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难之役朱棣夺天下 坏孩子是怎样打败好孩子

公元1398年闰五月,明太祖朱元璋驾崩,二十一岁的皇太孙朱允文即位,次年改元建文,这就是明朝第二个皇帝建文帝。

这位皇帝少年执政,在位四年,被四叔燕王朱棣起兵造反,闹出了长达三年的“靖难之役”,最终兵败丢皇位,从此下落不明。在明朝十七位帝王中,属于命运悲惨的一个。

但在《明史》等官方史书中,对这位失败的帝王,评价却极其高,《明史》说他“天资仁厚”“亲贤好学”,也就是说是个品格厚道,任用贤臣,且刻苦学习的好皇帝。更认为他在位期间,革除了诸多朱元璋时代的弊政,深得天下人心。

而细看他登基后做的事情,这样的评价,也确实有道理,他治国的最大成就,就是“建文新政”,从建文元年(1399年)起,先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赦免朱元璋执政时期,各类案件的受株连官员,平反其中的无辜人员。同时一改朱元璋时代重武轻文的政治习惯,大力卓拔文臣,走“文治”的路线。六部尚书的官职,也从原先的二品提拔到一品,他所建立的执政团队,如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臣子,更是后来明朝内阁制度的雏形。同时还大力修订《大明律》,删除其中诸多苛刻条令,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减免赋税。如上种种,都是深得人心的好事。

但这样一个建树颇多的好皇帝,为什么却难免失败的命运?还是从头说起。

(兵临城下)

一、好孩子朱允炆和野孩子朱棣

虽然很多后人都认为,建文皇帝朱允炆,能力上有欠缺。但对这位接班人,朱元璋是下过心血培养的。

朱元璋英雄了一辈子,但是在接班人选择上,头脑一直清楚:能够继承自己皇位的,一要按照皇室传承规矩来,身份名正言顺,二就是这个接班人,必须具有守天下的才能。不必一定英明神武,但要懂得治理江山,实行仁政。

所以早年他确定长子朱标即位,就是以此为原则,后来对太子朱标,更是悉心培养,除了建立强大的教师团队外,更以“仁明果决”四字标准要求儿子,遇到国家大事,还常叫儿子参与讨论。而朱元璋的苦心也没白费,太子朱标逐渐变成了朱元璋心目中的人选:性格仁厚,但外柔内刚,甚至意见相冲突时,还敢同父亲力争。父子虽常有冲突,但对儿子的成长,朱元璋一直很满意。

满意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噩耗传来,四十岁的太子朱标英年早逝,白发人送黑发人不说,继承人的位子又空了。

对儿子的死,朱元璋极为痛惜,但该选谁接班,更是难题。皇子之中,最得他宠的,除朱标外,就是镇守北平的皇四子燕王朱棣。而对朱标的长子,即长孙朱允炆,朱元璋起初并不待见,这孩子人长得丑,年纪又小(十五岁),而且性格又柔弱,一看并不讨喜。

所以在选谁接班的事情上,朱元璋一开始也犹豫,朱棣固然能耐大,但在朱元璋眼里,这儿子太像自己,而且更大的难题是:朱棣在儿子中排行老四,前面还有二儿子秦王与三儿子晋王,但这俩儿子不成器,接班不可能。如果朱棣当了太子,俩哥哥往哪里摆?大臣刘三吾就为此劝他:“立燕王,置秦晋二王于何地?”

而且更重要的是,朱允炆虽然能力一般,却有一点好:孝顺。朱标卧病的时候,他就侍候在身边,一直伺候到病故。父亲死后,他更是哀痛无比,很多天不吃不喝,看得祖父朱元璋也心疼,抚着背劝说:“你要是拖坏了身子骨,我可怎么办啊!”对这起初不待见的孙子,从此发自内心疼爱。

如上种种原因,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十月,朱允炆正式被立为皇太孙,成为皇位法定继承人,四年以后,朱元璋更是召集诸藩王,令他们以宫廷仪式参拜皇太孙,也借此告诉天下人:继承人就这么定了,其他人就别惦记了。

除了给孙子撑腰外,对孙子的能力,朱元璋也大力培养,他亲自给朱允炆选定的几个辅臣,比如齐泰,黄子澄,方孝孺,都是道德高尚,忠心不二的士大夫。晚年的国家大事,更时时让朱允炆参与,锻炼其行政能力。期间明朝屡屡兴起大案,屠戮功臣,许多史家也认为,这是在给朱允炆接班清理障碍。

但这种培养,其实是很有问题,朱允炆当皇太孙的时候才十五岁,登基时候也不过二十一,期间的锻炼,基本都是皇爷爷朱元璋手把手教,从没独立应付过政治考验,好比学走路的孩子,一直被搀着走,从没放开手脚。

为了帮助朱允炆快速成长,朱元璋也不是没行动,特意给他选了几位好老师,比如齐泰,黄子澄等人,都是忠良臣子,但这几位共同的特点,就是有忠心学问,却无实际行政才能,典型书呆子。书呆子搞教育,教出来的,多半都是呆子。

(明成祖朱棣)

朱允炆也就因此不能幸免,虽然和他父亲一样,他也是个孝顺仁厚的好孩子,但是比起父亲朱标,骨子里的坚忍性情与承担力,好孩子朱允炆,直到坐上皇帝宝座,这条也只是形似。

就连朱允炆自己也知道:一朵巨大的阴云,正笼罩在皇位的头顶上——藩王问题。

朱元璋的封藩制度,最大的漏洞,便是边境藩王手握重兵,威胁中央。他活着的时候没人敢动,以后就难说。其中实力最强的,便是当初朱允炆继承人位置的最热门竞争者:燕王朱棣。

朱棣的早年成长,堪称“放羊教育”的典型。朱元璋对儿子的教育,从来非常严格,除了日常读书习武外,还有意志品质磨练,甚至还常让儿子们穿上麻鞋,像士兵一样出去锻炼跑步。朱棣就是在这种磨练中成长起来,后来他十七岁离开京城,受封燕王,更曾跟随名将李文忠出外作战,军事水平提升很快。外加他的岳父,更是大名鼎鼎的明朝第一将徐达。如此耳濡目染的环境,从政治权谋到兵法韬略,样样修炼得精熟。

所以才就藩北平后,燕王朱棣好似蛟龙入海,很快大展拳脚,不但把一向荒僻的北平地区,治理得繁荣富庶,洪武年间更多次统兵出塞,痛打北元残余势力。北方九位藩王中,他更像佼佼者。

而且从品性说,早在做藩王时,朱棣的举手投足,就比朱允炆更像帝王:行事果敢坚决,为人处世老辣圆熟。特别说明他能耐的一件事,是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出征漠北,当时朱棣捕捉到北元军队行踪后,不顾天气恶劣和诸将反对,坚持一路冒雪追击,终于捕捉到敌人主力,眼看要发动总攻,却突然叫停不打,反而派麾下的蒙古降将前去游说,不费一兵一卒,便将这股北元精锐顺利收降。简单一场胜仗,却把他的卓越眼光和坚忍品质,发挥得水乳交融。

而一个有这样品质的人,也必然是新君朱允炆的最大对手。对这个对手,朱允炆做皇太孙的时候,就曾格外担心。但近臣黄子澄安慰他说:“当年汉景帝也面临藩镇问题,但还不是从容平叛,顺利镇压,所以不必担心。”朱允炆听了稍微安心。但也正是这桩典故,令朱允炆确认了解决这问题的最好办法:削藩。

随着朱元璋过世,建文帝朱允炆君临天下,削藩大业,就此启动。

二、削藩大事败笔多

要用一句话俗话来形容朱允炆的“削藩”过程,那可以说是“雷声大,雨点小。”

一开始动静闹得确实大:早在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朱元璋撒手人寰后,即颁布“遗诏”,各地藩王所属的文臣武士,除藩王的亲身“护卫”外,皆由中央节制。初步掌控了各藩镇的“军政大权”,继而朱允文与其老师齐泰,黄子澄密谋,采纳黄子澄“断燕王手足”的建议,先将河南周王与山西代王以“贪横暴虐罪”逮捕,继而周王被发配云南。众文臣窥得风向,纷纷见风使舵,上书力陈大规模“削藩”。顺应民意下再接再厉,洪武三十一年五月,珉王被召入京“切责”,湘王不堪忍受屈辱,愤然自焚。齐王被废为庶人,关入大狱,数月之间连出重手,直闹得诸藩国人心惶惶。

这一系列的削藩动作,来自于建文帝朱允炆几位近臣,特别是齐泰,黄子澄二人的筹谋,但最大的问题是,这二位饱读诗书,办事能力却有限,“削藩”的动作大,但对主要对手燕王朱棣,却基本没形成杀伤,反而惹恼了其他藩王。可以说是大败笔。

但对这事,朝廷里不是没有明白人,比如御史高巍,他认为这种削法,操之过急,应该借鉴汉武帝的办法,采取“推恩”的模式,肢解藩王的土地人口,经过几代,便能日益弱化。更有眼光的是户部侍郎卓敬,他认为要削藩,也可以马上削,但主要对象,应该是最有威胁的燕王朱棣,而且要削朱棣,更不必硬来,解除他的边境兵权,借口改善他的生活环境,将他平级调动到南昌为王,既不伤和气也不给他口实,万无一失。

这二人的招数,从后来看都是绝招。后来朱棣造反成功,即位称帝,虽然对这二人也残酷清算,但他俩的主张,却照单全收。永乐年间朱棣削藩如此顺利,对付宁王,齐王等人,用的都是这些招数。但在当时,建文帝却都不用。

要说建文帝对朱棣毫无动作,却也不对。建文帝拉拢了朱棣燕王府的长史葛诚,作为自己的内应,又借口防备蒙古兵侵扰,将朱棣麾下的精锐兵马尽数调走,还派亲信武将都督宋忠等人,接管了北平兵权,对这些动作,老练的朱棣就一个字:忍。不管建文帝怎么出招,都是逆来顺受不反抗,一幅诚惶诚恐。表面看来,昔日雄踞北方的朱棣,已经成了没牙的老虎,任人宰割。

但建文帝这几招,对付一般藩王也许可以,收拾朱棣却难,朱棣经营多年,燕军全是亲信,里外都是他的人,一般人根本指挥不动,建文帝派去的宋忠,才能更是一般,说是接管兵权,其实是被一群兵油子耍的团团转。燕王府布置了耳目,可朱棣偷偷在地下室打造兵器,还硬是瞒了过去。几招下来,基本白干。

但白忙活的建文帝,却收到了意外大礼,眼看朝廷越逼越紧,朱棣为了自救,主动在建文元年(1399年)三月入京朝贺,这等于是送上门让建文帝抓,但建文帝却犹豫不决,朱棣又太会装,一番叔侄情深的表演后,还是安然脱身。俩个月后,为了稳住建文帝,朱棣又派儿子朱高炽和朱高喣入京觐见,如果逮住他俩,朱棣必然不敢轻举妄动,但建文帝还是犹豫不决,又放俩人脱身。就这样,建文帝本可提前解决“靖难之役”的最后机会,已经无情错过。

建文帝犹豫,朱棣却果断。这年七月,在得到内应葛城的密报后,建文帝终于下定决心,北平指挥使张信逮捕朱棣,谁知张信火线倒戈,向朱棣告密,朱棣果断行动,先诛杀建文帝派在身边的眼线葛诚,继而火速举兵,杀死建文帝驻北平亲信张芮,谢贵,控制北平城,继而杀退驻开平的宋忠的三万精兵,以“靖难”的名义,号称要清除建文帝身边的“奸臣”齐泰和黄子澄,正式举起了造反大旗。这场持续三年的内战,就此正式爆发。

后人说到这里,无不指责建文帝在几个关键环节上的犹豫,但如果放在建文帝自己身上说,他的犹豫不是没有道理:新君登基,就要逮捕手握一方重兵的藩王,放在谁身上都不是小事,所以必然谨慎。

但是削藩这个事情却不同,既然确定了朱棣为大对手,那么争斗起来,就注定你死我活。不削他,不知哪天造反,要削他,必然立刻造反。无论犹豫不犹豫,就要做好战争准备。但在这事上,朱棣准备了很久,建文帝这边,却毫无准备。得知朱棣造反后,建文帝也确定出兵平叛,但是反复告诫前线将领最多的,竟然是“勿使朕有杀叔之名。”人家刀都举起来了,他还想息事宁人。

三、“靖难”战场瞎指挥

大战骤起,朱棣先声夺人,先败宋忠的三万大军,继而连克云中,开平,怀来,上谷,永平。如雷轰顶的建文帝,也迅速做出了反应,派出了以长兴侯耿炳文率领的三十万中央军,出师讨伐。

由此牵出了朱元璋为建文帝做的最后一个苦心安排—长兴侯耿炳文。

耿炳文,凤阳人,淮西旧将的老班底,大明开国功臣,靖难之役爆发时,时年六十五岁,可谓久经沙场。在漫长的三年靖难之役中,他留给历史的只有短短一瞬,但他却一度是最有可能改写朱允文命运的人。

之所以这样说,还是由于他的作战特点---擅守。朱元璋争天下时,他曾受命镇守江苏长兴达十年,在朱元璋麾下的各路英杰,乃至彼时中国的将领中,他是最擅打防御战的人,他不仅防御经验丰富,且军事思想卓越,其提出的“以战车克胡骑”的作战思路,在明朝中后期被戚继光,俞大猷等人发扬光大,成为明军的主战法。朱元璋留下他的苦心正在于此----一旦国家有事,一个耿炳文就足够镇守边关。而从靖难之役的局面看,大势更是清楚,起兵造反且部队多骑兵的朱棣,最大的特点是擅攻,最有利的局面是速战,一旦战局拖向相持乃至寸步不前,就是朱棣的灭顶之灾。对于耿炳文乃至建文帝来说,平乱的方式很简单——守住,便是胜利。

洪武时代最擅长防御战的老将耿炳文,与15世纪初叶横空出世的军事新星朱棣,就这样展开了激烈的碰撞。碰撞的时间,是建文元年(1399年)九月,地点河北真定。

刚一交手,耿炳文就尝到了厉害,一开始还没拿朱棣当回事,还想着速战速决,谁知朱棣巧用妙计,以夜袭的战法,发挥骑兵机动力,接连消灭耿炳文的属下潘雄,杨忠等部。耿炳文眼看不好,立刻拿出了看家本领:死守真定。这下轮到朱棣尝到厉害了:英勇善战的朱棣燕军轮番猛攻,骑兵火炮全拿来招呼,硬是打不动。这场新星老将间的对决,到此时还是平手。

但对朱棣来说,他是造反叛乱,地方反中央,人口物资都有限,时间就是生命。耿炳文却不同,中央军人员充足,物资雄厚,拖住了就能赢。这其实好像中国足球常遇到的局面:打平就出线。

但眼看朱棣就要坏事,建文帝却瞎指挥了,不但下诏书申斥耿炳文,更临阵换帅:同年十一月由已故名将李文忠之子李景隆接替耿炳文指挥,又集结五十万大军。重兵北上,将门虎子挂帅,非灭了朱棣不可。

但李景隆这位将门虎子,却极有问题,论身份是朱棣的表侄子,论才能,更和表大爷朱棣差太远。朱棣得知情况后,更是喜形于色,竟然当场给部下发表演说,断定李景隆必败。特别是其中一句“赵括之败可待矣。”直接把李景隆比做了战国纸上谈兵的赵括。

而这样一个人物,之所以得到任命,还是来自于建文帝重臣黄子澄的推荐。以黄子澄的话说,如果早用了李景隆,在真定就把朱棣解决了。而黄子澄之所以这么做,本意还真是好心:李景隆别的本事没有,就是会装,人长得帅气,举止雍容大度,而且还很自信,兵法韬略张口就来,谈得滔滔不绝。让书呆子黄子澄一瞧,真觉得这是名将胚子,说到底,还是水平问题。

挂帅后的李景隆,一开始威风无比,就连出征作战,都有专门的皇家豪华马车,行军打仗,极其风光。

但真到了战场上,就完全现了眼:先大兵包围朱棣老窝北平,当时北平只有世子朱高炽的几万孤军,外加老幼妇孺,就是这么一群人严防死守,竟然让李景隆占不到便宜。期间李景隆也不是没机会,部下瞿能曾一度攻破张掖门,眼看要大功告成,谁知李景隆临战犹豫,迟迟不肯救援,结果机会错失,被燕军一通反扑杀回。此后又逢严冬,北平守军趁机往城墙泼水,偌大北平城泼成了冰城,明军爬墙都困难,更加攻不动。反而被城内燕军反扑,一下给杀退十里。

更现眼的还在后面,随后朱棣率军驰援,这时的朱棣,已经挟持了宁王,更招抚了宁王麾下北方最强骑兵:朵颜三卫。实力大为升级。紧接着双方决战,李景隆先在北平城下被击溃,又在白沟河整军再战,虽然明军三军用命,如平安,瞿能等大将,更各个奋勇争先,谁知李景隆主帅无能,竟在战局最僵持阶段拔马逃命,结果五十万明军大溃,不但败的比赵括惨,比起赵括力战殉难来,李景隆更败的没种。

俩场战败后,建文帝一度局面大坏,眼看重地山东不保。就在这时,机会再次垂青了他:先是先是山东布政使铁弦死守济南府达三月,硬是顶住了朱棣的攻势,保住了山东不失,同年十月,新任大将军盛庸率部在山东东昌与朱棣鏖战,凭火器弓弩大破朱棣骑兵,歼敌一万多人,兴奋得建文帝忙向太庙告祭。次年二月,建文帝转守为攻,派盛庸率三十万大军北征朱棣,双方在夹河鏖战,尽管盛庸败阵,却也杀掠朱棣部燕军甚重,尤其搞笑的是,两战之中,朱棣数次陷入盛庸火枪队的重围,却皆因建文帝“勿让朕有杀叔之名”的训诫,令朱棣平安突围而去,否则这场惨烈的鏖战,或许早已划上句号。

此时历史再次给了建文帝机会,战争已经进行了近三年,双方在山东,河北一线相持,互有胜负,谁也进退不得。但是在补给,资源,人心等各方面远占优势的建文帝一方,在这种消耗战里的位置显然是有利的。拖得越久,朱棣就越入死地,久战不克下,朱棣也曾心灰意冷,对谋士姚广孝戏言说:“早知今日,不如归家做一平头百姓”。急得姚广孝愤然大呼:“殿下,若败我等恐连做百姓也不可得”。怒吼之下,方激起心灰意冷的朱棣的死战之心。

绝境之下,朱棣铤而走险,建文四年(1402年)一月,朱棣率轻骑绕开明军山东防区,大迂回直捣南京,兵临长江沿岸宿州,明将平安火速回援,在宿州淝河与朱棣相持,双方互有杀伤,而明将盛庸则抄后路,断绝朱棣后援补给,明将徐辉祖(徐达之子)等人也率兵增援,将朱棣陷入合围。前后夹击下,朱棣屋漏偏遇连夜雨,军中瘟疫流行,死伤大半,诸多将领也纷纷苦劝撤兵。又是方孝孺力阻,但这位筹谋叛乱多年的王爷,此时腹背受敌,终陷入走投无路的绝境,“瓮中捉鳖”,结束靖难之役,宛然就在眼前。

然而历史却在此时再次露出了他的黑色幽默,得知明军连捷后,“大儒”方孝孺担心“京城兵力单薄”,劝说建文帝回兵守卫京城,建文帝再次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一纸调令,淝河一线“中央军”尽撤,只留平安一支人马与朱棣周旋,而此时,背水一搏的朱棣发动了最后一次决死的攻击,结果平安部大溃,平安本人被俘,而撤退的“中央军”,也被朱棣发动“骑兵的机动性”,于沿途尽数消灭。一纸调令,终亲手毁掉了建文帝最后的“嫡系部队”。然而就是朱棣节节胜利,连下蚌埠,泗州,扬州,兵临京城下,建文帝慌忙令群臣出外“募兵”。并向“恩师”方孝孺继续问计,这位帮了无数次倒忙的“大儒”吭哧半天,终蹦出一句:“长江自古天险,京城坚固,可挡百万兵”。

但这次方孝孺说的是实话,京城尚有几万残兵,出战虽不能,据城防御却尚可。外出求救的齐泰,黄子澄也初见成效,几支“勤王”兵正火速赶来。这是建文帝最后的机会---坚守待援,成败的关键,是守住京城。而建文帝也坚定了这一选择,他拒绝了群臣要求“迁都”的建议,下令整治城防,准备决战。防御的重任,却交给了一个最不该交给的人---李景隆。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1403年),李景隆勾结朱棣,打开城门,燕军兵不血刃破城。走投无路的建文帝在皇宫里焚起一把大火,然后不知所终---这是他一生里犯下的最后一个错误,却是最无可挽救的错误。

四、屠戮旧臣罪行重

建文四年(1403年)六月十七日,朱棣在拜谒完明孝陵后,正式举行了登基大典,并宣布改次年年号为“永乐”,开始了他二十一年的帝王生涯。

在登基前后,他还做了一些事情,比如把建文四年,称为“洪武三十五年”,意思是不承认建文帝这四年的统治。相关的政策,凡是和朱元璋时代不符合的,也一律更改回来。为了拉拢人心,更把建文帝在位时期,各路臣子攻击他的奏折,在朝廷上当众一把火烧掉:这事过去了,都安心过日子吧。

但对建文帝身边的几个核心文臣,朱棣却坚决不放过:黄子澄手脚被砍,经受酷刑而死,全家除了一个小儿子们,全数都遇害。齐泰之前外出募兵勤王,在安徽被逮,也是全家被杀。死守济南的铁弦,被割下耳鼻后杀害,妻女被充做官妓,只有一个长子活命。最为惨烈的是方孝孺,不但个人遇害,满门抄斩,连门下学生弟子也多被株连,史称“株十族”。御史景清起初被朱棣重用,但他心怀故主,竟借机在朝堂上行刺朱棣,事败被逮后,不但景清本人被害,就连邻居也被株连。类似受难的无辜极多,史称“瓜蔓抄。”

清算建文帝遗臣的浩劫,之后持续十多年,甚至为此鼓励民间告密,大批无辜百姓受难。就连《明太祖实录》也因此篡改,由降臣李景隆监修的《明太祖实录》,里面充满了大量歪曲的笔墨,对相关的历史事件,也进行了很多加工。以至于后人研究这段历史,都变得极为困难。而这位在关键时刻出卖建文帝的李景隆,后来也遭了报应,被告发越礼谋反,全家从此被软禁在家中,绝食十天竟然没死,却彻底失去了自由,最后死于永乐末年。

而一心清算甚至抹黑建文帝的朱棣,其后在位的执政政策,好些竟也走向了建文帝的轨道:比如建文帝生前修改刑律,废除苛刻刑罚,朱棣当政后,在经过早期的酷烈清洗后,也逐渐这样做,此后明朝的法律案件,特别是死刑判决,依法判决成为定例。比较著名的一件事是:

一次明朝某官员冒支钱粮事发,朱棣听后怒极,下令将其处死,但刑科给事中抗命,说这个罪不至死,处死了才违法。朱棣立刻醒悟,连忙收回成命。自此以后,依法办事,放在帝王身上,也成了准则。另外如建文帝重用文臣一样,朱棣身边,也日益聚拢了强大的文臣团队,明朝重要行政制度“内阁制度”,正是在朱棣执政时期形成雏形。而建文帝生前做得极失败的“削藩”,朱棣也接过手来,顺利做完。可以这样说:建文帝好些未完成的政治理想,恰是朱棣完成

《明成祖朱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