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杂志的编辑们在早报上看到这个富于新闻性的报道，就迅速插手圣格雷戈里饭店这个涉及公民权的事件。他们驻当地的特约记者——新奥尔良《州报》的一个编辑——奉命把一切能收集到的当地情况写成报道发出。《时代》杂志休斯顿分社社长前一天晚上在纽约《先驱论坛报》早版登出这则消息后不久，就接到电话通知，第二天便搭早班飞机飞到了新奥尔良。
现在两个人都在饭店底层一个斗室里跟侍者领班赫比·钱德勒密谈。在这个通常被称之为记者室的小屋里，稀稀落落地摆着一只办公桌、一架电话和一个帽架。那个来自休斯顿的人由于他的身份，坐在唯一的一张椅子里。钱德勒怀有敬意地知道《时代》杂志对于给他们铺路架桥的人是慷慨大方的，此刻正在把自己刚刚侦察来的结果讲给他们听。
“我去调查了牙医会议。他们仿佛把它紧闭在鼓里一样。他们通知那一层楼的侍者管理员，除了会员之外，什么人也不准进去，连会员的妻子也不许进去。他们由自己人把门，核对姓名。在会议开始前，所有饭店人员必须一律离开会场，还要锁上门。”
分社社长点了点头。他是一个工作巴结、剃平头的年轻人，名叫夸拉通。他已经去走访过牙医主席英格莱姆大夫。侍者领班的话证明大夫告诉他的情况属实。
“我们确实要开一个全体紧急会议，”英格莱姆大夫曾对他说。“这是昨晚我们的执行委员会决定的，可是它是一个秘密会议。要是我有决定权，小伙子，你和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参加，而且欢迎你们来参加。但是我的一些同事看法不同。他们认为人们知道没有记者在场，说话会随便得多。因此，我想，你只能不去参加了。”
夸拉通并不想袖手旁观，便彬彬有礼地向英格莱姆大夫道了谢。由于已经买通了赫比·钱德勒作为同伙，夸拉通就马上想到施用老伎俩，借一套侍者制服混进会场。而根据刚才钱德勒的报告，势必要改变计划了。
“开会的房间，”夸拉通问道，“是个大会议室吗？”
钱德勒点点头。“在多芬厅，先生。有三百个座位，与他们想要的座位数相差不多。”
这个《时代》杂志的人员想了一想。有三百人参加的会议，显然，一散会就谈不到保密了。会后他可以从容地与从会场里涌出来的代表们混在一起，自己冒充代表，打听会议情况。不过这样做，《时代》杂志及其读者所追求的那些富有人情味的会议细节，他多半就得不到了。
“这个什么厅有楼厢吗？”
“有一个小的，可是他们早已注意到它了。我去调查过。会议要派两三个人上去守在那里。有线扩音机也被剪断了。”
“见鬼！”那个当地的记者反感地说。“这帮人怕什么——怕捣乱分子吗？”
夸拉通自言自语地说，“他们有些人想说心里话，可又怕被记录下来。从事专门职业的人——对于种族方面的问题——一向不坚持强硬立场。由于他们承认不得不在两条路中挑一条，要么采取撤离饭店的激烈行动，要么仅仅为了装装门面而象征性地表一下态，他们早已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了。从这方面讲，我认为这个情况非同一般。”他又想，正因如此，这里可能写出一篇比他起初所设想的更好的报道。他的决心更大了，一定要想办法进入会场。
他突然对赫比·钱德勒说，“我需要一张开会的那一层和它上面一层的房屋平面图。不只是房间布局，你懂吧，而是一个标明墙壁、管道、吊顶上空间以及其他等等的技术图。我等着就要，因为如果我们要取得成功的话，只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了。”
“我真的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先生。总之??”侍者领班停下不说了，看着夸拉通在数一叠二十元票面的钞票。
这个《时代》杂志人员数了五张钞票给钱德勒。“拿去给检修间、工程间或其他随便什么地方的人。现在就拿去派用处。你的我以后会给的。半小时之内回到这里来找我，能快一些更好。”
“是，先生！”钱德勒黄鼠狼似的脸上现出了谄媚的笑容。
夸拉通指示新奥尔良的记者说，“从地方上的角度去报道，好吗？市政府的声明，还有头面人物的声明；最好去找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人谈一谈。你知道那一套。”
“我闭着眼睛也写得出。”
“不要那样。要注意人情味。如果你能在盥洗室里拦住市长，那倒是个办法。他一面洗手，一面发表谈话。这有象征性。要写好报道的导语。”
“我想办法躲在厕所里。”这个记者高兴地走了出去，意识到他也会拿到相当丰厚的加班费。
夸拉通自己一个人在圣格雷戈里饭店的咖啡室里等着。他要了一杯冰茶，心不在焉地呷着，脑中在想着这个发展中的报道。它不会是一篇主要的新闻报道，但如果他能从令人耳目一新的角度来写，就可能在下星期出版的一期中占上一栏半的篇幅。这将是使他高兴的事，因为近几个星期以来，他精心撰写的十几篇报道，不是被纽约所否定便是在排版时被抽掉了。这是常有的事，《时代—生活》的编辑都习惯于忍受这种白写的挫折。可是夸拉通希望的是刊登，而且是登在显要的地位上。
他回到小小的记者室里。不到几分钟，赫比·钱德勒带来了一个穿着衫连裤工作服、面部轮廓分明的小伙子。侍者领班介绍他名叫切斯·埃利斯，是饭店的检修工。这个新来的人胆怯地和夸拉通握了握手，然后指着他腋下的一卷图纸，不安地说，“我可得把它送回去。”
“我用不了多久，”夸拉通帮助埃利斯打开图纸，按住图纸的边。“好，多芬厅在哪里？”
“就在这里。”
钱德勒插嘴说，“我已经把关于会议的事告诉他了，先生。也说到你很想不走进会场而能听到会议的情况。”
《时代》杂志人员问埃利斯，“墙壁和天花板里面是什么？”
“墙壁是实心的。天花板与上面一层的地板之间有个间隙，可是你要是想钻进去，那可不行。你会从灰泥板上摔下去的。”
“去了解一下，”夸拉通说，他就在考虑要钻进去。他的手指指着图纸说，“这是些什么管子？”
“厨房的热气排出管，靠近它，会把你烤焦的。”
“这个呢？”
埃利斯俯身看着图纸。他又查对了另一张图。“冷气管道。通过多芬厅的天花板。”
“有出气口通向这个房间吗？”
“三个。中间和两头。你看它们都有标记。”
“管道有多大？”
这个检修工想了一想。“我想大约是三英尺见方。”
夸拉通决断地说，“我要你把我带进那个管道。我要钻进去，爬到出口处，以便能听到和看到下面在干什么。”
埃利斯起初感到有点为难，钱德勒怂恿他再去弄一套衫连裤工作服和一个工具箱。快得出奇地他就把这些东西弄来了。《时代》杂志人员很快地换上了工作服，并拿了工具。于是，埃利斯紧张然而顺利地带着他走到开会那一层的厨房外的一个小间里。这时，侍者领班已小心翼翼地溜之大吉了。夸拉通不知道钱德勒从这一百块钱中拿了多少给埃利斯——他想决不会全部给的——可是，显然是给得够了。
这两个饭店检修工模样的人走过厨房，没有引起注意。装在小间高墙上的一道铁栅，事先已被埃利斯搬开了。在原来铁栅拦着的那个洞口前面，放着一个高梯凳。夸拉通一声不吭，爬上梯凳，毫不费力地向上面钻了进去。他发现有向前爬的余地，但只能用时爬过去。除了偶尔从厨房射来一丝亮光外，里面一片漆黑。他觉得有一般冷风扑向自己的脸上；他的身体把金属管道塞得愈满，空气的压力也愈大。
埃利斯在他后面低声说，“数到四个出口！第四个、第五个和第六个就是多芬厅的。轻一点，先生，否则他们会听见的。我半个小时之后回来，要是你没有结束，我就再过半小时回来。”
夸拉通想转过头来，可是转不过来。这提醒他爬出去比爬进来还要困难。他低声回了一句“行！”便开始向前爬去。
膝和肘碰到金属表面是相当难受的。金属表面还有尖锐的突出物。一只螺丝的尖端划破了夸拉通的工作服，戳进他的腿，痛得他退缩了一下。他稍往后退，脱开身体，又小心地向前爬去。
由于有光线透上来，冷气管道出口很容易找到。他小心地爬过了三个管道出口，希望铁栅和管道装置牢固。靠近第四个管道出口时，他听得见讲话声了。看来会议已经开始了。使夸拉通高兴的是，声音清楚地从下面传来，而且，伸长脖子还可以看到下面房间的一部分。他想，再过去一个管道，可能看得更清楚些。果然如此。下面那个拥挤的会场，他现在可以看到大部分，包括一个讲台，牙医主席英格莱姆大夫正在台上发言。这个《时代》杂志人员转了一下身，掏出一本笔记本和一支笔尖能发微光的圆珠笔。
“??要求你们，”英格莱姆大夫宣称，“尽可能采取坚定的立场。”
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象我们这样从事专门职业的人天生是中间分子，在关于人权问题的论战中已经三心两意地浪费了很长时间。在我们自己人之间没有歧视——至少在大部分时间里是这样——过去我们认为这样就够了。总而言之，我们对自己这一阶层以外的事情和压力漠不关心。我们的理由是，我们都是医务专业人员，没有多余时间去管其他的事。当然，这样想也许是对的，即使是实用主义的。可是此时此地——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事情最后纠缠到我们的智齿了。”
这个矮小的大夫停了一下，眼光扫视着听众的脸。“你们都已经听说了这个饭店不可饶恕地侮辱了我们卓越的同事尼古拉斯大夫——这个侮辱是对民权法的直接挑战。作为反击，作为你们的主席，我建议采取激烈行动。那就是我们应当取消我们的会议，集体撤出这个饭店。”
会议室里有好几处响起了惊讶的声音。英格莱姆大夫继续说道，“你们大部分人已经知道了这个建议。另一些今天早上才到的人还不知道。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建议的这个办法——对我，同样也对你们——会带来不方便和失望，也会给职业和社会带来损失。可是有时候，当涉及到高贵的良心时，就只能采取最强烈的行动。我认为这一次就是这样。这也是显示我们感情的力量的唯一方法，而且凭这一点我们可以明白地表明，在人权问题上我们干这一行的人再也不能被戏弄了。”
会场上有人叫道，“好哇，好哇！”但同样也有人喃喃地说不同意。
靠近会场中间有一个身材魁梧的人站了起来。夸拉通居高临下，倾身向前，看到的好象是一个宽下颚、厚嘴唇、戴着阔边眼镜的人在笑。这个魁梧的人宣称，“我是从堪萨斯城来的。”会场上响起了一阵友好的欢呼声，这个人挥了挥短肥的手表示谢意。“我只有一个问题想问问这位大夫。他是不是能向我的老婆解释一下——我想，她象许多其他人的妻子一样，对我们这趟旅行抱着很大期望——为什么我们刚到这里，就马上要转身回家去？”
一个愤怒的声音抗议道，“那个不相干！”这个声音为会场上其他人的讥笑声和哄笑声所淹没了。
“就是这么回事，先生，”这个身材魁梧的人说，“我要他告诉我的老婆。”他自鸣得意地坐了下来。
英格莱姆大夫红着脸，气愤地站起来说，“先生们，这是一件紧急而严肃的事情。我们的行动已经拖延了二十四小时，照我的看法，至少已迟了半天。”
会场上响起了一阵短暂的稀稀拉拉的掌声。有许多人同时发言。在英格莱姆大夫旁边的会议执行主席敲着小木槌。
有几个人接着发言，对尼古拉斯大夫被拒之门外表示遗憾，但是对于报复问题却避而不谈。接着，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到站在靠近会场前面的一个瘦长、衣冠楚楚、带着权威神态的人。夸拉通没有听清主席宣布的姓名，只听到“??第二副主席和我们的执行委员会委员”。
这个新发言者用冷淡、干脆的声调开始发言，“正是由于我的要求，并得到好几位执行委员的支持，现在才秘密举行这个会议。这样，由于知道我们所说的一切都不作记录，而且也许不会被误传出去，我们就可以畅所欲言。我补充一句，我们尊敬的主席英格莱姆大夫却强烈反对这样的安排。”
英格莱姆大夫在主席台上咆哮道，“你怕什么？——怕牵连吗？”
那个衣冠楚楚的人对这个质问置之不理，继续说道，“我本人厌恶歧视，这一点我对任何人都不让步。我的一些最??”他迟疑了一下——“??最要好的同事都信仰别的宗教，也属于别的种族。我和英格莱姆大夫对昨天发生的事件都感到遗憾。我们意见不一致的地方仅仅在于目前的步骤问题。英格来姆大夫——如果我可以借用他的说法的话——喜欢拔牙。我本人则认为，对于讨厌的然而是局部的感染，处理可以温和一点。”会场里发出一阵笑声，发言者也微笑起来。
“我可以肯定，如果我们取消会议，我们那位不幸未能出席的同事尼古拉斯大夫丝毫也不会得到什么好处。而对于这个专业来说，我们必然会受到损失。还有——既然我们是关起门来开会，我不妨直率地说——我认为，偌大的种族问题，对于我们作为一个组织来说，毫无关系。”
靠近后面有一个声音抗议道，“当然跟我们有关系。难道不是对每一个人都有关系吗？”可是整个会场里，大家只顾听着，默不作声。
发言者摇了摇头。“不论我们赞同还是反对，都只能代表个人。自然在必要时我们应该支持我们自己的人，等一会我要对尼古拉斯大夫的事件提出一些解决的办法。但是，在其他方面，我同意英格莱姆大夫所说的，我们都是专职医务人员，没有多余的时间去管其他的事。”
英格莱姆大夫跳了起来。“我可没有这样说！我指出这是过去我们所持的一种观点。我恰恰非常反对。”
那个衣冠楚楚的人耸耸肩膀。“反正是说过的。”
“可并不是那个意思。我的话不容歪曲！”这个矮个子大夫眼中喷出怒火。“主席先生，我们在这里讲话，使用‘不幸’、‘遗憾’这样一些圆滑的词句。难道大家没有看到这个问题比那个更重要吗？难道大家不知道我们是在讨论人权和公正问题吗？如果你们也象我一样，昨天在这里亲眼目睹到侮辱一位同事、一位朋友、一位好人??”
会场里响起了“秩序！秩序！”的叫喊声。主席敲起了小木槌，英格莱姆大夫气得面孔通红，勉强地坐了下去。
那个衣冠楚楚的人有礼貌地问道，“我可以继续发言吗？”主席点点头。“谢谢。先生们，我要简单地谈一谈我的建议。首先，我提议，我们将来的会议要在那些不致对接待尼古拉斯大夫和他那样肤色的人横加质问或刁难的地方举行。这样的地方多得很，我相信，我们其余的人也会认为合适的。其次，我提议，我们通过一项决议，谴责这家饭店拒绝接受尼古拉斯大夫的行为，然后，我们应该按原定计划继续召开我们的会议。”
在主席台上，英格莱姆大夫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发言者看了看手里的一张纸。“经过和执行委员会几位委员的讨论，我已经拟了一个决议草案??”
钻在管道里的夸拉通不再听下去了。决议本身无关重要。它的内容可以想象得出；必要的话，事后他可以搞到一份。他现在却观察着下面听众的脸部表情。他判断它们都是一些受过正当教育的人的普通脸孔。这些脸上都露出了欣慰的表情。夸拉通认为这种欣慰是由于可以避免采取英格莱姆大夫所主张的那种令人不安的罕有的行动而产生的。一本正经装出一副民主的样子，说几句安慰的话，就算把问题解决了。良心上既可以得到宽慰，又不致影响继续在这里开会的便利。会上有一些人提出婉转的不同意见——只有一个人发言支持英格莱姆大夫——但只是昙花一现。会议已经进入了看来是喋喋不休地讨论决议文字的阶段。“我已经拟了一个决议草案??”
这个《时代》杂志人员冷得发抖——加上其他的不舒服，他意识到自己在这个冷气管道里已经呆了将近一个小时了。可是他的力气没有白花。他获得了一篇生动的报道，纽约的文体家可以无情地加以改写。他还想到，这个星期他的文章可不会被抽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