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自述:为什么新婚之夜我对两新娘毫无兴趣

被孤零零地扔在坤宁宫的婉容是什么心情?还有那个不满十四岁的文绣在宫里想些什么?我都连想也想不到。当王公大臣遗老遗少们正为这些空前的声势、民国当局的怂恿和外国人的观礼而欢欣鼓舞幻想万千之际,我想的只是这类念头:“如果不是革命,我就开始亲政了……我自己亲手要恢复我的祖业!”

当王公大臣们奉了太妃们之命,向我提出我已经到了“大婚”的年龄的时候,我是当做一件“龙凤呈祥”天经地义的事来接受的。如果说我对这件事还有点个人兴趣的话,那是因为结婚是个成人的标志,经过这道手续,别人就不能把我像个孩子似的管束了。

对这类事情最操心的是老太太们。民国十年年初,即我刚过了十五周岁的时候,太妃们就找了我父亲商议这件事,并且召集了十位王公,参与议婚。从议婚到成婚,经历了将近两

年的时间,在这中间,由于庄和太妃和我母亲的先后去世,师傅们因时局不宁谏劝从缓,特别是发生了情形颇为复杂的争执,议婚曾有过几起几落,不能定案。

议婚的事提起了不多天,庄和太妃去世。剩下的三个太妃,对未来“皇后”人选,各有打算。主要的是一直不和睦的敬懿和端康之间发生了争执,两个太妃都想找一个跟自己亲近些的当皇后。这个争执不单是由于老太太的偏爱,而是和将来自己的地位大有关系。敬懿太妃原是同治的妃,她总忘不了慈禧在遗嘱上把我定为承继同治、兼祧光绪的这句话,隆裕太后在世时不满不睬这一套,并不因为这句话而对同治的妃有什么尊重的表示,反而把同治的妃打入冷宫,是使她非常仇恨的。隆裕死后,虽然太妃被我一律以皇额娘相称,但袁世凯又来干涉“内政”,指定端康主持宫中,因此,敬懿依然不能因“正宗”而受到重视,她的夙志未偿,对端康很不服气。我和端康吵架时受到她的暗中支持,就是这个道理。议婚过程中,这两个太妃都把“册立皇后”问题看做取得优势的重要步骤,各自提出了自己中意的候选人,互不相让。

最有趣的是我的两位叔父,就像从前一个强调海军,一个强调陆军,在摄政王面前各不相让的情形一样,也各为一位太妃奔走。“海军”主张选端恭的女儿,“陆军”主张选荣源的女儿。为了做好这个媒,前清的这两位统帅连日仆仆风尘于京津道上,匆匆忙忙出入于永和宫和太极殿。

究竟选谁,当然要“皇帝”说话,这就是要“钦定”一下了。同治和光绪用的办法,是把候选的姑娘们都找来,站成一排,由未来的新郎当面挑拣,挑中了的当面做出个记号来——我听到的有两个说法,一说是递玉如意给中意的姑娘,又有说是把一个荷包系在姑娘的扣子上。到我的时代,经过王公大臣们的商议,认为把人家闺女摆成一溜挑来挑去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就改为挑照片的办法,我看着谁好,就用铅笔在照片上做个记号。

当然,过去未婚的皇帝这个做法也不能证明婚姻是完全由他自主的,慈禧就因为同治选的皇后不称她的心,到光绪选后的时候,便硬作主张,强使光绪不得不选了她的侄女那拉氏(隆裕)。所以,光绪的“自主”,不过走个形式。我这次选“对象”,太妃们本想事先取得一致意见再向我授意的,可是她们争执不下,结果倒达成临时协议,要让我自己做主挑一个。

照片送到了养心殿来,一共是四张。这四位姑娘的玉容,在我看来,都是一个模样,每位都有个像纸糊的桶子似的身段,脸部很小,实在也分不出丑俊来,如果一定要比较,也只能比一比谁的旗袍花色特别些。我那时既想不到什么终身大事之类的问题,也没有个什么标准,我不费思索地在一张似乎顺眼一些的相片上,用铅笔画了一个圈儿。

这是满洲额尔德特氏端恭的女儿,名叫文绣,又名惠心,比我小三岁,看照片的那年是12岁。这是敬懿太妃所中意的姑娘。这个挑选结果送到太妃那里,端康太妃不满意了,她不顾敬懿的反对,非叫王公们来劝我重选她中意的那个不可,理由是文绣家贫寒,长得也不好,而她推荐的这个是个富户,又长得很美。这是满洲正白旗郭布罗氏荣源家的女儿,名婉容,字慕鸿(后来在天津有个驻张园的日本警察写了一本关于我的书,把慕鸿写成秋鸿,以后以讹传讹,又成了鸿秋),和我同岁,看照片那年是十五岁吧。我听了王公们的劝告,依然没走什么脑子,心里想你们何不早说,好在用铅笔画圈不费什么事,于是我又在婉容的相片上画了一下。

可是敬懿和荣惠两太妃又不愿意了。不知太妃们和王公们是怎么争辩的,结果荣惠太妃出面对我来说:“既然皇上已经圈过文绣,她是不可能再嫁给臣民了。”因此,可以纳为妃。我想,一个老婆我还不觉得有多大的必要,怎么一下子还要给我两个呢?我不大想接受这个意见。可是禁不住王公大臣根据祖制说出“皇帝必须有后有妃”的道理,我想这也是真的,中国皇帝历代也没有听说谁只有一个老婆,既然这是皇帝的特点,我当然要具备,于是我也答应了。

这个选后妃的过程,说得简单,其实是用了一年的时间才这样定下来的。定下了之后,王公们去找徐世昌,这位一度想当国丈的大总统,表示了同意,答应了到举行婚礼时给予各方照顾,这就是说,排场摆起来,是没有问题的。不过这时直奉战争发生了,婚礼拖了下来,直拖到民国十二年年初(阴历年前),这时徐世昌已经下台,而大规模的婚礼筹备工作已经收不住辔头,虽然筹备的王公们对二次上台的黎元洪总统不像对徐世昌那么信赖,可是还是大办起来了。

我知道有一部分大臣,事先对于准备采取这样大的婚礼规模,是以为不智的,认为这必定对社会发生一种刺激,弄不好很可能引起攻击,而徐世昌下台、张作霖败走后的当权人物是否肯给包庇下来,也还有疑问。但是事情的结果,却是出乎这部分人的意外,使大部分在徐、张下台后变成垂头丧气的王公大臣、遗老遗少们,不啻吃了一服还魂汤。

首先是民国当局答应给的支持,即使徐世昌在台上也不过如此。民国的财政部写来一封颇含歉意的信给内务府,说经费实在困难,以致优待岁费不能发足,现在为助大婚,特意从关税款内拨出10万元来,其中两万,算民国贺礼。同时,“步军统领衙门”特派官兵担任警卫。计开:

“大征礼”随行警卫及荣源宅门前警卫官长两名,士兵十二名;

“淑妃进宫”沿途及神武门、“妃邸”门前官员三十一名,士兵四百一十六名;

“行册立礼”沿途及神武门、“后邸”门官员三十四名,士兵四百五十八名;

“皇后凤舆”沿途及神武门、“后邸”门官兵三百八十余名;

“大婚典礼”沿途及神武门、“后邸”门官兵六百零一名;

“皇后妆奁进宫”沿途及神武门、“后邸”门官长二十二名,目兵二百零六名,“淑妃妆奁进宫”同上,在东华门、新安门前拦阻行人用官长八员,目兵一百名。总起来,大约出动了陆军官兵二千四百九十八人次。另外,还有大批宪兵、警察、保安队、消防队,不必都统计了。

本来按民国的规定,只有神武门属于清宫,这次破例,特准“凤舆”从东华门进宫。

全部婚礼全部仪程是五天:十一月二十九日午时,淑妃妆奁入宫。

十一月三十日午刻,皇后妆奁入宫。巳刻,皇后行册立礼。丑刻,淑妃入宫。

十二月一日子刻,举行大婚典礼。寅刻,迎皇后入宫。

十二月二日,帝后到景山寿皇殿向列祖列宗行礼。

十二月三日,帝在乾清宫受贺。在这个仪程之外,还有从婚后次日起连演三天戏。在这个礼仪之前,即十一月十日,还有几件事是预先做的,即纳彩礼,晋封四个太妃(四太妃从这天起才称太妃)。事后,又有一番封赏荣典给王公大臣,不必细说了。

这次举动最引起社会上反感的,是小朝廷在一度复辟之后,又公然到紫禁城外边摆起了威风。在民国的大批军警放哨、布岗和恭敬护卫之下,清宫仪仗耀武扬威地在北京街道上摆来摆去。在正式婚礼举行那天,在民国的两班军乐队后面,是一对穿着蟒袍补褂的册封正副使(庆亲王和郑亲王)骑在马上,手中执节(像苏武牧羊时手里拿的那个鞭子),在他们后面跟随着民国的军乐队和步兵马队、警察马队、保安队马队。再后面则是龙凤旗伞、鸾驾仪仗72副,黄亭(内有“皇后”的金宝礼服)四架,宫灯三十对,浩浩荡荡,向“后邸”进发。在张灯结彩的“后邸”门前,又是一大片军警,保卫着婉容的父亲荣源和她的兄弟们——都跪在那里迎接正副使带来的“圣旨”……

官长荫昌的举动最是出色,他穿着一身西式大礼服,向我鞠躬以后,忽然宣布:“刚才那是代表民国的,现代表奴才自己给皇上行礼。”说罢,就跪在地下磕起头来。

当时许多报纸对这些怪事发出了讥刺的评论,这也挡不住王公大臣们的兴高采烈,许多地方的遗老们更如惊蛰后的虫子,成群飞向北京,带来他们自己的和别人的现金、古玩等等贺礼,其总数很难估计。重要的还不是钱,而是声势,这个声势大得连他们自己也出乎意外,以至又觉得事情像是大有可为的样子。

最令王公大臣、遗老遗少以及太妃们大大兴奋的,是东交民巷来的客人们。这是辛亥以后紫禁城中第一次出现外交官员。虽然说他们是以私人身分来的,这毕竟是外交官员。

为了表示对外国客人的观礼的重视和感谢,按庄士敦的意思,在乾清宫特意安排了一个招待酒会。梁敦彦(张勋复辟时的外务部大臣)给我拟了一个英文谢词,我按词向外宾念了一遍:今天在这里,见到来自世界各地的高贵的客人,朕感到不胜荣幸。谢谢诸位光临,并祝诸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在这闹哄哄之中,我从第一天起一遍又一遍地想着一个问题:“我有了一后一妃,成了家了,这和以前的区别何在呢?”我又一遍又一遍地回答:“我是成年了。如果不是闹革命,是我‘亲政’的时候开始了!”

除了这个想法之外,对于夫妻、家庭,我几乎连想也没想它。只是在头上盖着一块绣着龙凤的大花缎子的“皇后”进入我眼帘的时候,我才由于好奇心,想知道她长得是个什么样。

按着传统,皇帝和皇后新婚第一夜,要在坤宁宫里的一间不过十米见方的喜房里度过。这间屋子的特色是除了地皮,全涂上了红色,也没有什么陈设,三分之一的地方叫炕占去了。行过“合卺礼”,吃过了“子孙饽饽”,进入这间一片暗红色的屋子里,我觉得很憋气,连新娘子是什么样子也没兴趣看了——屋子又暗得很,也实在看不清楚。她坐在炕上,低着头,我在旁边看了她一会儿,这个凤冠霞帔浑身闪着像碎玻璃似的反光,一声不响的“皇后”,令我觉得生疏得很。我又环视一下这个很不习惯的环境,不由得十分闷气。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想起了我的养心殿,我开开门,回去了。

我回到了养心殿,一眼看见了裱在墙壁上的宣统朝全国各地大臣的名单,那个问题又来了:

“我有了一后一妃,是成人了,和以前有什么不同呢?”

被孤零零地扔在坤宁宫的婉容是什么心情?还有那个不满十四岁的文绣在宫里想些什么?我都连想也想不到。当王公大臣遗老遗少们正为这些空前的声势、民国当局的怂恿和外国人的观礼而欢欣鼓舞幻想万千之际,我想的只是这类念头:

“如果不是革命,我就开始亲政了……我自己亲手要恢复我的祖业!”

《溥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