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农本草经》作者为何人?

在卷帙浩繁的中国古代医药学文献中,《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此书又简称为《本经》或《本草经》,全书分为三卷(亦有分为四卷的),共收集各类药物365种,其中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书中根据药物一性一能的异同,分为上、中、下三品,“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一般说来,都是补养类药物,大多毒一性一小或无毒:“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一性一以应人”,都是些补养而兼有攻治疾病作用的药物,其中有的有毒,有的无毒:“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大多是除寒热、破积聚的药物,其中有毒的居多。
    这部在中国医药学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专著,关于它的成书年代以及作者问题,自古以来有着种种不同的说法。
    查一下有关史料,我们可以知道此书在《汉书。艺文志》中没有著录,只是在梁代阮孝绪的《七录》和《隋书。经籍志》中才开始记载,但均没有写作年代和作者姓名,因此历代学者对此作了许多研究和推断:一、神农氏说。东汉郑玄在《〈周礼〉郑注》中认为此书是神农氏时代的作品,由神农氏所作。二、黄帝说。晋代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曰:“黄帝使歧伯尝味本草,定《本草经》,造医方以疗众疾”。认为成于黄帝时代,由黄帝所作。但据考古研究认为:神农、黄帝时代尚无文字。因此以上两说不能凭信。三、汉代说。梁代陶弘景根据书中所载药物产地,首先提出了此书为汉人所撰的观点。他在《本草经集注。序》中说:“今之所存,有此四卷,是其本经,所出郡县,乃后汉时制,疑仲景、元化(即华佗)等所记。”又说:“本草时月,皆在建寅岁首,则从汉太初后所记也。”陶氏认为书中所记药物产地,多为东汉时所设,据此推断此书成于东汉,而作者可能是当时名医张仲景或华佗。他还依据采药时月以建寅为岁首的特点,认为此书不早于西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四、东汉至宋齐之间说。近人梁启超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说:“此书在东汉三国间,盖已有之;至宋齐间则已成立规模矣……著者之年代则不出东汉末讫宋齐之间。”又说:“……是今本《本草》与华佗、吴普有密切的关系,或即以《吴普本草》为基础,亦有其可能一性一也。”认为《神农本草经》成于东汉至宋齐之间,作者可能是华佗及其弟子吴普。
    当今学术界对于上述问题的争论也未超出前面四说的范围。有的学者认为:《神农本草经》一书,并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笔,大约是秦汉以来许多医药学家不断加以搜集,直到东汉时期才最后加工整理成书的。持这一观点的有甄志亚主编的《中国医学史》(全国中医学院教材)。也有学者认为:《神农本草经》不是成书于汉代,更非成书于汉代之前,而是梁代陶弘景才使之最后成书的。陈景河在《〈神农本草经〉成书时间新议》(载《黑龙江中医药》1984年第4期)一文中就这样认为。其根据是:一、此书书名首由陶氏确立。《神农本草经》不见于《汉书》,而始见于《七录》,这是因为直到陶氏手中,书名才最后确立,“以朱书神农,墨书别录,进上梁武帝”。
    (李时珍语)所以《七录》中乃得而见之。二、此书内容亦由陶氏而得以固定。在陶氏之前,此书的内容,屡遭前代医家“更复损益”,而增减不定(即未定型)。陶氏为了避免类似之事的再度发生,选定了别有含义的“三百六十五”这个数字,来固定此书的内容。还有学者认为,《神农本草经》成书于东汉时期,而作者是华佗及其弟子。如何一爱一华在《华佗与〈神农本草经〉》(载《福建中医药》1984年第1期)一文中就持这一观点。其理由有四:其一,离此书著作年代不远的陶弘景,除了提一供“疑仲景、元化等所记”的线索之外,还曾指出:《本草经》的发展和编辑,“魏晋以来,吴普、李当之等,更复损益……,且所主治,互有多少,医家不能备见”。这说明在华佗之后,陶氏之前,对药物学有所研究、有所发展的人,恰恰是华佗的弟子。
    陶氏之语,是针对《神农本草经》问世之后的状况而发的,对探讨此书的著者,不失为一个有力的佐证;其二,从清代孙星衍、孙冯翼二人在《名医别录》、《大观本草》、《太平御览》等书中辑佚整理的今本《神农本草经》来看,其中有吴普注文189条,《吴普本草》内容12条,李当之辨药一性一寒温44条;其三,针对此书中存在着不少吴普、李当之论药的资料这一状况,前人(如粱启超等)就曾认为此书的作者可能是华佗及其弟子;其四,华佗、吴普等人洞晓养生之术,具有方士色彩,而《神农本草经》一书的特点,又恰恰带有浓厚的方士气息,这也可以说明华佗与此书的密切关系。
    由此可见,学术界对《神农本草经》的成书年代和作者问题的见解颇不一致。解决这一历史悬案确实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冯兆平)

《千古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