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自阶级社会形成以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实行土地国有制，也叫王有制，这就是说，全国土地都归国王一人所有。《诗经》上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全国土地只能由国王来分封、赏赐、授予或收回。当
然，在这样的制度下，私人是没有土地的所有权的，更不能把土地当作商品来买卖。《礼记。王制》所谓“田里不鬻”，就是这种古老的规定。查商代甲骨文中，绝无土地买卖的记载，那么到什么时候国家取消这种禁令而土地可以买卖了呢？这件事，有人认为发生在西周，有人说是在春秋，有人提出在战国，还有人说是在秦代。
主张西周中叶已经出现土地买卖的学者，主要根据是1957年在陕西歧山县出土的一批西周铜器的铭文。其中《卫釐》的铭文说：（周懿王）三年三月，矩伯向裘卫取了价值贝80朋的瑾璋，答应给裘卫土地10田；矩伯后又取了赤琥两件以及其他物品，共计价贝20朋，于是矩伯答应再给裘卫土地3田。裘卫把这事报告给几个执政大臣，这些大臣就命令主管官把矩伯的田授给裘卫。《五年卫鼎》记述了周懿王五年，裘卫和邦君厉交易土地的事；《九年卫鼎》载周懿王九年，裘卫又以车马用器和矩伯的一块林地相交易。此外，西周恭王时的铜器《格伯簋》，也记格伯以良马四匹，换取了倗生的土地30田。这里的关键是，上列铜器铭文中的“贮”字的意义。主张西周已有土地买卖的学者认为，这个“贮”当读作“贾”，引申为买卖、价钱。这样，《五年卫鼎》中的“汝贮田不？”“贮田五田”，《格伯簋》中的“贮三十田”，自然都是买卖田地了。但不少学者不同意这种解法，他们有的认为应读作“予”，意即给予；有的认为应读作“偿”，意即偿还，有的认为应读作“租”，意即租借。这样，上列铜器铭文所记的事，都成了土地与物品的互相兑换。
而且，在互相交换时，必须经过执政大臣的批准，主管部门的监督执行，这当然不能说是买卖行为。
到了春秋时期，有没有土地买卖的迹象呢？晋国的魏绛曾经向晋悼公建议：边疆的戎狄少数民族“贵货易土”，即重视财货，轻视土地，因而“土可贾焉”（《左传。襄公四年》）。朱绍侯主编的《中国古代史》据此认为，这“一语已露出了土地买卖的端倪，西周以来，‘田里不鬻”的格局被冲破了决口“。但不少学者仍然认为，这是中原国家用财货去向边疆戎狄部落换取土地，并非民间的土地买卖。直到战国初年，晋国的赵襄子在中牟县选拔了两个平民出任中大夫之官，于是当地农民都想攀登仕途，纷纷”弃其田耘，卖宅圃“（《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由此可知，当时的住宅及周围的菜圃可”卖“，但耕种的大田还只能”弃“而不能卖的。
长期以来许多学者认为，战国中期秦国的商鞅变法，从政策法令上规定了民间土地可以买卖。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王玉哲编著的《中国上古史纲》都持此说。他们的主要论据，就是汉代董仲舒说的：“商鞅之法，……除井田，民得卖买”（见《汉书。食货志》）。但是近来又有一些学者提出，董仲舒的这个说法和《战国策》、《史记》中论述的商鞅“劝民耕农”的改革措施不合，它与商鞅抑制商业的主张是相矛盾的。1975年底在湖北云梦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大部分是战国晚年秦国的法律文书，而且数量相当多。如果商鞅有允许土地买卖的法令，这批《秦简》中一定会有所反映，但现在却根本找不到这一方面的规定或事例。再则，从现存的战国后期的历史资料来看，土地买卖的现象仍然是凤一毛一麟角，十分罕见。战国晚年的荀卿在论述当时农田情况时还指出：“百亩一守，事业穷，无所移之也”（《荀子。王霸篇》）。由此推定，商鞅“除井田、民得买卖”的说法，乃是一种误传。有的学者提出，真正允许土地在民间买卖，应该是在秦始皇时期。秦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下令“使黔首自实田”（《史记。秦始皇本纪。集解》引徐广语）。“黔首”是秦代对广大人民的称呼。所谓“自实田”，即废除历来由国家给人民“授田”的制度。秦始皇又表彰乌氏倮、寡一妇清等大财主，汉代崔实作《政论》，并说他“尊奖并兼之人”（《通典。食货典》引）。这样，土地的买卖兼并自然就盛行起来。据说战国晚期，赵国的赵括曾用赵王所赐的金帛，“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这是赵国贵族买进土地的个别情况。到秦始皇下令“使黔首自实田”，人民便可以自一由买卖土地了。
（杨善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