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0年8月，也就是乾隆四十五年，六世班禅带着一支人数高达两三千人的“祝寿团”来到了承德避暑山庄。算起来，这不仅是历史上第一位进内地“朝觐”皇帝的班禅，也是自1653年五世达赖进京与顺治帝会面后的又一次盛事。六世班禅此行系主动请缨为乾隆庆祝七十大寿而来，算是给足了乾隆的面子，而乾隆君臣上下显然也将班禅此行作为对藏“统战工作”的一次历史性的突破。乾隆不仅为班禅备下了足以显示天朝国力冠于天下的丰厚赏赐，还以班禅在日喀则的驻锡地札什伦布寺为模版，专门在承德为班禅修了一座黄教寺庙。
足以证明乾隆统战工作做得到位的是，乾隆据说还特意学了藏语以应对此次会面。与班禅一见面，乾隆就用一口藏语打招呼说：“喇嘛身体好吗？一路上辛苦了吧？”一下子就震住了班禅。总之，这本是一次宾主尽欢的大型统战活动，于乾隆，他借此进一步强化了大清王朝在西藏那种超然的政治影响力，乃至个人作为宗教保护者的地位;于六世班禅，他也借此扩大了黄教在内地以及蒙古的影响，同时也开始确立了历代班禅与中央统治者那种密切却也暧昧的私人政治联系，这在此后两百多年的历史走向中将逐步显现出来。正当双方都在尽情地进行着此种政治畅想之时，当年11月，水土不服的班禅突然在北京出痘发烧，乾隆亲自探视次日，即不幸圆寂。不胜哀伤的乾隆为表体恤之意，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赏赐。乾隆当然明白，班禅的突然圆寂，为西藏与大清朝廷刚刚明朗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但乾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在班禅身前身后进行的“金钱攻势”本是为了对藏示好，却竟然直接导致了日后西藏形势的一次非常致命的逆转。
六世班禅去世后，也留下了乾隆赏赐和满蒙王公大臣馈赠的一大笔钱。这笔庞大遗产当时交由班禅同母异父的哥哥，时任札什伦布寺司库(相当于管家)的仲巴活佛主持处理，据说这位活佛把钱都留给了札什伦布寺。活佛无罪，怀璧其罪，国内有些出版物指称班禅大哥在处理遗产的工作中有“自肥”之举，对此，我的态度是“莫须有”。
问题是，班禅还有一位弟弟，还是同父同母的弟弟对这笔钱的分配表示出了极大的不满。更大的问题是，班禅的这位亲弟弟也是一位活佛，而且这个活佛的头衔要比仲巴活佛的背景要显赫得多。这位活佛弟弟是噶玛噶举派的“红帽系活佛”沙玛尔巴，对于不了解藏传佛教活佛谱系的人来说，这个活佛头衔可能非常拗口，不过，只要了解三点就可以了。第一，这个噶玛噶举派是不同于达赖班禅那个格鲁派(黄教)的一个藏传佛教教派，虽然在藏区的势力不如格鲁派，但也是根基深厚，是藏传佛教中最早引入“活佛转世”的教派;第二，这个“红帽系”的由来是因为元朝皇帝赐给的一顶红帽子，这个噶玛噶举派里还有一个“黑帽系”，由来也是因为蒙古皇室赐给的一顶黑帽子，这一系活佛的名字是鼎鼎大名的大宝法王，据说在藏传佛教中的地位仅次于班禅和达赖;第三，对于我等局外人来说，看到六世班禅的哥哥弟弟一家都是活佛可能会比较疑惑，我只能说，此种“裙带关系”似乎一直是藏传佛教转世中的一大特点，但我等不信教的外人对此中是非利弊还是要秉承文化相对主义的不要多嘴吧。
总之，这位戴红帽子的活佛弟弟的不满是，为什么班禅哥哥的钱不能分我一点？毕竟，论活佛“品级”，他要比管分配的那位哥哥活佛高得多;论亲戚关系，他和班禅是同父同母，也要比那位不是一个爸爸得哥哥要亲得多。为此，活佛弟弟向管分配遗产得活佛哥哥提出了强烈抗议。活佛哥哥显然一毛钱都不想给活佛弟弟，并且，他的理由非常正大光明：虽然大家是一家人，但活佛弟弟的“红帽系”与班禅和自己的格鲁派不是一个教派的，大清皇帝这笔钱是赐给格鲁派的，“红帽系”显然不能参与分配。
活佛弟弟对这样官味十足的回复多半是嗤之以鼻，在他看来，即使这个不同教派的理由成立，别的不说，为什么活佛哥哥自己也从这笔遗产中拿了不少钱？自己作为班禅的弟弟，难道以个人身份分点钱也不可以么？这么一来二去的一闹，不仅同为活佛的哥俩算是闹翻了，活佛弟弟可能在这场遗产官司中还得罪了更多的人，竟然闹的在西藏都混不下去了。一气之下，戴红帽的活佛弟弟在1784年，也就是六世班禅圆寂后第四年，跑到了邻国廓尔喀(基本等同于现在的尼泊尔)，说是政治避难也可以。
廓尔喀可能也是正中下怀，这个尚武精神浓厚的小国本就对西藏一直有扩张野心，1788年，就以西藏出口的食盐中“掺土”的无厘头理由出兵侵藏，而提供“带路党”服务的竟然是避难状态中的活佛弟弟。对于这一“藏奸”的重大历史问题，说法也有不一，主流说法是“带路”是活佛弟弟主动为之，为了报几年前遗产争夺失败之仇，反正说的跟带吴军灭楚国报仇的伍子胥一样;还有一种说法是将活佛弟弟塑造为一个苦命人，被种种情势所裹挟成位“藏奸”，总之是如陈公博加入汪伪那样的种种无奈。
藏军肯定是万万打不赢廓尔喀的，明白人应该知道，至今廓尔喀雇佣兵还是国际市场的最著名的外籍兵团，二战中据说还曾让日军闻风丧胆。眼见藏军一触即溃，西藏方面和驻藏大臣赶快向北京求援。就在乾隆四处调兵遣将的时候，刚刚带完路的活佛弟弟此时大出风头，作为中间人“调解”起了西藏和廓尔喀的谈判。最后，竟然还“皆大欢喜”，已经烧杀抢掠了一路的廓尔喀又讹了一笔赔款，西藏方面见对方愿意退兵也就签约大吉，而入藏的清朝大臣也乐得“不战而屈人之兵”。而乾隆呢，则收到了一份“贼降”的捷报从而龙颜大悦。
如果故事在这里结束，活佛弟弟可能还会以“再造和平”之类的伟大形象彰显于西藏史书之上。可惜，活佛弟弟这次又栽在了钱之上。廓尔喀退兵之后，一直催要赔款，但西藏方面或是真的没钱，或是存心赖账，反正就是交了首期之后就两手一摊。廓尔喀也不和西藏多啰嗦，于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再次出兵侵藏。战争没有悬念的再次是一边倒，当廓尔喀大军即将兵临札什伦布寺之前，那个当年主持分配遗产的活佛哥哥已携带金银细软弃寺逃跑，当年在分产大战中所得不菲的札什伦布寺则被廓尔喀人大肆洗劫，据说连佛塔上的珠宝也被抠了去。
闻讯震怒的乾隆此次吸取了上次被大臣诳骗的教训，决意用战争解决问题，钦命当时号称大清第一名将的福康安带领大军入藏。1792年春夏之间，大战在喜马拉雅山从中打响。此时的清军虽与开国之初的所向无敌无可比拟，但也算余威尚存，战争之初还曾有“七战七捷”之说。眼见战局不利，廓尔喀王决定向清军求和，将战争的责任全部推倒了活佛弟弟的诱惑和唆使之上。廓尔喀为了表示谈判的诚意，活佛弟弟在逼迫下服毒自杀。
一开始，福康安还想乘胜追击，不想谈判，一度还打到了廓尔喀境内，离首都加德满都只有一步之遥。但回到境内的廓尔喀军的抵抗也逐渐强烈起来，陷入苦战的福康安最后决定接受和谈，并得到了乾隆的批准。当年8月，廓尔喀正式上表“投降”，当然，这种投降更多是名义上的，除了一堆“永遵天朝王法”此种乾隆最爱听的场面话之外，廓尔喀最有诚意的“贡品”是：活佛弟弟的遗骨。同为这场争产风波的当事人，乾隆对于活佛弟弟无疑是恨之入骨。有一种说法是，乾隆下令把活佛弟弟的尸骨分别挂在前后藏及康区的各大寺院，以为叛国者戒。今生客死他乡挫骨扬灰也就罢了，乾隆甚至彻底封杀了活佛弟弟的“来世”。按照乾隆的旨意，红帽系所属寺院、土地、牧场、农牧奴全部查抄归公，红帽系僧人一律勒令改宗黄教，最严厉的是，禁止红帽系活佛转世，传承了十世，共计四百多年的噶玛噶举红帽系从此断绝。而这也是藏传佛教历史上，首个被禁止转世的活佛世系。
从六世班禅的遗产风波到红帽系的“禁止转世”，对于乾隆来说，除了被迫陷入了一场远在万里之外的国际战争之外，他也得到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第一，他由此终于凑满了“十全武功”(“十功者，平准噶尔为二，定回部为一，扫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尔喀降，合为十”)，当然，很会算账的乾隆将廓尔喀算成了前后两次;第二，乾隆由此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治藏政策的一位最重要设计者。1793年，也就是马戛尔尼使团访华那一年，乾隆出台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制定“金瓶掣签”制度来认定达赖、班禅的转世灵童， 将“转世”的最终批准权掌握到了中央政权手中。有一种政治不正确的说法是，清朝帝王和西藏的关系是“施主与喇嘛的供养关系”，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是，当喇嘛拿了施主太多太多钱，施主就不再是施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