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杀官员和到处打仗外 朱元璋还干了啥事?

从草根到帝王,明太祖朱元璋的奋斗史,堪称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励志的奇迹。

但是当他登基建国,正式完成这个奇迹后的很多年里,他却并不高兴,甚至时常的忧愁,在登基的最初十二年,连每年的生日都不过。每到自己生日那天,他会一个人呆在深宫里发呆,躲着不见群臣。

以他后来给大臣们的诏书解释说:每到自己生日那天,他就会想起自己贫困而死的父母亲人,于是悲伤万分,生日也就成了苦日。

但是从洪武十三年以后,朱元璋却一反常态,每年开始高高兴兴的过生日了。至于原因,同样以他诏书的话说:现在全国经济繁荣,民生安定,父母在天有灵也会高兴。所以生日自然变成了喜庆。

于是朱元璋忧愁的原因,也就清清楚楚:并非仅仅怀念故去的亲人,而是当时他越发感到,自己这个有史以来最奇迹的皇帝,很可能也是有史以来最倒霉的皇帝。

因为当时他面对的,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开国时最严峻的经济形势,堪称一穷二白,内忧外患,百业凋敝。

从那以后,从不服输的朱元璋,也用了三十年时间,完成了他人生里最后也是最大的一个奇迹:把一个经济残破凋敝的明王朝,缔造成一个国富民强的盛世——洪武盛世。

他怎么做的?

一、明朝开国有多穷

一般来说,但凡是一个经历过天下大乱,群雄割据,最终完成统一的王朝。必然会面临因战乱而经济破败的局面。主要的困难,简单说就是四个字:人少!地荒!

对于历代封建王朝来说,劳动力和土地,都是最重要的俩件事:中国自古农业立国,有劳动力才能种地,有地种才能收农业税,有税收政府才能运转,王朝才能稳固。人若少,地就荒,地荒了,国家就麻烦。

以这俩件事来讲,明朝开国面临的,是历代前所未有的大麻烦。

有多麻烦?就举几个地区:北方昔日宋朝故都开封,按照地方官的奏报,土地大量荒芜,人口极度减少,山东首府济南,周边大量荒地,招人耕种都凑不起人。西北重镇河州,整个城池大多是废墟,里面尽是白骨堆积。荆州白水镇,元末还有几万人,此时全是一堆瓦砾,连人影都没有。瓷都景德镇,人口减少了九成,房屋大多毁弃,十里八里见不到人烟……

以上这些情景,绝非地方个例,相反却是此时中国,大江南北,几乎司空见惯的事实:城池基本是废墟,农田大多是荒地,甚至到处是无人区,好些繁华的乡镇,更完全成了一片死城……

为什么会闹成这样?原因有很多,元朝九十七年失败的统治,诸如乱发纸币等政策,几乎都是搜刮多,建设少。国家连年闹灾,元朝统治的最后二十五年,大规模的蝗灾就有十九次,大饥荒十五次,水旱灾五十九次,可谓天灾人祸齐集。十七年惨烈的元末农民战争,其战斗密集程度之高,过程之惨烈,波及范围之广,更是前所未有,仅百万人规模的城池攻防战,就有高邮之战,洪都之战,平江之战等多次,太多昔日繁华的城池,几乎都在战火中灰飞烟灭。至于战争范围,更是空前扩大,红巾军的北伐,一直打到辽 东,南方的福建等省,更是内乱频频,而朱元璋与陈友谅,张士诚俩枭雄争天下的主战场,更是传统经济区长江流域。大江南北,几乎都给打烂了。

即使与之前几大封建王朝比,也可看出明朝此时局面有多难:唐朝开国,虽然也历经战乱,但唐之前的隋朝,自身丰厚的钱粮储备,还是成了后来唐王朝开国治天下的家底。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得到的,是一个历经后周俩代帝国苦心经营,初具繁荣的国家,给北宋的繁荣打了底。元朝一统天下,先有忽必烈在北方的苦心建设,后又全盘接过南宋的富庶家当。要论开国的本钱,比明王朝此时更惨的,恐怕也只有两汉王朝。

如果论经济条件说,两汉开国的局面,都不比明朝好多少。无论西汉高祖刘邦,还是东汉世祖刘秀,开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搞发展,就连边境上匈奴闹得欢,也得打落门牙忍下这口气。

但就这点说,明朝却比两汉还要难:两汉尚且还能忍一口气,求个和亲,争个和平环境。而明朝,却连这条都没得争。

朱元璋举行登基大典的时候,大明王朝的统一战争,并未真正结束。同时徐达常遇春的北伐大军,还正在浴血奋战。一直到这年七月,明朝才攻克元大都,驱逐元王朝,随后又一路北进西讨,发动对元朝残部的征伐,相继收复山西,陕西,甘肃各省并招抚收服青藏,这期间双方在北方,发动了多次十万人以上规模的大会战。一直到洪武五年(1372年),北方才暂时太平。南方一直到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朝才平定云南,彻底扫平南方。然后洪武二十年(1387年),明朝收复辽东。换句话说,仅完成国家的统一战争,大明王朝就断断续续,用了二十二年。更何况与元朝残余力量,即北元王朝的对峙,更是终朱元璋一生。

这就是明朝此时的困局,以一个经济疲敝的江山,没有和亲妥协的可能,却要在支撑长期战争的同时,完成国民经济的恢复与稳定。仅此一条,便是一个艰辛的任务。更何况开创盛世,奠定伟业,这更是难上加难。

然而就这么一个难上加难的事,明王朝却真办到了,三十年的苦心经营,明朝一边打仗一边搞建设,两手抓两手硬,不但统一江山,追亡逐北,横扫北元。更缔造了一个足以笑傲青史的“GDP成就”: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明王朝的耕地总数达到八百五十万顷,比宋朝的最高数据多三百多万顷,更是元朝最高数据的四倍。国家是年的税粮收入更高达三千二百万石,是元朝最高数据的三倍。全国的人口根据后世的估算,接近了六千七百万人,突破了此前中国历史的人口最高纪录。国家的财政储备,按照《明史.食货志》的记录,各个州县的府库都粮满仓,甚至存到“红腐不可食”,政府富得流油,老百姓生活又如何呢?这时期有民歌就可佐证:山市晴,山鸟鸣,商旅行,农夫耕,老瓦盆中洌酒盈,呼嚣隳突不闻声。

这个开国时期经济贫困,民生凋敝,内忧外患,战火不息的明王朝,历经三十年治理,成为一个国富民强,经济繁荣,生机勃勃的国家,这就是朱元璋缔造的大奇迹:洪武盛世。

二、国家强力干预经济

“洪武盛世”这个奇迹,朱元璋是怎么办到的?

历代封建王朝,打完天下后治理天下,方法基本一脉相承,简单说就是四个字:休养生息。

朱元璋相关的一些政策,和前朝一脉相承:明初的官派徭役极少,农业税和商业税,都基本降到三十税一,更是以身作则,自己的饭菜吃的简单,衣服穿的朴素,连出行的车马装饰,都用铜不用金,有官员给他进献奢侈品,不但二话不说砸了,还把送礼的整个半死,如上种种,好些都成了流传至今的美谈。

但仅靠这些美谈,是很难突破明初困局的:明初经济困顿之深,就像一个遭受重创的伤者,如果要想恢复健康,休息和护理固然重要,强心针有时候更是必须。

于是朱元璋,以其精准的眼光和坚忍的胆略,为大明王朝的肌体,打入了三支重要的强心针。

第一支强心针,也正是风险最大的一针,历史上的称呼,叫“洪武大移民”。

“洪武大移民”,即明初开始的移民垦荒运动,也就是为解决明初各地地荒劳力少的难题,利用中央集权的行政能力,将人口稠密地区的农民,整体搬迁移民至人少地区定居。

这办法并非朱元璋首创,但要和朱元璋的“洪武大移民”比,之前的历次移民运动,都可谓小巫见大巫。

朱元璋的“洪武大移民”,对象比较固定,主要是人口稠密的江西,江南,山西三地。但移民的目的地,范围却极其广大:往东到辽东,往北一直到内蒙古地区,往西一直到甘肃地区,往南甚至一度到了云南南部地区,覆盖范围之广,可称历史之最。

至于移民的次数和规模,放在古代交通条件下,可以说庞大到恐怖:从明朝开国前,迁移苏州百姓到凤阳开荒算起,朱元璋在位时期,仅《明实录》和《明史》中记录的大规模移民,就有十三次之多。前后迁移的人口,有数字可考的,加起来就有一百六十万之巨。甚至学者陈梧桐在其著作《明史十讲》里估算,真正的数字很可能突破三百万人。这是中国古代史上一次史无前例的人口大迁徙。

移民的风险,一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国农民素来安土重迁,何况这么大规模的离乡背井,势必会有抵触。二是交通条件,古代的交通条件不方便,一路山高水长,一次迁移就意味着迎来一堆麻烦。中国古代史上,移民移出动乱甚至起义的,从来都不算少。

但强人毕竟是强人,朱元璋既然决心办,自然也有办法,首先是规划周详,洪武三年在河南设司农令,统筹移民事宜。然后是定福利标准,只要愿意搬家,不但免三年税粮,发优厚路费和生活费,而且移到新地方后,你能种多少地,就占多少地,种地的农具,种子,耕牛甚至头两年的粮食,全都政府提供,条件极其优厚。

饶是这样优厚的条件,反对声还是四起,特别是当时的移民,大多家乡都在富庶的江南,山西地区,日子过的还可以,离乡背井往穷地方搬,换谁也难答应。但朱元璋也留有后手,不答应?强制搬迁!方法就是“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确切说,就是一家人里,老幼妇孺留下,青壮劳力搬家。按照一些野史的说法,当时的搬迁过程,移民们都是捆着走,上厕所才解开绳子,所谓“解手”就是这么来,而移民迁走前,村村哭声震天,家家悲伤别离,景象极为凄惨。

后世很多史家说到这里,好些就开始诟病朱元璋,说这场史无前例的移民运动,给百姓带来惨重的苦难。但必须看的是,持续三十年,前后十余次的移民运动,固然制造了无数家庭的分离。但如果细比一下,相较于中国历代几次重大的“政府性工程”,诸如秦长城,隋大运河之类,明朝这场规模更加空前的迁移运动,却未曾酿成类似前代的变乱,仅此一条,就足够值得后人正视。

而且一个后世正史都承认的事实是,在从头至尾的整个移民过程里,政府对于移民的待遇允诺,几乎每一条都完全兑现,税减了,路费发了,安家费有了,离乡背井的移民们,在全新的家园,获得了更多的土地,从此开始了新的拓荒。强人朱元璋治下的大明朝廷,以其高速的效率和强力的执行力,完成了这个空前的人口迁移。诸多原本荒芜的地区,获得了大量劳动力,经济开始高速回升。对于明朝经济的复苏乃至中国的人口版图布局,甚至缩小地方经济差距,促进民族融合,这事都影响深远。

但就明初的经济困局来说,这一支强心针,显然远远不够。

于是,朱元璋又紧接着打了第二支强心针,这支针按照现代的说法,叫公共设施建设。

比起“洪武大移民”百万人的迁移规模来,朱元璋的公共设施建设力度,也是同样强大。

但从操作难度说,这事同样不是闹着玩,技术含量高,执行细节繁琐,风险性更大,最近的反面教材,就是元朝灭亡,所谓“石人一支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一个闪失就出大事。

而这件事的难度,一是财政实力,二是可行性,必须得抓最紧要的地方修,三是执行力,好政策得落实到位,所有细节都要抓。

而朱元璋的做法,套用老百姓的一句俗话,就是有多大荷叶,包多大粽子。

朱元璋的水利工程,从打天下的时候就开始修,早在至正十八年(1358年),就设置了专门负责水利的营田使,负责人就是其麾下的名将康茂才,从那以后打下一块地盘,就修一处水利,确保了辖区内的农业生产和军用供给。

等到明朝开国后,水利工程,更成了朱元璋治国的头等要事,登基第一年就下诏:民间凡是有关于水利事务的奏疏,必须立刻奏报。但执行起来,却是循序渐进,开国的头几年,水利工程主要集中在生产相对富庶的江南和淮西地区,比如先于洪武元年(1368年),修和州水堰200多里,五年后,又大修嘉兴,松江地区水利,动用民夫万人,不但疏通水路,更开上海胡家港1200多丈,打通海运要道。

(画作:朱元璋)

随着明王朝在全国的统治日益稳固,明朝的水利工程项目,更扩展到全国。包括广西,陕西,甘肃,浙江,福建,广东,都有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却并不是盲目修,而是和此时明王朝诸如移民,屯田之类的大动作息息相关,哪里开荒种地,配套的水利工程,立刻跟上,种到哪修到哪,生产和灌溉无缝对接。

而纵观整个朱元璋时期的水利工程,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工程质量高,修好的水利工程,确保使用几十年。二是工程量大,行动密集,终整个朱元璋执政时期,大规模的水利工程一直没停,几乎上马一个项目,就是几万人的人力。三是次序循序渐进,以江南经济区为中心,向周边扩展,几乎散播到两京十三省,进度非常科学。

而朱元璋的苦心也没有白费,他在位时期,明朝的水利工程成果,到了一个极其惊人的数字: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明王朝修筑塘堰40987处,河流4082处,堤坝5048处。成就极其显著。

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朱元璋对于这条主干道,态度极其慎重,洪武时代明朝的北方物资供应,还是以屯垦为主,海运补给为辅,这条南北大动脉的完全恢复,还是明成祖朱棣时期的事情了。

除了兴修水利外,朱元璋终其一生,还大力整治大明朝的公共交通,修治了连接各省的驿道,并设立了完备的驿道管理制度和考核制度。这个翻修得焕然一新的江山,也因此重新连成一片。

而打下这一支强心针的明王朝,效果更是立竿见影。交通的恢复与延伸,不但提升了政府行政的速率,更连通了工商业往来。水利工程的全面铺展,也为明初开始的垦荒热潮推波助澜。经济的复苏增长,从此开始加速。

三、决定性的第三针

而上面两支强心针,之所以打得如此顺利,却更与朱元璋打的第三针有关,这一针与其说叫强心针,不妨说是活力针。

即使在很多史家眼里,“活力”二字,似乎与朱元璋不沾边。朱元璋一生都致力于强大的中央集权,政治上废宰相制,强化特务统治,民生上虽说大搞社会福利,推广“公费医疗”(惠民药局)“国家救济”(养济院)“免费公墓”(漏泽园),但法令条律森严,细化到穿衣吃饭,装修盖房,处处都是规矩,一不留神就犯法。着实很没“活力”。

但为大明王朝,乃至中国古代史,注入新活力的,却是他在位时期,两道看似不起眼的诏书。

第一道诏书,载于《皇明诏令》中的《正礼仪风俗诏》,其中有话:“佃见田主,不论齿序,并如少事长之礼。若在亲属,不拘主佃,则以亲属礼行之。”意思是佃户见了自家的地主,无论年龄大小,要行小弟见兄长的礼节,如果双方是亲属,那么不论地主与佃户的身份关系,要行亲属的礼节。

第二道诏书,发布于明朝洪武十一年(1378年)五月,朱元璋给工部下诏,命令“在京工匠上工者,日给柴、米、盐、菜。”又规定“休工者停给,听其营生勿拘”。这两段诏书的意思连起来是:在京城服役的工匠们,在干活的,每天都要补助柴火米粮和油盐蔬菜,没有在干工作的,虽然不发这些东西,但他们也可以干别的营生,不要因此拘捕他们。

两道诏书,第一道讲的是佃农见主人的礼仪,第二道讲的是工匠在京城干活的津贴。看似是不起眼的小事,然而放在封建社会看,却都是不简单的大事。因为这俩道诏书对应的,恰是之前元朝平民的两个底层制度:佃农制度与匠籍制度。

先说佃农制度,也就是佃户和地主的关系问题,《元典章》里明文规定,地主和佃户之间,要行严格的主仆之礼,甚至地主如果打死了佃户,也不过是打板子赔钱了事(杖一百七,征烧埋银五十两)。所以元朝统治九十多年,没有土地的佃农,基本的就是非人的生活。

但朱元璋这样一改,情况就不一样了。原本是尊卑有别的主仆关系,这下成为“少事长”的兄弟关系,虽说还是地主高,但地位一下子拉平了。再想拿佃农当动物使唤,法律首先就不答应。

而且朱元璋也不仅搞形式,接下来还有内容:首先是地主如果打死了佃农,照样杀人偿命,打板子赔钱都没用。如果地主想要佃农替自己服劳役,得给佃农劳务费,法定价格是“须出米一石,资其费用。”拿着佃农当奴才,想怎么拿捏就怎么拿捏的“好日子”,至此到头了。

第二道诏书的影响,同样极其深远,给工匠们发津贴,看似是小事,触动的却是之前元朝手工业的重要制度:匠籍制度。

所谓匠籍制度,就是将全国的工匠们编订成专门户籍,入籍的工匠,便是匠户,一个工匠不入籍,就等于没活路,如果入了籍,不但一辈子干这营生,而且子子孙孙,世代都要干。

元朝实行匠籍制度,主要为了用工方便,要干个什么活,直接按匠籍抓人,干活的工匠,不但路费要自理,来京城干活的生活费要自备,而且干活也没酬劳,只有一些粗劣的食物,且绝不允许期间做别的营生糊口,抓到就是重罪,命运极其本文作者

洪武十一年的这份诏书,一切开始改变:给工匠们发津贴,数额虽不多,但日子总算好过,更重要的改变,却在八年后发生了:洪武十九年(1386年),明王朝正式规定,各地匠户每三年上京服役一次,每次不超过三个月。这样一来,工匠们终于不需要常年从事低廉的劳役,有更多的时间从事自家的营生。又过七年,即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法令再次修订,工匠们按照工种的不同和路程的远近,重新编订服役时间,这些轮流服役的工匠,便被称为“轮班匠”。而在皇宫内府服役的工匠,更可按照工种每月领工钱。这一系列看似微不足道的演进,却堪称匠籍制度的重大突破。

说重大,因为这样的突破,不止在工匠们拿钱多了,自由度大了,服役期短了,最重要的,却是身份的演变。朱元璋身后,在明朝永乐年间,工匠们终于有了更大的自由,服役也有工钱拿,而且服役以外的时间,更可以自主从事营生。按照《明会典》里的话说,就是“自由趁做”,他们有了自由。

佃农上了身份,工匠有了自由,这便是朱元璋一生执政中,另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这些原本被紧紧捆绑在元朝等级制度上的草根们,从此可以在新的王朝自由的舒展,佃农们可以挺起腰杆干活,工匠们更不止会被强迫的劳动,反而有了更多创造的机会。

仅从俩个事实,便可窥见这个成就的意义:1,朱元璋在位三十年,农民开垦新荒地的数量,每年几乎都是滚雪球增长,明朝建国的头十二年,即洪武元年(1368年)至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朝的新垦荒地,就达到一百八十三万三千一百七十一顷,而洪武二十六年的耕地数目,更是洪武元年的四倍还多。中国古代史上再难找到第二个这样的农业腾飞奇迹。2,明朝的手工业,在经历了洪武时代的累积后,特别是诸如陶瓷,丝绸等行业,一反元朝时代的粗糙形象,重新焕发起灿烂的美丽。比如陶瓷业,洪武元年一片废墟的景德镇,到洪武晚期,已重新成为陶瓷重镇,制作工艺方面,永乐时期的锥拱,脱胎,宣德时期的镂空,这些明朝独创的新技术,今天依然闪烁着夺目的美丽。而这一切,毋庸置疑,正来自洪武时代,不起眼的改变,激发起的强大活力。

《朱元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