸里还有没有明天下锅的米，自己能不能带着一家老小挺过眼前的冬天。所以在连年的征发和痛苦的生活中，百姓对隋炀帝的感觉已经由曾经的崇拜变为了不满，这对一向自信好强的杨广打击极大。尤其是看到自己一手打造的，不久前还欣欣向荣的大隋王朝竟然已经有了崩塌之象，这种巨大的反差让素来骄傲的杨广根本无法接受，这个一直信心满满的帝王一下子垮了，他的精神大不如前，整个人看起来也不像原来那样乐观、雄心勃勃，有时甚至会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偷偷落泪，就像是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
此时的隋炀帝也曾试图要励精图治，革除积弊，重整气象，但当他坐在龙椅之上想有些做为时，才发现这个帝国早已被各家门阀贵族所把持，早已经有了一套完善的盘剥百姓、非法攫取财富的流程，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链条，即使他贵为皇帝，也无力与这张庞大的利益网做对。所以虽然他的许多改革政令相当不错，但在大部分执行者都阳奉阴违之下，也根本无法真正落实，有些甚至还会被歪曲成祸民的乱命，而受害的百姓又会把不满归结到颁布政令的皇帝头上……
天下局势越来越乱，杨广却欲振乏力，眼睁睁看着大厦将倾，却无能为力，他又是生气又是无奈，曾经勃勃的锐气和进取之心也越来越淡薄，终于雄心散尽，彻底放弃了拯救帝国的努力。此时他骨子里的软弱开始占据上风，引领着他逃避现实，对贪官污吏盘剥百姓再也不闻不问，对满地的义军也不再上心，甚至开始自欺欺人，粉饰太平。从骨子里面看，杨广是一个不够坚执的人，对人对己都不够狠。当顺风顺水时，他就越干越起劲，也能越干越好，显得雄才大略，精明睿智;但一遇到困难，就方寸大乱，退缩逃避，坐视局面越来越糟。
在长达三四年的时间里，流寇早已不再是疥藓之患，但裴矩、裴蕴、宇文述、虞世基、郑善果、封德彝这些能臣和当代名士们们一直坚持流寇克日即灭，竭力掩盖乱局。而做为英明神武的大隋皇帝，杨广自己也极力要妆点这个盛世的假象，于是他以“危言耸听”的罪名贬斥了说真话的老纳言苏威、治书御史韦云、兵部尚书赵孝才，甚至还将越级上奏的建节尉任宗当庭杖毖，从此无人再敢为国进言。
杨广的性情在压力下日渐扭曲，似乎具有了双重人格。这个一直显得睿智从容的男子变得耳软心活，优柔寡断，公私不分，他的精神时好时坏，情绪起伏无常，有时候能重现之前的英明，有时却又浑浑噩噩，糊里糊涂;有时果断固执，有时又偏听偏信，乱命迭出;有时候礼贤下士，有时却又忌贤妒能……他的身边迅速围上了一群只会捞好处不会做实事的马屁精，于是正确的国策坚持不下去，荒唐的命令却在这些小人的蛊惑下不断发出。就在大隋已经明显出现崩塌之象时，他没能积极补救，反倒放任自流，一味逃避，甚至在616年躲到江都不问政事，而把这个烂摊子交给留守洛阳的越王杨侗和权贵段达等人处理。
等到了扬州之后，杨广见局势日渐混乱，更是心灰意冷，终日烦躁不安。当时国政糜烂，各地送来的告急文书如同雪片，但他却懒得批示，准确说是不敢去看这些坏消息，更不愿去想这些心烦事儿，所以不是拖着不理，就是全推给手下的裴矩和虞世基几人。杨广不是不知道这些人只忠于自己家族的利益，只顾着捞钱，可他已经无心去计较这些了，只想着赶快逃避眼前的烦恼。
杨广后期不问国事，并不是像后世很多人所误解的，是因为生性疏懒，耽于逸乐。从他之前雄心勃勃地积极做事可以看出，杨广并非那种享乐派君王，只不过他已经在连续的失败、局势的日益恶化和无力挽救危局的绝望中遭遇了过于沉重的打击，被接踵而至的一系列噩耗击垮了，以至于性情大变，在短短时间内就由一代英主褪变成了昏聩无能之君。其实他的这种蜕变并不奇怪，越是心高志远之人，崩溃后就堕落地越彻底。他后来的种种掩耳盗铃的举止不仅反映出他性情上的软弱，更能看出他曾对自己有过很高的期许。如果他一直就是刘禅那种只知享乐的平庸帝王，也不致于被愿望和现实间的巨大的反差彻底击倒，甚至不敢去面对现实。
此时的隋炀帝已经对治理好国家失去了信心和斗志，所以根本不愿意再听见任何坏消息，甚至还自欺欺人，纵容手下人报喜不报忧，下旨让帝国重臣们把奏折分类，只捡令人高兴的消息送入皇宫，其逃避的心态可见一斑。而既然只肯批示几条令人高兴的奏折，对所有麻烦置之不理，那他的生活自然就清闲起来。为了消除强烈的失落感和政务上的巨大压力，更为了逃避自己不愿面对的现实，杨广整日杯不离手，纵情酒色，在笙歌中醉生梦死。此时的隋炀帝已经完全没有了一个帝王应有的责任心，在国家弊病爆发之际，没能采取任何得力措施来力挽狂澜，迟滞隋朝崩塌的过程，反倒开始逃避惰政。隋末形势的急剧恶化固然有多种原因，但杨广的一蹶不振和逃避现实却无疑加速了大隋崩塌的速度。当然，在当时的内忧外患之下，在门阀大族牢不可破的小集团利益和私心之前，他也确实无力做出。如果他断然进行大换血，撤换了那些只知道敛财的官员，那门阀们必然会爆发强烈的反弹，大隋可能会立刻四分五裂。而且将身边大部分臣属都撤换，更是等于向全天下承认了大隋朝政已经糜烂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其实大部分皇帝非但远不如执政前期的杨广雄才大略，勤政治国，就算比起亡国前杯不离手的杨广也强不多少。同样不过是偶尔理理大事，大部分时间还不都在后宫享乐？只不过因为国家尚且安稳，外敌不强，没有门阀之患，臣属忠诚得力，所以玩乐一辈子也不会亡国，照样无须承担任何历史骂名，甚至还可能被誉为一代明君。像文、景二帝每日优哉游哉，就因“无为而治”的高明而得到了后人的盛赞。这其实和在单位做事是一个道理，积极揽事儿做事儿的人，做好了自然名利双收，但如果做不好，反倒不如那些啥都不干混日子的。
正因如此，今人将隋炀帝看成历代帝王中的渣滓，认为他比大部分帝王都差得多是不客观地。正是因为杨广比大部分帝王都能干，都更有志向，所以才会去挑战难度，力图做些大事。虽然他最终失败了，国亡身死，结局比不做事混日子的那些帝王更惨，但我们仍然应该对他的能力和曾经有过的广远抱负有一个客观的认识，而不是简单地把所有亡国之君都视为李煜、刘禅这样的废物。杨广并不是志大才疏，他的才能其实不错，只是他的目标过于高远急切，令整个帝国无法负荷罢了。而杨广亡国前混乱的局势和战乱虽然给百姓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但他本人也是受害者，不能因此就过分丑化他的道德。
纵观杨广的大半生，所做之事其实大多都围绕着“名垂后世”这个中心来转，今人仅仅因为他在死前几年意志消沉、自暴自弃时有过贪杯享乐、不理国事的行为，就否定他大半生的积极进取，不辞劳苦，还把他丑化为毕生都只知混吃等死的败家子，这无疑是十分不公正地。杨广后期堕落怠政，尸位素餐，在其位却不谋其政，无疑应该承担领导责任，但我们在谴责他时，不宜上纲上线，而是应该考虑到现实局势的困难和门阀贵族在他试图振作时的阻挠掣肘，做到客观适度。如果像现在主流舆论那样，一味强调他的荒淫无道，刻意忽视他在绝境下自暴自弃的心理过程，简单地将其不理国事的原因归结为生性懒惰、贪淫好色、留连后宫，就不免成为一种对历史的歪曲了。
十五、有奶便是娘
由于杨广厚待儒生，因此无论民间对他如何评价，当时的大部分儒生仍然认为杨广是圣明天子。而之所以圣明天子治理下的国家越来越乱，那自然是因为奸臣太多，儒者不能执掌大权，可绝不是因为天子昏聩。
后来天下纷乱，为了避免儒生们为乱党所用，杨广特地又增加了一百二十个秘书省的名额，将一群比较有名的文人高俸供养起来，整日与他们共同研讨如何实现千秋盛世。其实他心里很清楚，这些读书的儒生都是些有奶便叫娘的家伙，根本不懂什么治国平乱的大道理。他只是想给他们些好处，让他们不要四处煽动人造反罢了。
很多儒生一辈子的人生目标便是做官，为了博出头，这些人没有什么事情不肯做，至于做好官坏官，出卖不出卖良心，根本不在其考虑范围之内。这些人十年寒窗并不白费，从那些圣贤书中虽然学不到什么治国安邦的切实知识，却教会了他们如何能更冠冕堂皇地胡说八道。
学士们拿了朝廷的俸禄，吃人嘴短，自然知恩图报，终日闭着眼睛说瞎话。他们每每上本，不是讴歌盛世，就是奏明哪里又现祥瑞。纷纷扰扰，把许多劝谏隋炀帝爱惜民力，励精图治的忠直之言都给淹没了。而这些谄媚之词更迎合了隋炀帝最后几年逃避问题，掩耳盗铃的心态，哄得炀帝更加不思振作。
隋亡唐兴，李世民最终摘了桃子，登上帝位，此人同样很注重邀买人心，更把收买笼络儒生当做重中之重，于是他做的坏事儒生从来不提，对他唯有一味大夸特夸。而对曾经有恩于儒家的前朝皇帝杨广，则奉新主子之意，翻过脸来百般诋毁，于是隋炀帝被全面否定和丑化，这个扭曲的形象源于唐而盛行于后世。
自古文人无骨，可以像豢养倡优般养上一群，也可以用焚书坑儒来对付那些不肯被收买的，最终大部分人都会妥协。少数的硬骨头则扣上一个辱骂老母、私通父妾的罪名，让他们遗臭万年地死去。而只要狠狠收拾了那几个屈指可数的硬骨头，剩下的人最多也就是敢借古讽今地说几句怪话，只要官吏一瞪眼，他们就会吓得立刻把书拿回去删删改改，打算装作从来没有写过。而在少数硬骨头被解决掉后，大批豢养的软骨头文人便会称赞上位者的功绩，就算倒行逆施明明害死了数以百万计的百姓，他们也会竭力辩护，说这是国富民强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十六、帝国的覆灭
与很多人既有的认知不同，杨坚死前看似留下了一片大好局面，实则是一锅快滚的水，壶盖马上就要被积聚的热气崩飞。遇上杨广接手的这种烂摊子后，如果像大部分皇帝般混吃等死，把大部分时间和主要精力都放在深宫之内，在女人肚皮上度日，多半还能挺过任期，大隋也估计还能再混个几代。可如果想做点实事儿，就很容易提前激化矛盾，让门阀这个大隐患爆发而出，最终导致局面不可收拾。
可叹杨广不是那种混日子的庸碌君主，可惜他这个雄心勃勃的帝王虽然堪称有为，但才具终究有限，尚不足以在隐患重重下驾驭纷乱局面，毫不出错地做成大事。其实大隋亡国真正的核心原因只就三个，一是人口过盛，二是门阀制度，二是三征高句丽。前两者都是历史遗留问题，只有征辽是杨广自己的主意。至于后世喋喋不休的什么兴造宫室，奢侈浪费，修建大运河等事其实扰民并不大，不是导致亡国的关键因素。杨广在最后一两年心灰意冷，不理朝政，也是因为大厦将倾，无力回天，那时他即使积极去面对，也已无法挽狂澜于既倒了。
人口多了，人均耕地不足，本就会出乱子。而门阀制度对百姓盘剥过重，还加剧了土地兼并和财富两级分化，又不给平民中的精英出头之路，社会矛盾自然激化。而门阀自身的各怀私心又造成统治集团力量分散，不能拧成一股绳去镇压民变，维护帝国的统治，最终统治高层的李阀甚至借义军为踏脚石，取隋而代之。
三次征辽就是在这样隐患重重的背景下发生，每次强行征发百万军队，数百万民夫，负担巨大，这本身就是错误的战略，不如后来李唐以精兵袭扰拖垮高句丽高明。而三次大规模征发，也暴露了杨广不恤百姓的性情。其实那些体恤百姓的君主也谈不上什么爱民如子，只不过是因为担心逼反百姓而不得不有所收敛罢了。所以隋炀帝的问题不是不恤百姓，而是高估了百姓的忍受能力，又低估了他们的反抗能力。其实光是不恤百姓也未必会出事儿，大规模征发也无妨。汉武帝也同样不恤百姓，劳民伤财，让天下“户口减半”，照样还不是被誉为千古雄主？关键在于第一次征辽打输了，不得不再次组织第二、第三次劳师远征，这种连续的大规模征发终于超出了国力所能支撑的范围。
总而言之，导致隋亡的因素很复杂，正是多种力量和坏运气共同作用，效果叠加，才能如此迅速地将这个新兴的帝国摧垮。在这个过程中，杨广确实难辞其咎，但他的过失也未必就有多大，远没有如今主流舆论渲染得那样夸张。隋炀帝不惜国力、不辞劳苦地征伐高句丽，固然有建立功业、做千古帝王、满足内心成就感等个人想法，但更多的动机似乎还是这个雄才大略的君主希望为后世奠定稳固的边疆，不给后世留下隐患。契丹就是在高句丽灭亡后兴起地，最终大辽发展成为比中原政权更强大的帝国，占据了河南以北的辽阔区域，长期压制着中国。而当时的高句丽比契丹更要具有发展性，威胁更大，如果坐视其蓬勃壮大，迟早也要与中原一战，那时中原要承担的损失无疑会更大。
因此，第一次远征高句丽并没有错，错的是做战过程中隋炀帝表露出的轻敌、好虚名。一征失败后策划再次征伐也没有错，大隋必须彻底击败高句丽，杜绝隐患;同时用最终的胜利湮灭一征惨败带来的严重政治恶果，威慑四邻。但杨广最大的错误就是在国内不靖时急着出征，没有考虑国家和百姓的承受能力，这直接导致了后来局势迅速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归根寻源，杨广的这个错误与他性格中不恤百姓，轻视民间反抗力量的因素，和虚荣好名，急于取胜挽回面子的心态是分不开地。
十七、还原历史本来的面貌
总体来看，隋炀帝算不上是千古明君，却也并不是千古暴君，更不是很多人想象中一无是处的人渣。准确地说，如果从外在表现来看，杨广应该算是英主和昏君的杂糅体，这在历代帝王中是相当少见地。他英明过，也糊涂过;上进过，也堕落过;成功过，也惨败过;获得过骄人的成就，也颁布过无数条乱命;曾经使万国来朝，让中原百姓扬眉吐气，却也曾令天下大乱，百姓流离失所。我们今人看待杨广，应该秉持一种公正客观、一分为二的态度，既承认其过失，也肯定他的成绩。如果不能挣脱长久以来那种“成王败寇”、“以成败论英雄”的桎梏，就因为杨广是亡国之君，是失败者，就尽信李唐王朝那些将他妖魔化的说法，把他看得一无是处，那对这段历史就将产生一个偏颇的认知。
纵观历史，隋炀帝做过的事，李世民多半也做了，而唐太宗声名赫赫的贞观之治还远不及杨广的大业前期富庶，但唐太宗最终被誉为“千古一帝”，而隋炀帝却落了个万世唾骂的恶名。历史评论之不公，竟至于此!隋炀帝如今的丑恶形象主要来自于隋末义军在反隋起义时对他的污蔑，以及李唐王朝建立后，李世民在篡改历史时对他的刻意诋毁。“炀帝”这个充斥着昏庸残暴味道的称号就是李世民的杰作，隋人原本把杨广称为隋明帝，曾经颇为爱戴仰慕。反倒是李渊在起兵时未敢如那些匪寇、义军，以及后来他儿子那样诋毁自己的主君，只是用“清君侧”的名义进兵，并在杨广被宇文化及所弑后仍立杨氏宗室为王。其实严谨地说，隋炀帝并不是一位亡国之君，他被兵变杀死时，大隋还掌控着大半个中国，各地官员大半仍然对其效忠，这和那些被敌军打到京城亡国的帝王是有所不同地。
西方人对杨广的评价很高，其一分为二的评论态度也比国内要客观得多，超脱出了李唐王朝统治时期对他的歪曲和诋毁。在《剑桥中国隋唐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暂新的历史人物：炀帝虽然骄奢淫逸，但并不比中国其他的皇帝更暴虐。炀帝很有才能，是一位有成就的诗人、独具风格的散文家，还有点象政治美学家，很适合巩固其父开创的伟业。在589年平陈时，杨广在建康的行为堪称模范。其后他在促进南北文化统一，向北方介绍南方佛教传统等方面，都作出了卓著的贡献。在谈到炀帝被否定的原因时，作者也同样认为这是儒家修史者给他抹黑和民间传说对他歪曲的结果。而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明明大隋是亡于藩镇谋逆，却被我朝的御用文人有意误定为是亡于农民起义，试图藉此证明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进步的积极力量，具有先进性。出于政治因素，李自成农民军、黄巢、太平天国、义和团等流寇或乱民组织也都被我朝粉饰美化。而亡于“神圣的”农民起义的大隋自然就要被宣传定性为大反派，必须是邪恶且黑暗地。
在评论历史人物时，应该功就是功，过就是过，功不折罪，罪不掩功。以对后世的历史意义为依托，客观持正地去分析。而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做为中国封建社会里建树最多的皇帝之一，隋炀帝显然不失为是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可笑从古至今那些人云亦云的愚人，对陈旧的传统说法不做任何分析思考，只知一味盲从，这种偏执的态度必然会造成对历史人物的误读和曲解。令笔者欣慰的是，如今时过境迁，政治因素对历史研究的影响渐渐淡薄，人们的治史态度也渐趋务实客观。在这种良好的大环境下，今人在看待历史问题时，就更应该懂得尊重史实，强化还原历史本来面貌的责任感，严谨求索，敢于对传统观念提出质疑，敢于挑战那些虚假歪曲的论调，把被长期歪曲颠倒的历史矫正过来，还历史人物以本来的面貌。
曾经的一代英主，万国来朝;如今的滚滚骂名，万人唾弃。如果当日不曾心高志广，要建大隋万世基业;如果眼看高句丽坐大，却放任自流，苟安一时，不去冒险远征，试图将隐患扼杀于萌芽之中，又怎会有亡国之祸?如果在征高句丽前开始腐化堕落，整日游山玩水，享受荣华，那隋朝非但不会两世而亡，那在征辽前已经建立赫赫功勋的杨广，也将作为一代英主名扬史册。多做多错，不做不错。一招走错，满盘俱输。成与败，得与失，善与恶，千古流芳与遗臭万年，往往不过是一念之间，运气使然。可当后人回首前尘，狂妄地试图去对某个历史人物盖棺定论时，却往往只是盲人摸象般看到某一个过失、某一件成绩，而除此之外，竟然一无所见。
悲哉!杨广。
惜哉!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