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基本制度的变革探索在乾隆十三年画上了休止符，踩在近现代转型的门槛上，为何没有继续走下去？这是向市场自发力量的投降，对自然趋势的顺应？还是形势比人强，另有难言之隐？皇帝此后终其一生对此保持缄默，不作任何解释，也留给后人无限的遐想。《乾隆十三年》，这名字乍看上去颇有些比附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的味道。有胆量这样为作品命名的著者，要么是市场嗅觉灵敏、初出茅庐而不畏人言的“青年历史发明家”，要么就确实是在本领域经年耕耘、“内功”深厚又能于往返于古今雅俗之间、心潮逐浪高的资深学者。
高王凌先生属于后者。他向来擅长借古喻今，或者应当这样说，读他的书，总有一种在不同时代间穿越、相看两不厌的阅读快感。他对于中国改革特别是农村改革政策的强烈问题意识总不时跃然纸上，这恐怕与其亲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政策研究与实践过程不无关系。在这本新著中，高先生用历史的显微镜，从经济、政治、文化几个维度，对乾隆朝的前十三年作了一个剖面分析，向人们展示了一个老大帝国现代转型的一次重要尝试，以及这种尝试的戛然而止、急转直下以致功败垂成的全景。之所以会失败，绝非统治者庸碌无能。恰恰相反，这位皇帝是抱着一番独步古今的大志向，也确实有所作为、开出了一番新气象。这就很难以个人事功作为判准，只能说是体系的崩塌了。
对十八世纪以来中国转型的艰难历程，大致有这样几类典型的看法：一是西方中心论下的“冲击——回应”模式，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基本是历史的偶然，是对外力的一种被动反应;二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五阶段论，这里面带有一种必然性和规律性的意味;三是侧重讲中国自身的特殊性，以黄宗智先生为代表，强调人口压力、人地关系格局导致劳动相对于资本总是处于更具优势的地位，故而长期处于一种“无发展的增长”或糊口经济的停滞状态;四是同时反对上述三种判断，以王国斌、李伯重先生为代表，认为明清以来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已然孕育了诸多现代性要素，并取得了丝毫不逊于同时期西方的一些渐进转型成就。
以上述分类体系观之，《乾隆十三年》可归于第四种。作者试图在繁杂的历史材料中挖掘出特定行为主体在特定时代挣扎、折腾以转型求存之处。高先生受到法国学者布罗代尔和美国学者斯科特的影响较大，这不仅体现于本书，还有他此前对于中国农民“反行为”的系列研究中。布罗代尔对十八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中若干共时性特征的敏锐判断，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中观察到同一时期欧洲历史中国家触角的延伸、政府功能的扩大及其对社会领域的嵌入，凡此种种，都为高先生写作本书提供了很好的后见之明和分析框架。借用钱穆先生的概念，就是表达了一种“时代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