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是我国著名的外贸城市，早在唐宋，对外贸易就十分兴旺，至清代就更加繁荣了。现在，在广州文化公园后面，有一条名叫“十三行”的街道。在今天看来，这不过是一条极为平常的街道，普通的商店，普通的住宅，与别的街道没有什么两样。然而你可曾知道，从清代初期到鸦片战争的100多年时间里，清代著名的对外贸易机构——十三行商就设立在这里，使之成为当时广州最为热闹的地方。
十三行商（也称洋行），在清代的对外贸易活动中举足轻重。行商由政一府指定，属半官半商一性一质，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做外商的代理人，同时还负有约束和监视外商的责任，有时也代表政一府向外商传达有关官方的文件和政策。十三行商是外国资本主义商人和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中介人，既带有封建一性一，又带有买办一性一。从某种意义上说，行商可算是近代中国买办阶级的前身。
由于十三行在清代对外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引起了以后很多经济史，地方志史等方面专家学者的兴趣，发表了不少研究和考据文章。关于具有外贸机构意义的十三行，人们一般认为它诞生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但也有说建立于1686年的。十三行这个名称是怎样来的？除了清代洋行这个意义外，还有没有别的解释？对此，人们众说纷坛，莫衷一是。
有人认为十三行的得名，是因为行商成立时不多不少，刚好是十三家，故名十三行，日本学者根岸佶就持这样的观点；有人认为十三行这个名称在明代已有，清代是“沿明之习”而已；我国学者彭泽益等人则认为不是“沿明之习”，其命名含义也无另有所指，而是随着洋货行的产生而出现的一个因循习俗特有的名称，用以区别其他行口，同时作为一个洋行商人的行帮统称而已。换一句话说，十三行是约定俗成的名称，没有什么特定的含义。
有人认为上述三种说法都依据不足。以根岸佶论点为例，十三行商在全盛时期实不止13家。雍正时有四五十家，乾隆时亦多至26家。后来也有少至13家以下的，最少时只有4家。只有嘉庆十八年、道光十七年，洋行数才恰好为13家。因此，认为十三行的得名与洋行数有关的论点不能成立。至于“沿明之习”的说法，依据也不充分，因为明代经营商业的行商只有“三十
六行“，并无”十三行“之名。著名学者吴晗在《广东十三行考书评》中认为”广东洋货行也许恰好是前明所留三十六行中之十三行，故即称之为十三行“，这一论点被许多学者认为可作十三行得名的参考。
1984年6月3日，《广州日报》发表一篇题为《十三行得名新考》的短文（以下简称《新考》），对十三行的得名和含义，提出了新的看法。研究十三行的人，无不熟知清代广东著名诗人屈大均的《广州竹枝词》：“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一作洋钱）堆满十三行。”十三行之名，最早见于此。学术界一般认为屈大均这首《竹枝词》是描写洋行十三行的繁华景色，但《新考》却认为这是误解。《新考》认为，屈大均写这首诗时，粤海关尚未设立，广州也未有洋行。屈诗中的“十三行”，并不是清代外贸机构意义上的“十三行”。据史籍记载：粤海关设立于康熙廿四年，此后才陆续设有洋行。而屈大均的《广州竹枝词》虽没有写作年代，但里面的第一首曾描绘了当年广州降雪的情况。据考证，广州降雪非常罕见，百年不一遇。在屈大均一生中，只有甲子年（公元1684年）广州降过雪。据此，《广州竹枝词》当写于1684年，比粤海关的设立早一二年，那时广州还未有洋行，因此，屈诗中的“十三行”，当然也就不是几年后才出现的洋行。
那末，屈诗中的“十三行”，指的是什么？十三行的真正得名源于何处？这可在《广东新语》中找到端倪。《广东新语》十五“黩货”条说：“东粤之货，出于九郡者曰广货；出于琼州者曰琼货，亦曰十三行货……”明代广东共十府（郡），九郡指除琼州以外各郡。琼州府共领十三个州县，各州县均设推销琼货的行栈于此。所以琼货亦称十三行货，此地也就被称为十三行。根据上述考证，十三行的得名，是来源于琼州府的十三个州县在广州设立的十三个琼货栈，它的原始意义也在于此。事实上，屈大均《广州竹枝词》所描述的是“官商”们用洋船装载广东特产“五丝八丝广缎”驶向外洋出口，而不是洋行进口洋货的情况。这又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屈诗中的“十三行”不是作为清代外贸机构的十三行。
后来由于粤海关设立，准许洋商进口洋货，由于十三行濒临江边，便于卸货，清政一府也就在这里设立洋行，这样，十三行也就变成了清代洋行的名称，到了鸦片战争以后，香港开埠，洋行又陆续迁到香港。此地为钱银业取代、在解放前，十三行又成了银钱业的代名词。
综上所述、《新考》认为十三行得名于明代琼州十三个州县在广州设立的十三个琼货栈。清康熙年间，清政一府在这里设立洋行，开展对外贸易，使十三行成了洋行的名称。在十三行存在的几百年间，洋行只不过是其中一个短短的时期。围绕十三行的由来，上述几家各抒已见，并能自圆其说，目前尚很难说谁家之言更接近事实。谁能最终解一开十三行何以得名这个谜呢？
（林华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