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特·扎勒斯基有时候真想知道，汽车工业界外是否有人明白，比比亨利·福特一世的时代，目前汽车最后一道工序的流水线根本没有什么变化。
他正沿着流水线走去。一小时前开始上工的夜班工人，就在流水线上装配尚未上市问世的公司新产品“参星”。马特跟其他厂长一样，日班工人回家了，他的上班时间却还没有结束。他留在厂里，等着下一班工人安定下来，碰到生产上乱套了，他就给处理一下。每逢厂里的人，无论工人也好，厂长也好，学着干新的工作时，生产上总免不了出差错。
换班后不久，在马特的办公室召开过领班会议，有些工作在会上讨论过了。会议刚在一刻钟前结束。眼下马特正在巡视，细心督工，一双老练的眼睛东扫西射，看看有没有地方可能出岔子。
他一边走，一边又想到了大规模汽车装配的先驱亨利·福特。
现今，在汽车厂里，最叫来客着迷的一个汽车生产环节，总是最后一道工序的流水线。流水线通常长达一哩，叫人看后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为可以亲眼目睹天地万物创始的一幕情景。最初，不多的几根钢条都送来放在一起，接着，好比受了精的胚胎，开始繁殖生长起来，逐渐构成熟悉的形状，犹如蠕动的子宫里一个胎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那个过程慢得足以使看客细细玩味，又快得足以惊心动魄。十之七八好象河流一样笔直前进，只是偶尔拐个弯、绕个圈而已。那一辆辆含苞欲放的汽车，不论色彩、形状、大小、特色、装饰，无不透着个性特征，无不道出雌雄性别。最后，胎儿准备出世了。汽车也就装上轮胎落地了。瞬息间，点火键一转，发动机顿时欢蹦乱跳了，乍一看，感人之深如同娃娃坠地呱的一声哭，于是新诞生的一辆车子自动开出了流水线。
马特·扎勒斯基曾看到厂里观众势如潮涌，在底特律，天天都有观众象朝山进香一样来到厂里，他们看到生产过程，禁不住啧啧称奇，尽管对此道一窍不通，却顾自滔滔不绝地谈论自动化大量生产的种种奇观。厂里向导全都训练有素，总把一个个来客看成大有希望成交生意的顾客，他们说得天花乱坠，把来客都逗得越发感叹不已了。但是，说来真叫人啼笑皆非，汽车最后一道工序的流水线简直算不上自动化；根本还是一种老式传送带，挂在上面的一连串汽车配件，好比圣诞树上的灯彩。从工程来看，这是现代汽车生产中最不动人的环节。从质量来说，这可以象只撒野的气压表一样摇摆不定。
何况还非常容易害人出差错。
相比之下，汽车发动机制造厂，尽管叫人看后印象不大深刻，倒是真正自动化的，那里长长一连串错综复杂的工种全部是机器操作的。在大多数发动机厂里，一排又一排的复杂机床都自动操作，发号施令的是计算机，场上看不见什么人，只有三两个机修师傅偶尔调节一下机器。机器一出事故，就马上自动关掉，还由警报系统发出求援信号。否则的话，总是精确得不差毫厘地一下一下操作，既不停下来吃饭、上厕所，也不同旁边的机器说话。正是由于这种生产方式，所以比比用一般方法制造的汽车零件，发动机就难得失灵，除非是不留心或者滥用了。
马特心想，老亨利要是能从坟墓里爬起来，回来看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汽车流水线，看到基本变化少得可怜，他也许会好笑吧。
这会儿，生产上没出事故，至少看起来是没事故，马特·扎勒斯基就回到夹层楼面他那个玻璃办公室去了。
虽然现在要想离开厂，是可以走了，但是马特不情愿回到那空无一人的御橡树住宅去。自从那个痛苦的夜晚巴巴拉离家出走以来，已经过了好几个星期了，可是他们父女之间仍旧没有和好。近来，马特竭力不去想到他的女儿，一颗心老是放在其他事上，比如，几分钟前他就是专门想着亨利·福特；话虽这么说，他心里还是常常惦着她。但愿他们能够想个办法言归于好；只求巴巴拉打个电话来，但是她没有来电话。马特出于自尊心，再加他认为做父亲的决不该先去迁就，所以一直不打电话给她。他猜想巴巴拉照旧跟那个设计师迪洛桑多住在一起。这也是他竭力不去想到的一件事，可是，他往往禁不住想到。
他坐在办公桌边，一页页翻着下一天的生产进度表。明天是星期三，所以流水线上要装配好几辆“特制车”——这种汽车不是供应公司经理，就是供应他们朋友的，或者供应另外的一些人，他们都是势力大得足以保证他们定的汽车会得到不同寻常的良好处理。领班都已经接到通知，叫他们对那些工号的车辆要特别注意，质量管理部门也接到过这样的通知；因此，会格外细心地照料那些汽车的所有装配工作。会叮嘱车身工人比往常还要讲究地安装前板、座位和内饰。会仔细检查发动机和动力分配。以后，质量管理部门会把那些汽车彻底查看一遍，在送出厂前，还要吩咐装配部门再加一番工或者调整一下。平日，每夜都有十五辆到三十辆汽车，由厂里领导分别驾驶回家，第二天早晨把试车报告送到厂里，“特制车”也在这些汽车之列。
马特·扎勒斯基知道，把“特制车”列入生产进度表，难免遭到种种不测，特别是碰巧给厂领导装配的汽车，更有危险。少数工人对厂方总是心怀不满，有的不满是有客观根据的，有的是凭空想象的，他们也总是乐意有个机会“向老板报复”。于是，说来不信的事竟然成了事实，譬如汽水瓶给撂在内板里晃荡，就此咯碌碌、咯碌碌滚过汽车的一生。松动的工具或者一块金属，也能达到同样的目的。另一种恶作剧，是从里面焊住车箱盖；一个焊接师傅从后座下面伸进手去，只消几秒钟就可以焊住了。要不就可能故意不把一两只关键的螺钉拧紧。正是由于这些原因，马特一类的人，每逢自己的汽车投入生产时，总是用上一个假名字。
马特把下一天的进度表放下了。反正也用不着再看，因为这天他早已看过一遍了。
现在该回家了。他从办公桌边站起身，又想起了巴巴拉，不知她这会儿在什么地方。他突然一下子感到精疲力竭了。
马特·扎勒斯基从夹层楼面一路下来，他发觉好象出了什么乱子——四下里响起一片叫喊声，跑步声。厂里不论发生什么事情，大都是他的份内事，所以他不自觉地停住了脚，搜寻出事的地点。看样子是在南食堂附近。他听到一声急叫：“快叫保安处的人来！”
几秒钟后，他向出事地点赶去，只听得厂外传来的警笛声越来越近了。
清洁工发现了两个自动售货机收款员和弗兰克·帕克兰德挤在一起的躯体，他总算没有吓昏头脑，立刻去打了电话。但等随后到达现场的那些人的叫喊声传到了马特·扎勒斯基的耳朵里，早有一辆救护车、几个厂里保安人员和一些厂外警察赶着来了。
不过，马特还是赶在厂外救护人员前，到了楼下清洁工的杂物间。他推推搡搡地挤过周围一批乱哄哄的人群，正好赶上看到，那三个倒在地上的人体有一个是弗兰克·帕克兰德。马特见到帕克兰德的最后一面，是在一个半小时前的领班会议上。此刻帕克兰德两眼紧闭，除了头发里淌下的鲜血凝成血块的地方，脸上是一片死灰色。
一个夜班办事员是带着急救箱跑来的，现在急救箱给搁在一边不用，他径自将帕克兰德的脑袋枕在大腿上，正在诊脉。办事员抬起头望望马特。“大概他还活着，扎勒斯基先生；那另外两个，有一个也还活着。不过我不敢说还会活多久。”
那时候，保安人员和救护人员已经到场，在负责照料了。地方警察——穿制服的警察和便衣侦探，也先后赶来会合了。
马特没什么事可做，但是他已经没法离厂了，因为厂外有一批警车团团围住，把厂封锁了。显然警察局认为不管是谁犯了这件谋杀抢劫案（现在已经查实，三个受害人中有一个是死了），凶手都可能还在厂里。
过了一会，马特回到了夹层楼面的办公室，他坐在里面，昏昏沉沉，没精打采。
刚才一看到显然受了重伤的弗兰克·帕克兰德，马特震惊不小。扎在那印第安人相貌的收款员身上的那把刀子，也叫他毛骨悚然。那个死人，马特并不认识，但是帕克兰德却是他的朋友。副厂长和领班虽然吵过几次嘴，有一次，在一年前，还破口大骂过，可是，这样的争吵都是工作的压力引起的。
平时，他们倒是彼此中意，相互尊敬的。
马特想：为什么要让一个好人遭到这样的不幸呢？换做另外一些熟人，他是不会为他们感到这样难受的。
恰恰就在这个时刻，马特·扎勒斯基感到呼吸突然急促，胸口突突一阵跳动，好象里面有只鸟正鼓着翅膀想飞出来。这感觉不由他害怕起来。他吓出了汗，许多年前，他乘着B-17F轰炸机，飞在欧洲上空，德国人的高射炮向上一阵飞射，他也是这么样害怕来着，当时他知道怕的是什么，现在他也知道怕的就是死。
马特也知道，大概是哪种病发作了，少不得治疗。他好似第三者一般琢磨起来：他要打个电话，不管来的是什么人，不管他们怎么样办，他也要请他们去把巴巴拉找来，因为他有话要告诉她。他说不上究竟要讲什么，但要是她来了，自然有话说的。
糟糕的是，他一想妥当，刚伸手想去打电话，谁知再也动弹不了啦。他身上发生了什么奇怪的变化。右边半侧丝毫知觉也没有了；仿佛手脚都没有了，也不知道都到哪儿去了。他想叫喊，可是，万万没想到，也真正急死人，竟然喊不出声。他再试一下，也是喊不出一点声音。
这下他知道他要对巴巴拉说的是什么话了，是要说虽然他们吵过闹过，可是她仍旧是他的女儿，他爱她，正象以前爱她母亲一样的爱，有好多地方巴巴拉就跟她母亲一模一样。他也要对她说，目前这场吵嘴要能想个办法了结掉，那么从今往后他会尽力更好地了解她和她的那些朋友……
马特发现左侧身体倒有点知觉，也动弹得了。他想用左臂撑着站起来，谁知其余的身子却不听人使唤，他一下子滑倒在办公桌和椅子之间的地上了。不大一会，人家发现他就是那样躺在那个地方，人是清醒的，一双眼睛里映出急得要命的痛苦神情，因为他要说的话讲不出口了。
后来，那天晚上又一次把救护车叫到了厂里。
“你总明白，”第二天，福特医院的医生对巴巴拉说，“你父亲以前中风过。”
她告诉他说：“我现在知道了。到今天才知道。”
这天早晨，厂里秘书艾因菲尔德太太很过意不去，报告说，几个星期前，马特·扎勒斯基得过一次轻度中风，她就开车子送他回家，他叫她什么也不要讲。公司人事处把这消息转了过来。
“联系起来看，”医生说，“这两次事件合乎典型症状。”他是个专家，心脏学家，有点秃顶，脸皮白中泛黄，一只眼睛下面有点痉挛。巴巴拉暗自想道，他跟许多底特律人一样，那副模样象是工作得太辛苦了。
“如果我父亲没把第一次中风瞒过不讲，现在情形会不会有点两样呢？”
专家耸了耸肩。“也会，也不会。他虽然会早一点得到药物治疗，不过最后的结果可能还是一样。总而言之，目前这问题是属于学术性的。”
这时他们在医院特别护理小组的附属病房里。透过玻璃窗，她可以看到里面有四张病床，一张床上躺着她父亲，有根红色橡皮管，一头插在他的嘴里，一头连着近边一只架子上的灰绿色呼吸器。呼吸器均匀地呼哧呼哧响着，在代他呼吸。马特·扎勒斯基眼睛倒是张着，医生跟她讲过，虽然她父亲目前在接受镇静治疗，不过以后他肯定看得见听得出。巴巴拉不由得纳闷，他父亲是否发觉，那个也在弥留之际的年轻黑种女人，就睡在靠他最近的那张床上。
“说不定，”医生说，“早先你父亲的心脏瓣膜受到过伤损。后来，他第一次轻度中风时，有个小血栓从心脏上脱落，到了右侧大脑半球，凡是使用右手的人，这一边是管左侧身体的。”
巴巴拉心里想，瞧他话说得那么样的不关痛痒，好象讲的是平常的一架机器，不是一个突然病倒的人。
心脏学家接着说：“象你父亲第一次那么样的中风，可以十拿九稳，复原不过是表面现象。并不是真的复原。身体里自动防止故障的机构仍旧是伤损的，因此第二次左侧脑子中风，产生了昨晚那样不堪收拾的后果。”
头天夜里，巴巴拉跟布雷特在一起，她接到电话通知，说她父亲突然中风了，已经送往医院急救。布雷特驾车送她到医院里，不过他等在外面。“如果你需要我的话，我会来的，”她进去前，他抓着她的手安她心，说，“反正你父亲不喜欢我，就是现在病了，也不会回心转意的。如果看见我跟你在一起，说不定会叫他更不痛快。”
前往病院的路上，巴巴拉总感到内疚，心想不管她父亲出了什么事，不知是否她的离家出走种下的祸根。布雷特的温柔体贴，她一天比一天看得清楚了，也使她越来越爱他，但是这也突出了她最最关心的两个人不能更好地互相了解这出悲剧。两相对照之下，她认为这主要应该怪她父亲不是；话虽这么说，现在巴巴拉还是后悔以前没有打电话给他，自从他们闹开以后，她有过好几次想到打电话来着。
昨夜，医院里让她跟她父亲说了几句话，一个年轻的住院医生对她说：“他没法同你交谈，不过，他知道你在面前。”她小声说了一些她自以为马特要听的话，说是他生了病，她感到难过，她不会走远，她会经常到医院里来。巴巴拉一边说，一边直盯着他的眼睛，尽管眼光中明摆着他一点也不认得她，但是她有这么个印象，总觉得那双眼睛直瞪着要告诉她什么话。难道这是想象吗？这会儿，她又禁不住纳闷了。
巴巴拉问心脏学家说：“我父亲有没有希望？”
“复原的希望？”他以询问的眼光看看她。
“是的。请完全照实说吧。我要知道。”
“有时候人们不要……”
“我可要。”
心脏学家不动声色说：“你父亲真正复原的希望是等于零。我的判断结果是，他会半身不遂，带病延年，右侧身体完全失去活动能力，包括说话能力。”
沉默了一会，巴巴拉说：“你要不见怪，我想坐下。”
“哪儿的话。”他领她到一张椅子前。“这是个很大的打击。要不要给你喝点什么？”
她摇摇头。“不要。”
“迟早总得让你知道，”医生说，“何况也是你自己问的。”
他们一起透过特别护理小组病房的玻璃窗望望马特·扎勒斯基，他仍然一动不动躺着，那机器在代他呼吸。
心脏学家说：“你父亲是在汽车工业做事的，对吗？大概是在汽车制造厂里吧。”医生第一次显得比以前热情些，有点人味了。
“是的。”
“我有许多病人都是从那儿来的。不少呢。”他朝医院墙外边底特律那面，含含糊糊做了个手势。“我总觉得那儿就象战场，有死的，有伤的。恐怕你父亲也是其中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