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宝六年(973年)的一天，宋太祖赵匡胤在朝堂之上按照惯例会见当年新考上的进士。新录取的进士有十一人，诸科二十八人。这些未来官场的后备干部们来到皇帝日常主持重要会议和政务活动的讲武殿，接受国家最高权力者的接见。在简单的试探之下，赵匡胤居然从中间揪出了两个滥竽充数的人，认为他们在这些人中间“材质最陋”，水平最稀疏。这两个人，一个是进士武济川，一个是三传刘浚。
在此之前，像这样的接见与谢恩活动都是程序化，与科举考试本身并无本质上的联系，甚至连面试都算不上。但是这次与以往不同，赵匡胤好像格外地重视，他将吏部的铨选职责也揽在自己的身上。吏部从那些通过科考的考生中铨选官员，类似于今天的组织部门找当事人谈话，要通过简短的谈话过程，来考察考生的“身”、“言”两大入仕指标。这样的考察形式本来就是不靠谱的，就算“言”可以通过说话者的谈吐对其个人水平有个大致了解，但是“身”则成了一档选秀节目，就是用外表去衡量一个人是否具备做官的才华，完全成了以貌取人。
就是这两个简短的程序让武济川、刘浚露出了马脚，他们在回答赵匡胤的问话时，答非所问，完全跑题。这让赵匡胤非常愤怒，难道我堂堂帝国选拔来选拔去，就选出这样的人才？他当朝就撤去二人功名，退回原籍。打发完两人，赵匡胤开始追究当事人的责任。这场科考的主考官是翰林学士李昉，李昉刚刚重返赵宋帝国权力中心并成功地掌握了干部选拔权。按照以往的历史经验，随着这些高中的考生们陆续进入官场后，昔日的考生就成了自己的“门生”，也将是他权力世界的宝贵财富。那样的话，李昉的政治地位将会得到大幅度地提升。就在李昉对未来无限憧憬的时候，赵匡胤居然在一场简单的殿试中发现了问题。在随后的调查中，赵匡胤了解到被他除名的考生武济川与李昉有同乡关系。赵匡胤的愤怒可想而知，主考官李昉难以洗脱罪名。
在这次事件后，赵匡胤作出两项决定，一是重新考试;二是赵匡胤经过调查，确认原来的主考官李昉在主持考试过程中的确存在不公，于是就抹掉了李昉翰林学士的头衔，并让他背了一个降职处分。有意思的是赵匡胤重新组织的那场考试，除了之前已经除名的武济川，李昉所录取的其他十个进士再次被录取。让人感到不解的是，从第一名到第十名，连顺序排名都原封不动。除了这十人又补录了二十六名进士，“不过附名在此十人之后”。这样看来，考场舞弊事件不过是赵匡胤借题发挥的由头，他的真实意图很明确，就是要把官员的选拔权抓到自己的手里，借此削弱文人官僚的权力，来强化自己手中的皇权。而李昉不过是这场弈局中的一个棋子罢了。
赵匡胤最担心的是，像李昉这样的在朝大臣之间或大臣和一般士大夫之间抱团的派系(朋党)，成为中央集团的一股分割力量。这场似有若无的“科场舞弊事件”最大的得益者是宋太祖赵匡胤，他借着这样一个事件，为科举考试增加了一道新的考试程序，那就是让士子与皇帝面对面地殿试。这样一来，皇帝就把对文官的选拔权牢牢地攥在了自己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