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天Quarantine（二）1
在柏林的生活已经过半，古义人觉得在这里过得比以往任何一次国外生活都踏实。特别是年轻时，旅费不足，去的又是人生地不熟的外国城市，而且往往是不适合于旅行者呆的地方，每当回想起那些经历他都觉得很不可思议。
之所以说柏林的生活安定，是因为尽管古义人迟迟才作出同意应聘的决定，但柏林自由大学和高等研究所仍办理了完备的手续，迎接他的到来。而且，古义人自觉现在的自己已失
去了不循规蹈矩的生命力，伴随着些许寂寞感。
柏林电影节是从周三开幕的。周日上午，去波士顿广场酒店的古义人体味到了在柏林逗留期间第一次踩上了不平稳的地面的感觉。
那天早上，古义人站在公寓前的马路旁等着日语学科副教授伊贺先生开车来接他，可是左等右等也没等到。大约等了三十分钟后，他返回了公寓。在楼梯上听见屋里的电话铃声，没来得及去接。过了一会儿电话又响了起来，拿起一听，传来伊贺先生焦急的声音：“东贝姆夫人直抱怨和您联系不上呢。昨天，夫人提出一个新建议，说好先去接我，再来接先生，可是今天早上夫人有急事不能参加今天的采访了。如果现在我来公寓接先生的话，两个人都要迟到的，所以各自坐出租车直接去酒店行不行？”
在酒店门口两人总算顺利会合了。伊贺马上去接待处说明来意，可是由于他和古义人都没有事先在电影节注册，结果被拒之门外。伊贺表示抗议，之后又被几个人来回踢起了皮球。就在这时，从宽宽的楼梯上缓步走下来一个男人——他温文尔雅，看上去比古义人年长几岁——跟等了快一个小时的古义人打招呼。
“十年前在法兰克福的摄影非常愉快，给您寄到东京的录像带您收到了吗？”
这男人一边说一边亲热地搂着古义人的肩膀，邀他一起上楼去。古义人顾虑着伊贺，可又不好推却，就随着他一直走到了电影节会场的入口。从二楼往上似乎是电影节的势力范围。男人胸前戴着名牌，而对于没戴名牌的古义人和跟在他们后面，迈着大步跑上楼来的伊贺，入口处的警卫没有理会。就这样他们跟着那人走在通向主会场的通道上，来到一个半开着的大门前，那人停住脚步，门口站着的几个人什么也没问，便把古义人他们让了进去。这是个把天井隔成了两层的宽敞大厅。正面的舞台背景正在安装之中。一进门，只见旁边的椅子上放着四五个人的外衣。有几个人正用小屏幕划分成几个区域，架设着照明器具，其他摄影器材已经准备就绪了。
在电影节这样盛大的地方，也是一派德国风格。穿着草绿色牛仔裤的姑娘给站着的古义人他们端来了咖啡及塑料杯装的牛奶、砂糖。当然她没有和他讲话。其实，年轻而有教养的德国雇员们一般都会说英语。伊贺被刚才那个德国人叫到屏幕后面去说话。古义人估计是对方有些不清楚的地方，尽管有些顾虑，还是尽力想弄明白。
回到古义人身边来的那位先生是采访兼导演，以既定程序的自然态度，把古义人让到了屏幕前的两把椅子中的右边。面露难色的伊贺坐在左边的椅子上。录音人员分别给他们俩戴上了录音器，导演在面对他们的摄影机旁落座，向旁边的摄影师示意了一下。从古义人他们的角度看见的监视器亮了。于是，古义人眼前的屏幕上出现了众多日本演员，使他产生了黑泽明初期导演的古装剧的错觉。
这是个非常宽阔的洼地，两侧环绕着繁茂的杉树林。阵地上旌旗招展，枪支林立，旌旗下站着身披盔甲的武士们。骑马的武士列队在两边，他们在紧张地等待着进军的号令。
摄像机向后退去，和阵地隔开一段距离的靠这边的画面上出现了只能看见后脑勺和后背的半裸的农民群众。他们的人数很多，有时甚至覆盖了整个画面。他们一直向前进攻，对面也出现了应战的动向。双方冲突在即的时候，画面突然一变，变成了英国队与德国队激烈交锋的橄榄球比赛转播。和刚才的场景一样，进攻一方渐渐得了势，战斗的焦点移向了对方阵营的内部。果敢的反击，两个阵营的激烈战斗，在最高xdx潮时，这边的选手得了一个漂亮的传球，攻入了对方阵营的右翼。
画面再次切换回来，农民们的集团已经占据了环绕武士阵地的杉树林。在他们前方的空地上，有一个装着木箱的车子，上面站着用脏布条把脑袋缠成了老大个椭圆形的男人。载着男人的箱车朝这边推了过来，它被即将上战场的农民群众包围了。无数只竹枪伸向了空中，喊杀声震天动地。
……画面暗了下来，摄影师开始拍摄，采访的导演和蔼地微笑着向古义人问话。担任翻译的伊贺停顿了一会儿，显得非常为难地对古义人说：
“怎么回答提问是古义人先生的自由……只是刚才听导演的意思好像和咱们预想的不太一样，怎么办呢？与其立刻就回答，不如先暂停摄像，交谈一下怎么样？”
古义人不了解这是怎么回事，可是面对正在移动的摄像机，注视着自己这边的录制人员以及正打开本子准备做记录的穿着草绿色牛仔裤的女性，这气氛让人很难对温文尔雅的导演说出暂停来。古义人顿时放弃了这个念头。
“请你翻译吧，我来回答。”
采访的第一个提问是，刚才的画面是正在拍摄的根据你的长篇小说改编的电影，译成德文是“DerstummeSchrei”，你对它怎么评价？请谈谈作为原作者的感想以及对塙吾良导演的看法。那位导演对克服巨大经济困难的年轻的德国电影人给予了编剧方面的支持和献身般的鼓励以及指导。你是那位悲剧性自尽了的导演的多年好友，又是内弟……
古义人回答说，《橄榄球比赛1860》这一日文题名，是将我国“第二次开国”前的一次重要的农民起义和百年后抵抗日美安全条约的市民运动这两者结合起来的暗喻。特意采用直喻题名并使之影像化非常有意义。如果说，向年轻的德国电影人提出这个方案的是吾良的话，那么我对后者的幽默的批判性，以及把它作为具有现实意义的影像表现出来的前者的才能表示钦佩。
封建体制中的藩①主，将第一次农民起义的领导者处以死刑。农民们抢回了腌制的领导者的首级，在第二次起义时，把这首级与尸体拼合到一起，向下游的城镇发起了进攻。这一构思也是把我在小说里作为暗喻写的内容还原为直喻的影像。
这样复活的领导者站在箱车上，这也是“引用”了对于我的家族及其个体来说很重要的战败时的事件。我把这些内容写进了《圣上让我拭泪》这部小说中。
最后我想要强调的是，这些录像中的森林峡谷的景象完全选取于我家乡的地形。关于我的小说里的地形学特点，一位建筑家朋友曾写过研究论文，我认为这些影像将这一卓越理论视觉化了。
那还是在二十年前，我在墨西哥逗留期间的事，听说吾良陪同我的妻子——正如你刚才所说，她是吾良的妹妹——访问了我的家乡，详细进行了野外调查。这些成果都得到了展现，想必是根据吾良的详细的讲解吧。我对实现了如此真实生动的影像化的德国电影人表示敬意。
听了古义人的回答，采访导演明显地表现出因内心的企图而引起的紧张，问道：
“你作为原作者一定非常希望电影拍摄成功。这个摄制组承认与原作者的合同不完备。在你的经纪人提出的这个问题之外，还面临着因制片费用不足，不得不长时间中止拍摄的问题。你是否有意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伊贺翻译完这第二问后，为了使古义人明白，就用英语反问导演：
“你说的有意是指怎样的行为呢？”
“是这样的……合同中有买卖选择权，他们没有获得原作的影视化版权，你能否无偿地提供版权？据说塙吾良导演的遗产达五百万马克。能否说服亲属将其中一部分投资于这部电影呢？”
翻译完之后，伊贺语速飞快地作了补充：
“我觉得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这不属于采访拍摄中需要回答的一类问题。他们也想得太美了。而且，这样达成口头承诺的话，就留下了证据，似乎这才是采访的目的。今天就到这儿算了，好不好？
当然，如果你希望完成中途停滞的拍摄，愿意给予支持的话，我认为也是个不错的计划。现已完成的部分，正如你所评价的那样是很优秀的。我很高兴翻译你的提问……”
古义人希望采访继续进行。结果变成了由自己主动来回答导演的诱导式提问了。他明确表示，如果以现在试拍的形式贯彻始终的话，影视化版权可以无偿转让给年轻的德国电影人。看了复制的录像画面，他确信剧本和表演是按照吾良的意图进行的。这是古义人依据吾良去了那边之前，留在田龟里的议论显示的解释和构思得出来的。古义人非常后悔没有把田龟带来，因为他想把其中几盘录音带与刚才看到的画面对比看看。最后他说，当然，自己对于吾良遗产的用途并没有发言权，也无意去做说服工作……
结束采访后，有点显老的导演又恢复了刚开始时的温和表情，把古义人他们送出了大厅，一边走一边说，你最后那段发言是对试图重建德国电影界的——连总统也向这次电影节表达了这一希望——年轻艺术家们的积极鼓励。能在准备电影节的会场采访到你真是太好了。
在回去的路上，伊贺以补充似的口吻说：
“以那位导演为先导之一的德国电影开始起步了，老一代电影人想要给在困难的经济状况下顽强奋斗的新一代以支援也是很自然的。可是，吾良是否意识到自己那么深入地协助了年轻的德国电影人了吗？他们没有签订原作影视化合同便开始拍摄。在这种事情上不讲清楚，就造成既成事实，吾良不正是卷入这一企图之中去了吗？”
“东贝姆夫人好像也助了他们一臂之力，大概她不太了解实情吧。也可能她知道得很清楚，想使之成为既成事实吧。”
“谁知道呢？我只知道她非常喜欢电影。无论在柏林的电影节上，还是在年轻导演的实习性电影的试映会上都经常遇见她。可是，她会参与影片制作有关的法律程序的交涉吗？
“她原来当过电影演员，据说吾良在影坛刚出名的时候，她作为前辈和吾良一起合作演过电影。我听她自豪地谈起过这件事。”
“她和来柏林参加电影节的吾良重逢之后，似乎有过一些交往……这件事和东贝姆夫人的女儿有什么关联呢？”
“你听说夫人说女儿的坏话了吗？与其说那是她对吾良和女儿不满，不如说主要是为了批评女儿。女儿对吾良在柏林的生活给予了关照。特别是在他刚到柏林的时候，可以说从多方面给予了照料。以至柏林那些对吾良抱有兴趣的人，背后说她独占了导演。因此夫人感到自己有责任管束女儿。这就成了夫人和女儿之间摩擦的开端。吾良先生出事之后，东京有记者来采访她女儿，惹怒了东贝姆夫人。有传闻说夫人和记者之间的纠纷恐怕要闹上法庭呢。”
“可是，为什么夫人和女儿之间会闹到这个地步呢？”
“东贝姆夫人说’不要太无微不至了，那不就成了Madchenfuralles吗？你这么做对方很快就会厌倦你的‘。女儿向朋友打听了那句德文的语意，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表示正因为是母亲这么说才无法原谅。女儿是跟着夫人的日本前夫长大的，夫人和德国人结婚后，才回到她身边来。所以女儿一点儿德语也不会。”
“你对她们真了解啊。”
“因为告诉她德文语意的女友来问过我。她怕自己说得不准确……”
“你是怎么解释这个词汇的语意的呢？”
“我妻子生在柏林，她说在家里没有听到过这个词。大概由于东贝姆夫人和年长的实业家再婚，所以，从生长在老式家庭的丈夫那里听来的吧。
那位女友还告诉我，吾良出事之后，东贝姆夫人的女儿认为，吾良导演是由于承担了NHK请他写的揭发控制产业废弃物焚烧场的真实报告，而被黑社会杀害的……”
不可思议的是，从这以后东贝姆夫人再也没和古义人联系过，对于古义人来说，所得到的结果，只是给连所属公司的名字都不知道的年轻的德国电影人留下了无偿转让小说影视化版权的录像而已。
百天Quarantine（二）2
已经一百天了，从天数来说大大超过了来源于意大利语的Quarantine的期限。古义人估计，从柏林回到日本后，会受到飞来柏林时没什么感觉的整整十天的时差折磨吧。要在这段时间好好寻找回归现实的头绪的古义人，也许会——故意不给田龟里放电池——躺在书房的简易床上给某个朋友打电话吧。
然后，古义人会注意到赤裸裸的现实。如今自己可打电话的朋友，像六隅先生，簧先生
，及其他谈得来的朋友，比如吾良在田龟中所批评的亲密的晚辈都没有了……
因时差而发胀的头脑，可能也想不起一本想看的书吧。书房的门边堆着还没拆包的书籍，从中捡出一本来看，兴许会受普鲁斯特文体的感染，从容回忆起往事来的。于是古义人会以从未有过的冷静，想到不久将要到来的自己的死——他觉得再活十五年、二十年是不堪忍受的——发胀的头脑中甚至会浮现出《被发现的死亡》，而不是《被发现的时间》的作品名吧。
“不错，死就是时间！”
结果，清醒的时候不愿意去想的事，这个时候恍惚觉得是个了不起的发现了。甚至感觉自己的死是不久以前的事了。而且，不久以前的事以极快的速度退回时间经过的彼岸。其实吾良的死，不就像是一百年以前的事吗？在早已死了的吾良身边，自己也作为死去已久的人迷迷糊糊地生活，好像也没有什么不自然似的。
这样胡思乱想时，古义人以为自己由于时差而一直没睡着觉，其实他睡着了，应该说是在浅浅的睡眠中做梦吧。第二天，正如梦中所预感的那样，死就是时间这种想法也应该是非常模糊不清的，只是这个想法的和声即将在新的梦境中响起吧……
百天Quarantine（二）3
回到通过田龟和吾良对话之前的状态，并训练自己切实做到这一点，是柏林Quarantine的目的。这一努力正稳步取得成效。比如在办公室里等着去讲课时，尤其是心情特别安定的时候等等都表明自己认识到了吾良去了那边之后和自己的反复通信，只是自我意识的游戏，从而找回了自我。
他并不认为游戏没有意义。只有通过游戏的形式才能实现的意识的深化是靠田龟游戏完
成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与礼仪相对的游戏特有的作用，是古义人进入四十岁之后，一边自我嘲弄为“迟到的构造主义者”，一边在重新研究快被文化人类学的敏锐的研究者们遗忘的理论的过程中确认的。
和吾良的田龟对话是游戏的证据，古义人制定了好几个游戏规则，并一直按这些规则行事。吾良也作为遵守规则的游戏伙伴与古义人对话。换句话说，是古义人设法不使吾良能够有机会逃逸……
而且，用田龟与吾良进行的通信，通过对话中多多少少包含着的活力，有时会把古义人推向自己一个人所想像不到的新的远景中去。同时，古义人知道他们双方都没有破坏游戏规则。例如，无论对话如何白热化，双方都遵守不提议今后一起工作这一规则。
基于这一点，古义人在柏林的公寓里不停地回想起与吾良之间的对话时，能够把靠田龟进行的联络和吾良活着时的通过电话进行的交流分得很清楚。
“你到了六十四岁时，阿光君该三十六岁了吧？我是听千樫说的。那么把你们俩的年龄加起来，也就是一百岁了！按照你在松三时的神秘莫测的推论，到了一百岁的时候，你就应该是’智慧人‘了。于是你自己生存的一百年……不清楚是你根据什么计算出来的，包括在那之前的五十年和以后的五十年，就会得到生命的完整的理想……
现在我思考的是，你和阿光君一起生活，不就等于六十四加上三十六的一百年吗？”
“不错，由于我和阿光一直共同生活，所以仿佛生活了近百年，到1999年的话，就会更加肯定了。按我的生日还是他的生日则是另一回事……”
“你们的生日离得远吗？前几天听千樫的意思，感觉你们是同一天的生日。千樫虽说算不上傲慢，但从日本女性所具有的谨慎程度来说，她的确属于特别的人格。也许，她把你和阿光的生日记成同一天了。也就是说，她自己生了两个孩子！
她确实是富于母爱的人。我和千樫住在松三寺庙里时，她比真正的母亲还像个母亲哪。
所以说古义人，不管在你的心理学上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母亲的作用都是巨大的，这两者间有什么关联呢？你可能会轻率地这么问，把与此有关的词语都一股脑儿地吞进去……背负着两个扮演母亲角色的女性，并不是件轻松的事啊！”
古义人在这个对话中的短暂沉默，成为吾良提出新建议的契机，这是他打电话来之前就准备好了的。
“……在松三时，听古义人说那些话的时候，我也懒得问你是什么意思，当时懵懵懂懂地想，你成了’智慧人‘，获得了自己活着的一百年和前后各延长五十年的同时代的理想。那么我自己该怎么做呢？你一百岁的话，我就是一百零一岁，即使还活着，也不可能继续工作，但是……
“总之，你这个活到一百岁的想法是很有魅力的。我因此而发现，古义人不会成为学者，会成为一个具有创造力的人。
“你写《橄榄球比赛1860》的时候，我从威尼斯给你打过电话吧？那时候，在饭店里通过交换台打国际长途电话特别贵，我老婆很不乐意呢。听来电影节采访的记者说，他读了小说连载的最后一章，感到特别兴奋，可我还没看到呢……
“于是，我详细地向他询问了小说的内容。正如你批评我的那样，无论对小说还是电影，我都是个缺乏概括能力的人……
“通过那个国际长途电话，我知道了《橄榄球比赛1860》与’智慧人‘的构思并不是一回事，于是大大松了口气。虽说当时我在国外拍电影，在国内则是个不被看好的二流演员，不过，从那时我就抱有一个很可怜的愿望，即自己也要努力加入到古义人以百岁为目标的构想中去。
“事实上，我也为这个构想做了具体的工作，计划在连续性的电视节目中描述明治以来近代化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说，想要以我的方式尝试着摸索你的’智慧人‘的理想。
“自那以后，我就一直从电影的角度来构思日本这个国家的一百五十年。至于模特，仍旧选择了古义人森林中的家乡。我在考虑从未来的某个时间回溯一百五十年这段历史。假如你和我一起创作这个剧本，即使最后没能拍成，也可以共同讨论这个计划。
“然而，现在我已经从事了十二年的电影工作，自觉该告一段落了。这时听说了你对于百岁的新想法，就被你煽动起来了。我曾经对你所说的活到百岁之前有充裕的时间……实际上永远都有时间的这个说法不值一提。但是现在，我为你从松三时代一直坚持到现在的魔术般的……或者说是算术游戏折服了。阿光君和你的年龄加起来是一百岁！说实在的，我被猛击了一掌。我急切地想要知道你现在在想什么。”
“所以你打了这个电话？”
“是啊。”吾良毫不掩饰的率直也给了古义人猛的一击。
“关于你所谓的把目标定在一百岁上，当’智慧人‘的时代是怎么一回事，我并不是没有想过。而且，我也不认为迄今为止的这四十年你是糊里糊涂过来的。正如千樫所说的，你不具备荒废时间的才能。
我一直认为，自己也可以在还能工作的年龄，最终迎来参与你为了实现朝着百岁之人的努力而开始写作的那一天。也就是说，我认为到了那时，我也决不会输给你。因为你在这个工作中是无法回避我们共同的经历的吧？对于我来说也是同样的。弃我于不顾，你是无法得出那样的结论的。也就是说，我不会让你一个人为你作为小说家的一生画上句号的。”
百天Quarantine（二）4
对于田龟对话的怀念逐渐消退之后，古义人呆在柏林富人区非常幽静的公寓里，没有客人来访。一边独自吃着自己做的晚饭，喝着西班牙或意大利产的葡萄酒，面对着暗淡下来的柏林冬天的压力，古义人想起了自己和吾良之间最后一次电话交谈。
透过黢黑交错的树枝，望着从早上起就一直阴沉沉的天空，古义人又回想起了同样是望着窗外雪后阴暗的东京的天空，在病房里和簧先生的谈话。
古义人在一个冬日去赤坂医院看望簧先生，病人自己把不容乐观的病情告诉了他。古义人两年前就知道簧先生是在定期住院身体检查时发现的癌细胞。并不是古义人没注意这一重大信号，只是他对这位天才的人，从幼年时就养成的依赖心，一直坚信簧先生能够为自己渡过这个危机。
簧先生给古义人看了和乐谱一样的纤细植物画般的五线谱本子。“因所剩无几的余生而缩小的计划”。簧先生这句话是对这乐谱最准确的注解。考虑到病情，抗癌剂治疗的副作用以及为忍受副作用所需的体力，必须缩小工作计划。拜托古义人的歌剧剧本，如果在半年内不能完成的话，就只能放弃这部歌剧了。
“大概你已经知道了，我有个美国年轻作家写的剧本。但那是出于要和古义人的创作基干相吻合的想法，所以你的工作如果不能在那之前完成的话，歌剧就不可能留在这个计划里了……春天之前有希望写完吗？”
“写不完。”古义人苦恼地回答。
“从你过去跟我说过的话里，我就一直感觉会这样。看来你这次与其说是写新作品，不如说是要发掘埋藏的东西啊。一下子发掘不出来的东西，可能是量很大吧……”
簧先生虽然个子很高，头也很大，看上去却是个体态匀称，动作协调的人。穿着黑点儿图案的睡衣，因放射线治疗而头发脱落，戴着绒线帽的簧先生，目光深沉地注视着古义人。古义人垂下了眼睛。
“所以我一度准备放弃了，可是听昨天来看我的美国记者说了吾良对歌剧的构思，我又燃起了希望。我猜想你对吾良说起过这件事，这说明你已经完成得差不多了。”
“考虑写那个主题的小说时我就对吾良说了，因为那是我们一起经历的事。吾良也说过你把那件事写成歌剧剧本，就等于离我自己把它拍成电影的日子不远了……”
“你们经常谈论那件事吗？”
“那是吾良十八岁，我十七岁时发生的事……经过了四十年，间隔了很长时间……但是无论吾良还是我都不十分清楚事件的全貌。听起来好像故弄玄虚，我确实觉得还不能很好地把握整个故事。”
“根据新闻记者的印象，吾良是把少年时代的记忆中的恐怖事件作为小故事来讲的……他在小故事这个词上加重了语气，好像因为吾良打算拍的电影是很长的。记者说不知是真有其事还是光说说，吾良要拍十几个小时的电影，可是这么长的电影……也并非不可能，只是觉得和吾良一贯的电影风格不大吻合。你怎么看呢？”
“吾良习作时代的作品和他成功拍摄的商业性电影是不同性质的东西。例如两个年轻人在房间里，一个在没完没了地拉小提琴，另一个在专心地倾听。仅这个场景就持续了三十分钟。”
簧先生这时终于露出了他得病以前经常可以看到的批评性的，具有破坏力的微笑。
“什么曲子？”
“巴赫的《无伴奏组曲》第一章……倾听的一方偶尔会问一句话，并不期待回答……”
“说起来胜子小姐也跟我谈起过那部不长的电影。出资拍片的胜子小姐的母亲问吾良下一部打算拍什么时，吾良若无其事地说，用同样的手法拍一部比原来长十倍到十五倍的影片。
“胜子和吾良分手后还说过，如果他不再拍只注重票房的电影的话，就让母亲再次出资，自己担任制片，并请我作曲。这是我得脑溢血之前她对我说的……”
古义人问道：
“吾良对那位记者谈了影片主要情节的构思了吗？”
戴着紧巴巴绒线帽的簧先生摇了摇头。他的眼睛里，以及嘴唇四周都隐隐浮现出了苦笑。
“我也想知道影片的内容，所以净做些不着边际的梦。我梦想着如果古义人只对吾良详细谈了歌剧故事的话，吾良也许会先行一步把这些记在本子上吧，我从旁边偷偷一看，原来正是自己梦寐以求的剧本……”
古义人被感动了，又抬起头来望着簧先生。
“可是，倘若连新闻记者都没问出什么来的话……这种意料不到的突破困境的情景就只会出现在梦里，不过我也反省自己会不会做了白日梦呢。”
听了簧先生一反常态的不客气的话，古义人只好避开他的目光。
“按照医生估计的病情发展，即使以最慢的速度来说……假使歌剧完不成，也很难说你和我谁有责任。我今天想对古义人说的就是，对于最终未能完成的歌剧，我自己也要梦想一番。
“我死后……在我活着的时候已经有了这个想法，所以也没有什么可以不满的……反正我不存在之后，希望古义人最终创作出那个故事。
“对于吾良，我也同样希望他能拍出十几个小时的电影。在古义人的小说和吾良的电影这两个端点之外，再加上另一个端点，那就是我的歌剧，这便形成了一个三角形。
“在你们两人各自的工作和想像力的等离子体刺激下，我的肉体和精神虽然消失了，却可以想像作为这个三角形之一的我的歌剧自然点火的情景。你大概意识到了我的用词不当……
“关于词语的定义，古义人在很早以前给我讲过折口信夫的镇魂说吧？如果说你的小说和吾良的电影，这三角形的两个端点呼唤出了作为第三个端点的我的歌剧的话，这能否成为折口所说的镇魂呢？有自鸣琴这个词汇吧？它的外来语是八音盒。你和吾良各为两个端点，逐渐加强了静电，第三个端点的自鸣琴便开始发出歌剧的咏叹调的话……我不想说得那么伤感，不过古义人一定会为我镇魂的。”
在柏林的公寓里，古义人想明白了，簧先生是可怜还存留在世上的人，才不顾身体的疲倦说了那么长时间的话来鼓励自己的。
百天Quarantine（二）5
为田龟录制的一盒录音带里，吾良也谈论了所构思的超长影片——这也使得录制田龟对话和他从楼顶上跳下去之间的关系变得不那么单纯了。
“现在的家庭里都普及录像机了，所以有的年轻人可以把一个片子看上十遍二十遍。可是，一个录像反复地看，又是在房间里，作为作品的欣赏是否合适呢？从你的领域来说，虽然图书馆里也有书，一般人也要在家里的书架上摆些书。但是，即便对某个作家的作品抱有强
烈的兴趣，在短时间内也不会反复阅读吧？有时会放上一段时间，再回过头来看特定的书。尽管如此，像《魔山》那样的作品一辈子最多看五六次吧？
“可是电影呢，就连我也曾经花很长时间把某个大片看上好几遍，比如我和你在巴黎郊外看的，希区柯克①的《巴尔干特快列车》之类。但是，如今的电影青年却是用录像机来回地看某个影片。对于细节他们可以说得头头是道。以我的经验，这些议论无法告诉我们生产性的意义。
“电影这东西，无论多么平庸的家伙，在短时间内反复观看的话，也会把某些镜头看成复眼式的。例如，不仅画面正中的主人公，连他背后的人物动作都描述得分毫不差，实在是可笑之极。
“再说一遍，这种情况作为看电影的经验是否妥当呢？这能算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内体验一个作品所给予的每个瞬间的活生生的经验吗？第一遍没看明白的内容，通过再次观看来确认，就真的能够加深理解吗？这不等于从第二遍开始看第一遍看的电影的所谓总体电影了吗？即两次性的总体电影经验……
“因此，我想要拍出不必重复观看的影片。即想拍成只看一次的以新鲜的眼睛看清一切的电影。我不会大量采用特写镜头（吾良的Close-up的发音很标准），将必须观看的内容指示给观众这样小气的手法。我的原则是在整个画面上摄入全部情景。这样给予看电影的人看清全部细节的时间。
“不言而喻，这和我过去拍的影片有所不同，那些是作为局部的电影。看了我将来拍的总体电影的人，自然而然就看到了整体，没有必要再看第二遍。而且，通过这一次整体的经验，他对于世界的看法也会有所改变……”
再说说那位访问簧先生时，给他讲了吾良的电影构思和古义人打算写作的歌剧故事的洛杉矶记者。古义人没见过那位记者，但知道吾良信任他，对他特别优待。古义人还记得从美国东部来加利福尼亚后，读了该记者有关吾良受到黑社会袭击的详细报道，很受感动。报道说，吾良深夜回家时，将爱车本特利开进车库，正从后排坐位上拿东西时，两个携带凶器的男子袭击了他。一个从背后缚住他的胳膊，另一个用刀划他的脸时，他没有挣扎。记者对这一点特别加以强调。然而，不一会儿吾良突然猛烈地挣扎起来，把那两个暴徒都给掀翻了，还抱住其中一个人的腿，将他压在地上。暴徒胡乱地挥舞凶器，拼命挣脱了……
接下来，记者充满同情地评述说，吾良被缚住胳膊，暴徒用刀子划他的脸时，他完全没有反抗，为什么突然间又反抗起来了呢？那是因为暴徒用刺伤吾良的刀子去破坏车里的装置，因此吾良怒不可遏，不顾大量出血，猛然挣扎起来。两个凶徒根本不是吾良的对手，仓皇逃跑了……
古义人非常清楚吾良愤怒的动机。吾良对于本特利这样上等的东西被破坏是不能容忍的。吾良还没有正式工作的时候，就用第一次挣到的演出费购置了一辆美洲虎，一年后把它寄到了东京，一直珍爱有加。几年后，作为成功的导演带来的财富堆积成为本特利，能与之相比的物质上的——也可以说包括精神上的——令他热中的对象已经不存在于他的现实生活中了。古义人多年来一直感受得到潜藏在吾良生活中的一种虚无主义。
吾良的虚无主义在暴徒攻击他时不加反抗的被动态度上表现得很明显。对于这一点，古义人从少年时代就意识到了，并一直深感痛心。吾良身上有着不惜使自己暴露在有可能遭到毁灭的危险之中的倾向。虽然不到那么极端的程度，却给人以不积极对付降临的危险的感觉。
这种奇特的生活态度曾被一些老师视为傲慢的个性，并因此而讨厌吾良。记得有一位体育老师，据说战争期间参加过亚运会的摔跤项目，是个脸上发着古铜色光的高大男人。每年到了上游泳课的时候，这位教师都要站在白杨树前的高台上向学生提出种种注意事项。其中一条是到了游泳池边，所有人都必须光脚。而吾良却带了双塑料凉鞋。游泳池的水泥地面很粗糙，吾良怕扎疼脚。吾良还大模大样地穿着凉鞋啪嗒啪嗒地从体育教师的面前走过，结果立刻被揪出了队列，还挨了打。由于学生人数多，以及游泳池的容量有限的缘故，古义人他们一个夏季也只能游上三四次，好像每次吾良都穿着凉鞋去游泳池，而且每次都要挨老师的打。
对于吾良与女性的交往，古义人也怀有同样的担忧。在和第一个妻子结婚前以及从离婚后到和梅子结婚的这段时期，古义人偶尔看到的和吾良在一起的女友们，都是些带有浓重阴影的姑娘。无论对于哪位姑娘，不幸的前景——即便不那么严重，却也是麻烦事——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吾良好像正是由于这种复杂的背景而执著于在古义人看来并不那么有魅力的姑娘似的。当古义人得知吾良被流氓打伤时，脑子里不禁浮现出了曾和吾良交往的那些不三不四的女人。
百天Quarantine（二）6
在病房和簧先生说话时下起来的雪，等古义人走出医院正门时突然越下越大了。好容易拦了辆出租车回家，一路上，只见马路上雪白一片。第二天从清晨起，天空就灰蒙蒙的，雪一直下个不停。古义人和阿光怀着难以描述的不安，望着窗外的雪花，一同收听着FM广播里播出的作曲家簧透的死讯。
从那以后一年过去了，又是一个冬夜。到书房来叫古义人起床的千樫把吾良自杀的消息
告诉了他。于是，古义人发现梦幻般的三角形的端点现在只剩下自己一个了。
二十多岁开始步入小说家生活的古义人，在写小说的第二十五个年头，发现自己面前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关口，它不是朝向未来敞开的，而是从过去积淀而成的……如果把前半生对折的话，大约是当小说家以前和以后相重合的时期。
二十五年来，作为小说家的古义人——除去没有有意识地思考过怎么写这个问题的最初几年外——一直是将写什么和怎么写看做互相缠绕的两条藤蔓，仿佛解开这藤蔓即是写作似的写到了今天。
渐渐的，关于写作的意识过于肥大，开始妨碍新的写作了。陷入困境的古义人为了继续写下去，发明了消解苦恼的方法。怎么写实际上在开始写之前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就是说，在茫然找定了目标的阶段，便马上着手写作，否则就总也开始不了。
在此基础上，一行一行地修改所写的东西，就确立了怎么写。把已经写好的东西这样加以确认时，再探究写什么的问题，就不会像是往漆黑的水面上撒网那样盲目了……就这样，古义人才又重新写作下去。
簧先生请古义人写歌剧素材小说时，古义人下了决心。这回一定要弄清楚怎么写之后再动笔。之所以会这么想，是因为这一次有关写什么的问题已经确定了下来。古义人想要写关于十七岁时经历的事件。在十七岁以后的生活中，他不回忆起那件事的日子屈指可数。特别是古义人大学毕业后，和吾良的妹妹结婚前后，为了不想起那件事而思考别的事情，成了他思考的惟一动机。然而古义人迄今为止从未将那次体验写进小说过。
这也是古义人有意识的选择。古义人在头脑里已做好一切准备，时时保持着从正面去写的意识。在结束作为小说家的人生之前，自己怎么能不写写那件事呢？这么一想，才发觉这说明自己正是为了写那件事而成为小说家的。
吾良曾经说过，自己当导演就是为了将来把那件事作为主题，拍摄出长长的全景电影，这引起了古义人强烈的共鸣。
此外，簧先生跟古义人说，要他写作为歌剧素材的故事时，古义人为终于等到了写那件事的机会而感到兴奋。不仅如此，古义人还给好久没见面的吾良打电话，告诉了他自己的决心。吾良虽然不是那种轻易谈起那件事的性格，但古义人相信当时吾良也一定在心里暗下决心要拍出有关那件事的电影。
现在古义人又有了新的证明，即吾良寄来的为田龟录制的最初的三十盘录音带时，正是在簧先生刚刚去世之后。仿佛吾良一边等待着古义人为簧先生的歌剧而写的小说，同时自己开始筹拍电影，似乎现在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
也许吾良的意思是，今后将不得不由自己取代簧先生冲在前面，督促古义人执笔写作。而现在吾良也去了那边。和田龟割断联系的柏林生活，使古义人感受到了深深的寂寥。
古义人在柏林的最后一周，柏林自由大学的讲座已经全部结束，所以有空去前东柏林听康扎尔特的《宗教曲四部作》。
交响乐以其最大的音量使细微的扭曲都得到了回响。壮丽而厚实的音乐厅吸纳了这些音响。合唱团的最强音证明了胜于管弦乐的人类声音之伟大，与整个宇宙匹敌的音乐构造真实地存在于这声音之中。就像神之子的玩具那样，时而显示了可爱的整齐划一……古义人任思绪驰骋着。
尽管古义人想写出像刚才那些歌词般的文章来，可又觉得那是自己的能力所不及的。而且簧先生已经作古，这是无法弥补的，但是古义人梦想着，在不久的将来，自己也去世之前，正视簧先生以及吾良都已不在了的现实，勇敢地正面向那件事挑战。那样的话，自己不就有可能写出人一生中只能获得一次的词语了吗？这固然是陶醉于威尔第①的音乐而出现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