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不是“明星”级画家，他们曾经是学者、诗人和画家，他们是被强征或诱逼为官而招来杀身之祸的。而他们悲惨的遭遇，我们当代人也似曾闻见。读画如读史，今天的人不要轻易忘记他们，因为这是中国绘画史上几块沾满了血泪的“墓志铭”。
上海博物馆曾经展出“翰墨荟萃——美国藏中国五代宋元书画珍品展”，在“文人山水画的兴起”专题中，有十一幅元代画家的作品。其中张羽《松轩春霭图》轴、赵原《晴川送客图》轴、徐贲《溪山图》轴三件作品引起了我的关注。倒不是他们的作品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地方，而是他们三人都是或被明太祖朱元璋所杀，或被逼自杀身亡。这三位画家个人的悲惨命运，是元末明初(即元至正末期至明洪武初期)文人画家生存境况的一个真实的缩影。
元朝末期，群雄逐鹿，张士诚占领苏州，方国珍占领诸暨，各自称帝。当时江南一带的文人士大夫都依附张士诚，以为又是个楚汉争雄的时代开始，故跃跃欲试，试图一展济世雄心。文徵明在题跋中尝云：“伪周(张士诚)据吴日，开贤馆以致天下豪杰，故海内文章技能之士悉卒于吴。”(《文待诏题跋》)但仅十余年，张士诚即被朱元璋击溃。而那些原来依附于张氏的年轻文人不得不退隐江湖山林，寄情翰墨诗文以观进退。当朱元璋推翻蒙古王朝建立新政权之后，为了重建庞大的行政官僚机构，除了留用一批原来元朝官吏外，他还采用了三种途径来选用官吏。其中“荐举”一项就是招揽天下人才为其效力，并下诏曰：“人君之能致治者，为其有贤人而为之辅也。山林之士德行文艺可称者，备礼遣送至京(南京)，朕将任用之，以图至治。”(《明太祖实录》)
那些深受元代压制的文人士大夫都有一种政治“翻身”的幻觉，所以当朱元璋诚邀天下士人为洪武新政权效力时，绝大多数人都无法面对憧憬而予以拒绝。其中包括一些著名的文人(诗人)画家，比如陈汝言、王蒙、赵原(一作赵元)、徐贲、张羽、马琬、王绂等，他们或从政，或为宫廷画家。群贤皆出，毕集相庆，自以为一个新的“太平盛世”或“朱明盛世”又将来临。但是，他们“很傻，很天真”，没有看清朱元璋的真正面目。清代史学家赵翼后来在《廿二史札记》中这样评价朱元璋：“明祖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之。”
当那些曾经抱有幻想而从政的文人们想抽身而退，但为时已晚，早已成为人家俎上鱼肉。朱元璋大开杀戒，大兴“文字狱”，而且株连九族。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人。著名的“蓝玉案”和“胡惟庸案”(王蒙受此案牵连)就株连杀戮二万五千余人。朱元璋如此的滥杀无辜，就连太子朱标也感觉实在太过分和残忍：“陛下诛夷太甚，恐伤和气。”第二天，朱元璋就将一把全是刺的手杖放在地上，要朱标去拾，但他不敢动手。于是朱元璋就说：“汝勿能执舆？我润琢以遗汝，岂不美哉？”他的意思是说：我杀这些人就等于将手杖的刺磨掉，让你以后能够安享太平。
在这样腥风血雨的政治大环境中，那些文人画家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著名山水画家陈汝言(约1330—1371)可能曾为张士诚女婿潘元明幕僚，洪武初被荐举为济南府经历(收发文书)，但不知何故竟“坐法死”。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中云：“临难从容染翰，画毕就刑，张来仪纪其事。”张来仪即张羽，其诗载陈田《明诗纪事》，其中有云：“从容洒芳翰，炳焕若丹青。好艺永世传，精魂长归冥。披图怀平素，涕泪缘襟零。”但张羽当时绝对没有想到，他在十四年之后，也投江自尽。
张羽(1323—1385)字来仪，浔阳(今江西九江)人，后迁居苏州。与高启、杨基、徐贲等人为诗友，时人誉为“吴中四杰”“北郭十才子”。元末领乡荐，为安定书院山长。至正二十七年(1367)六月，徐达炮轰苏州城，张士诚之婿潘元绍迎战。在大难临头之际，潘氏家中七姬能识义节，一日同尽。八月，潘氏命张羽撰《七姬权厝志》一文以壮其事;书法家宋克书丹，瘞于七姬墓侧。洪武初年被徵至南京，但因应对不称旨放还。但后来又再徵授太常司丞，朱元璋曾令其书滁阳王庙碑。洪武十八年(1385)“坐事”贬谪岭南，当行至半途中，又急被召回。张羽自知凶多吉少，死罪难免，遂投龙江而死，卒年六十三。张羽是元末明初江南地区著名的诗人和书画家，山水师宗“二米”、方从义、高克恭，笔墨苍秀。《松轩春霭图》轴是其唯一传世画迹，弥足珍贵，署年“至正丙午三月十日”，即1366年，时四十四岁。《明史》有传。
徐贲(1335—1393)字幼文，号北郭生，祖籍四川，居毘陵(今江苏常州)，后迁居至苏州城北。张士诚曾欲延聘为官，但徐谢去不受而移居吴兴。朱元璋占领苏州后，为了报复，遂将苏州城中富户、士人谪迁至临濠府(今安徽凤阳)，徐贲亦在其中。洪武七年(1374)被荐至南京，颇得朱元璋喜宠，累官至河南布政使。后因犒劳征蛮大军不力，下狱瘐死(即饿死、病死)，结局非常悲惨。在元末画家入明为官之人中，徐贲的官衔最高，成为一省最高行政长官。张羽与徐贲是挚友，徐氏诗集《北郭集》为张羽为之编定，两人曾相约一起卜居吴兴(今浙江湖州)。徐贲《溪山图》作于洪武壬子年(1372)，徐贲在题画诗中有云：“人生未许全无事，才得登临便是闲。”但他绝对没有想到，二十年后，他从一个“封疆大吏”瞬间就沦为了阶下死囚，功名富贵，犹如梦幻一场。徐贲流传画迹较多，《溪山图》堪称是其代表作，董源、巨然的长披麻皴，古淡清润，体现了明初文人山水画的最高水平。《明史·文苑》有传。
赵原(约1325—1374)，又名赵元，字善长，又字丹林。原籍山东莒县人，随其父赵云迁居苏州。他也有可能曾为张士诚的门下客。赵原不擅作诗，但交游皆当时江南一带诗文名家和文人，与倪瓒、顾瑛等人尤善。赵原后来被朱元璋杀死在南京。明人王鏊等撰《姑苏志》中记赵原：“明初召天下画士至京师，图历代功臣，原以应对不称旨，坐死。”时间约在洪武八年(1375)左右。晚明王穉登《丹青志》中亦云：“赵原，字善长。郡人。画师王右丞(即唐人王维)。洪武中召对，不称旨，赐死。”《晴川送客图》，有较明显的王蒙画风意境。故李日华《六砚斋笔记》卷二中云：“赵善长山水雄丽，可雁行叔明(即王蒙)。”赵原的笔墨有点“杂”，董源、李成、王蒙、黄公望、高克恭、盛懋等皆似乎学过，但无自家独有的风格，学而不化。所以，他向前无法与“元四家”相提并论，向后又不及王绂、刘珏等人。虽然生前盛享画名，但身后渐渐被主流画坛所遗忘。《晴川送客图》曾经先后为张珩、王季迁收藏。1973年与《溪岸图》等二十四件宋元绘画，同归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购藏。
关于由元入明画家的命运结局，我国台湾和美国学者研究的较多。如高木森、张仲权、张光宾、姜一涵、李铸晋等，皆有专文详论。这批画家的史料极少，可能是因为明初“文字狱”关系而被后朝销毁，更可能当时根本就没有什么文字记录。所以有关他们获罪的原因，今存仅有两三个字：坐法死、坐事、不对旨、不称旨等等。其实，朱元璋对那些曾依附于张士诚的江南士人，怀有极深的戒心和报复的心理。即使是那些真心投靠自己的人，他也密令锦衣卫严加监控，稍微发觉有丝毫的异情，遂立即借故予以斩尽杀绝。根据高木森的研究统计：“在朱氏威权下被处罚或被杀的画家(包括文人画家和职业画家)至少有十六位。”(高著《元墨淋漓：元画思想探微》)
今天在“翰墨荟萃”珍品展的展厅里，张羽、赵原、徐贲三个人的画悬挂在一起展出。他们不是这次大展中的“明星”级画家，绝大多数的参观者都匆匆一瞥而过。最多也就是看一看简单的展品说明，知道他们是元代的画家，但不知道他们都是死于朱元璋的威权之下。他们曾经是学者、诗人和画家，他们是被强征或诱逼为官而招来杀身之祸的。而他们悲惨的遭遇，我们当代人也似曾闻见。读画如读史，今天的人不要轻易忘记他们，因为这是中国绘画史上几块沾满了血泪的“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