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毒誓不可信:乾隆为何忤逆雍正生前旨意?

咱们国人有一种圣旨崇拜,认为皇上开了金口,就是玉律。有故事传说唐朝时节,湖南有个在长安做官的人想为家乡做件好事,便在皇帝每日出行的路上用蜂蜜写了一行字“澧州粮米可免”。皇上那天出来看到密密麻麻的蚂蚁在那行字上爬,信口念道“澧州粮米可免”,那湘籍官员“扑通”一声跪了下去,立刻“谢主隆恩”。据说皇上非但没有办他捉弄之罪,而且兑现承诺,不再收澧州粮米税收了。此种佳话多矣,可信度有多高呢?

雍正的金口就信不得。雍正不但空口无凭,他信誓旦旦写的保证书,甚至他指天画地发的毒誓,也多半不可信。

雍正初年,湖南有个小秀才曾静,不知道哪根神经短了路,突然想起造反来了。他听说岳飞有个后代名岳钟琪者,在川陕当总督,权力很大,而且拥兵十万,他就臆想开了:岳钟琪是民族英雄之后,而所谓民族英雄者,实是汉民族之英雄,只会忠汉统,不可能忠满统的。在这臆想推理中,他写了一封造反信,效仿骆宾王骂武则天,骂雍正弑父杀兄,夺母占媳……总结了八罪十罪的,总之是把雍正骂得一团糟,简直不齿人类,狗屎不如。

曾静这案子几乎众所周知,不说也罢。有意思的是,雍正对这案子的处理出人意料。也许严重的问题确实是教育群众,雍正把曾氏进行一番思想改造,硬把他给“教育过来”了,不杀他了,而且派遣曾氏到全国各地去宣讲政策,现身说法。犯了如此造反大罪与骂君大罪,每一罪都够曾氏死一千次,难道真不杀了吗?不但曾氏惶惶不可终日,而时人也是多有疑心的。这时候,雍正放下身段,向曾氏、向群众写起保证书来了:我发誓,我绝不杀曾静,而且“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求杀戮”。

这话放在雍正时是天宪,放在其子乾隆时是祖宪,都是铁书写死了。看来曾氏应该是“改了就是好同志”的了,睡到自然醒、活到自然死没什么问题的了。然而,言犹在耳,乾隆一上台,就完成他老爹没完成的“恨事”,把曾静拉到菜市口,“咔嚓”一声割了头:“曾静大逆不道,虽处之极典不足蔽其辜!”切齿之状,宛然在目前。

誓言大概也是分档次的,根据兑现的自觉程度,也许可分为诺言、誓言、毒誓吧。骗你是狗狗,骗你天打雷劈……这样的誓言才有点发誓的样子。雍正给曾静吃的那颗定心丸,介于诺言与誓言之间,采信度不高,也是自然。可是,雍正发了毒誓,就一定可信吗?未必!

雍正接康熙之班,有所谓“传位于十四子”的野史传说,这个事情真确与否,实难断言,但是,雍正上台,靠的是年羹尧与隆科多等几个心腹大臣,那是连雍正也承认的。年羹尧对雍正恩莫大焉,要是市民之间的话,雍正早该垂泪下跪,对着年氏谢“再造之恩”了。确实,年氏对雍正不但有扶植之恩,而且有保其江山之勋。雍正初登大位,青海发生叛乱,年氏奉命出征,一举平息。年氏南征北战,为雍正尽犬马之劳,雍正对他感恩戴德,非比寻常。

年氏有次又要出征,不知从哪里听到了一些什么风声,有点踌躇。雍正见之,不是臣子向皇上表忠心,而是倒了一头,皇上向臣子发誓了:“尔此番出征,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看看,拿天拿地拿神明说话了,“不但朕心倚眷嘉奖,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倾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稍有异心,便非我朝人民也。”读到这段话,老实说,如果不是那一口一个朕字,那么,没几人相信这是皇帝在说话,倒像山野草民市井小民在那里赌咒:我肯定不会对不起你,如果对不起你,我当你的儿子;如果我的儿子对不起你,那不是我养的儿子,是狗娘养的儿子!他不但将自己拉在誓言里,而且将全国人民都拉在誓言里,而且将子孙万代都拉在这誓言里。这都是当着天发的,当着地发的,当着三尺头上有神明发的,实在不是一般的誓言了,是很毒很毒的毒誓了。

其实,雍正在发这番毒誓之时,他已经准备对年氏下毒手了。年氏自恃劳苦功高,越来越不像话了,不可一世,唯我独尊,将权柄操持己手,大有逾制之处。年氏吃饭叫做“用膳”,请客叫做“排宴”,接见部下叫做“引见”,送人东西叫做“恩赐”,有皇帝那般排场了。不但臣子向雍正告阴状,雍正自己也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万事俱备,只欠时辰,时辰一到,就举屠刀,杀无赦!雍正上回处理曾静,交给子孙去办,为什么?因为上回他没发毒誓;这回就不给后代出难题了,让子孙担起毒誓,总是不好的,他就负起全责了。

朱元璋也曾给帮他打天下者发过许多免死铁券,但他想杀谁不是照样杀了?皇上的金口可信么?皇上的圣旨可信么?皇上的毒誓可信么?皇上的铁券可信么?

再举个小例:几乎所有皇上,其在台上台下都喊过“帝王之政,莫要于爱民”的口号,都刷过“从来为治之道,莫先于爱民”的标语,都做过“导民务为第一要政”的文章,一副群众利益至上、以民为本的模样,到头来看,践诺者有几?

《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