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竹越文次郎的手稿:
    在长达三十四年的警官生涯里,显然是失去的多,获得的少。一张奖状与警官的头衔,就是我获得的全部,然而,它们并不能减轻我内心的痛苦。
    不过,这痛苦和我的职业无关,任何人都无法向他人诉说自己真正的痛苦。也许那些整天游手好闲的人,也会有不为人知的痛苦吧!
    我五十七岁取得优遇退休时,也有部属大感意外。我并不是贪图那百分之五十的退休金,不少人担心退休之后,顿失生活重心,无法适应,但其实,我最担心的是年纪大了,有些警察工作做起来恐怕会力不从心,难免有失误,所以还是选择退休一途。其实,这二十多年来,光荣退休的景象,一直在我脑海盘旋,就像少女对于披白纱的憧憬一般!一直把这些自己亲手写的东西留在身边,其实是相当危险的事。虽然也曾下定决心,只要能顺利退休,就不再碰这些东西,然而,退休后终日无事可做,便又忍不住提起笔来。也唯有在这些当年制作笔录的纸上书写,才感觉自己又恢复了昔日的活力。
    在此我必须将一直恐惧的事坦诚相告。随着地位的提高,责任也随之增加。老实说,早年我并未为我的工作感到烦恼,但是当儿子也选择了同一行业,而且也一路爬升到应有的地位,我的恐惧就愈来愈大,一心期望能平安无事地捱到退休。既然如此担心,何不早点自递辞呈呢?原因是胆小的我连这都不敢做,其原因有二,第一是我认为当警察是我的天职,并无离职的理由;其次是不知该如何面对同事的异样眼光,或作何解释。当然,那件事一旦东窗事发,不论我有没有离职,结局都是一样。总之,不明不白地离职,恐怕只会让我变成被侦查的对象。
    一直在我脑海萦绕,令我心有余悸的,就是发生于昭和十一年的梅泽家血案。在那个黑暗时代里,经常发生一些集体屠杀或神秘事件,梅泽家的事件也是其中之一,这件命案是由樱田门的刑事一组负责侦办的,我当时是高轮警局的侦查组长。那个时期各分局都设有侦查组,由于我的成绩优良,所以才三十岁就升上组长之职。
    当时,我在上野毛买了一栋房子,长子也刚出生不久,可说是意气风发之时。然而,我永远也忘不了昭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晚上发生过的事。使我卷入这不幸事件的,就是发生在上野毛的金本一枝命案。包含一枝命案在内的梅泽家命案,战后成为家喻户晓的奇案,一般人虽然都认为一枝命案和梅泽家的数条命案或许无关,不过,以下我所记述的事实,也许可以证明这是个错误的判断。
    年轻时,我为了争取晋升的机会,工作得格外卖力,经常早出晚归。但是升上组长后,我每天总是准时六点下班,走到那一带大约是七点多,所以如果对方是早有预谋,要引我入陷阱,是很容易达到目的。那天我走出车站,大约走了五分钟时,突然发现前面有个穿着黑色和服的女人蹲在路边。当时路上并无其他行人,她双手捂着肚子,发出痛苦的呻吟声。我还记得当时她说:“我临时腹痛如绞,只好蹲在路边休息。”一听说她就住在附近,我就发挥人民保姆的服务精神,送她回家。我把她抱进屋子,让她躺着休息后本想告辞,她却留我多坐一会儿。一问之下,才知道她是一个人独居。坦白说,我对太太一向很忠实,不过,我也不认为夫妇以外的男女关系是一种羞耻。我敢发誓,当时我绝对没有打她的主意,只有当她哀怨的表情及敞开的裙摆映入眼帘时,我就把持不住自己的欲望了。
    虽然我到现在还猜不透那个女人的心理,可是当听她说自己是个寡妇时,便猜想她可能是难耐空闺寂寞。事实上,当我拥抱她时,她也一再地在我耳边重复:我好寂寞哦!后来,她还频频向我致谢,并叫我不要开灯,赶快回家,否则家人会为我担心。她还说:我只是一时熬不住寂寞,请你忘了我吧!我绝对不会对别人提起刚才的事!
    我摸黑穿好了衣服,遮遮掩掩地走出大门,然后一面走一面想,觉得自己好像被狐狸精迷住了。我也想到:或许她的腹痛是装出来的。嗯,我愈想愈有可能。她会不会是连续剧里经常出现的女骗子?我摸摸口袋,钞票一张也没少。看来如果她刚才是装病,也是难耐深闺寂寞,才出此下策吧!于是,我内心毫无罪恶心,反而庆幸自己救了她。看她刚才的样子,绝对不会对外透露口风,只要我也保持沉默就没事了。不过,就算被我太太知道了,也没什么关系。
    我回到家时大约是九点半,比平常晚了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就是我和她在一起的时间。
    第二天什么事也没发生,直到第三天(二十五日)早上,我才得知她的死讯,并由报上得知她叫金本一枝。报纸以不小的篇幅报导这件命案,同时也刊登了她的照片,但是我觉得照片和她本人不太像,或许那是她年轻时的照片。我装出毫不知情的样子,逃出了警局。一枝家虽然距我家颇有一段距离,但是如果我事前即得知消息,理当先到现场调查。因此,我不敢细读报纸的内容。
    据报载,一枝的尸体是二十四日晚上八时许发现的,也就是我下班回到家以后的事。最让我惊讶的是一枝死亡推定时刻。如果说是二十三日晚上七到九时之间,正好是我和她在一起的时间。虽然我一向粗心,记不得正确的时间,然而我记得在距上野毛不远处遇到她时,大约是七点半,或是再晚一点,不过绝不会超过八点。既然那个时候一枝还活着,在那之前更不成问题,然后我送她回家,等我从她家出来时,大约是八点四十五分或八点五十分。
    根据研判,凶手可能是一个小偷。这个小偷在一枝面向梳妆台时,击毙一枝。从时间上推算起来,那个凶手极可能和我擦身而过,也可能一直躲在屋子里,等我和一枝燕好过,我离开之后,在一枝坐在梳妆台前,梳理散乱的头发时,下手杀了一枝。这个案子里,最令我忐忑不安的,就是警方研判一枝曾经被强暴,还查出强暴者的血型为O型。而我的血型的确是O型。
    回到家以后,我也不敢再看有关这个命案的消息。报纸对于一枝命案的报导,不像阿索德命案那样大篇幅,所以我也不清楚报纸如何报导一枝的命案。但是,我想报纸应该没有报导一枝曾被强暴之事。我之所以知道,是从警察局里听来的。尸体身上的和服,和我看到的一模一样;被当作凶器的花瓶,也确实放在那间屋子的桌子上。只是,没想到她竟然已经三十一岁了,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也许是为了诱惑男人,而刻意打扮吧!当时,我心满意足地拥抱着她,事后,她隔了一扇纸门在隔壁梳头发,谁知道就此香消玉陨。我很同情这个和我有一夜情的女人,也对杀人的凶手相当愤怒,不过,由于辖区不同,我也没理由公然参与侦办这个事件。
    就这样又过了几天。四月二日我突然收到一封限时信,上面写着竹越文次郎亲启,邮戳是四月一日,寄信处是牛进局,一开头就写着:看完之后,请立刻将此信烧毁,一切依指示行事,请谨记于心!
    信的内容大致如下:
    我们是为皇国之利益而行动的地下组织。关于三月二十三日发生于上野毛的金本一枝命案,我们已掌握确实的证据,证明是阁下所为。阁下身为治安人员,却知法犯法,实在令人深感遗憾。阁下的罪行本该被绳之以法,但有鉴于目前时局动荡不安,我大和民族自应团结一致,不宜自相残杀。故特赐下一戴罪立功之机会,以赎前愆。
    此任务之具体内容为:处理六具女尸。这些少女均是中国间谍,虽已处刑,却不能公开。因为一旦引发中日战争,后果堪虑,故不得不故布疑阵,使世人误认为这是一般民间的无头怪案。因为本组织之人员无法出面,也不能使用本组织之公务车。希望阁下能自行调度车辆,在指定的时间内,依照指定的方法,到指定地点,遗弃此六具尸体。另外,请阁下了解:一旦事迹败露,你和本组织毫无关系,一切责任均由阁下自行负担。六具尸体已置于阁下犯案的金本一枝住宅的仓库,行动期限为四月三日至四月十日。希望阁下在夜间行动,并且严禁向当地人问路,原则上也不准在餐馆逗留,不要留任何痕迹。此事攸关阁下生死,请牢记于心。随函附上一张地图,也许资料不够充分,但希望阁下能及时完成任务。
    就记忆所及,那封信的内容大概是这样。我当然大吃一惊,可是直到那时才发觉,要是有人指证我是嫌犯,我也很难找出有力的证据,来洗刷自己的冤屈。
    不管我和一枝一起进入她家,以及从她家出来时,是否有人目击,一枝的死亡时间推定是七点到九点之间。我是七点半到她家的,当时她当然还活着。然后,我离开时大约是八点四十五分到五十分。换言之,那段关键时刻的大半,我都和一枝在一起。我被冤枉的可能性仅仅只有九点之前的这十分钟而已。更何况死掉的一枝体内,还残留着与我燕好的证据,只要警方传讯我,就会认为凶手是我吧!我在绝望之余,隐隐感到自己的警官生涯已接近尾声了,唯一的补救之道,就是依照这个地下组织的指示,圆满达成任务。
    我知道当时的确有某些秘密组织的存在,对我这种低阶警官来说,他们几乎不像是现实生活的人物。但是,要是他们的组织十分严密,相心必不至于言而无信。更何况,他们既然一连杀了六名少女,应该也会极力隐瞒吧!
    我继续看信,却又吓出一身冷汗。本以为只要把尸体丢在一个地方就好了,没想到却必须把尸体散置于日本各地。这件任务相当艰巨,即使通宵工作也无法在一天之内完成。信上除了指定各具尸体的遗弃地点之外,连行程的顺序,以及洞穴的深度也有详细的说明。幸好信中不只写出弃尸地的地点,还画出地图,注明在某座矿山附近。要是没有这些说明,我想我根本找不到那些地方。但是,我又同时觉得拟定这个计划的人,一定也没到过这些地方,否则他应该把地图画得更仔细才对。为何要如此大费周章地把尸体散置各地?我至今仍然百思不解。不过,也许是为了制造悬疑气氛,而故布疑阵吧!只是,我无意中发现了她们的身体被切断一部分的理由。因为,这么一来,正好可以把她们放在我的凯迪拉克车的后座,否则就很难办了,我想应该是为了运尸方便起见。
    第二天,我几乎什么事都没做,只是一个劲儿地胡思乱想。我根本没有杀人,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才能保住性命呢?不过正如前述,所有情况都对我十分不利。尽管我没有杀人,然而和一枝做爱却是事实,如果要证明,就不得不供出这段事实,而这段事实却足以使我背上败坏警纪的罪名,受人唾弃。到那时,不但我的名字会上报,也会害家人蒙羞,甚至走投无路。说起来真是不可思议,当时我内心竟然燃起一股求生欲望。也许,在人生的旅途中,每个人都会面临一次生死关头的抉择吧:我才三十岁就担任侦查组长,家中又有娇妻稚子,绝不能轻易被打倒。于是,我下定决心了!
    昭和十一年时,不但我没有自用车,就连周遭那些收入比我高很多的同事,也没有人拥有私人汽车。局里虽然有公务车,可是这件事并非一、两天即可完成,所以也不能向局里借车。左思右想之后,终于想起一个因犯诈欺罪而认识的建筑商,由于他暗中经营不法事业,所以对我极力讨好。事后回想起来,若不是和他有这段渊源,运尸的交通工具就没有着落了。
    至于警局方面,由于我是个从不休假的模范警员,所以只编了一套谎言,说太太染病,想送她到娘家附近的花卷温泉疗养,就轻易得到一周休假。其实我的东北之行并非谎言,我打算旅程途中在花卷小憩,并买些当地的土产分送同事。四月四日早上,我对太太说即将远行,要她做三天份的饭团。四月五日是星期天。由于时间相当紧迫,于是我四日半夜即启程,先到一枝家里运出两具尸体,然后往关西的方向出发。
    根据那封信的要求,我必须按照顺序,将这些穿着衣服,被切割过的尸体,掩埋在不同的地方。这些有如畸形儿的尸块,如果不尽快处理,势必会发出臭味,引来注意,到时候上野毛的一枝家,一定会再度招来搜查,所以我不得不立即行动。幸好当时与现在不同,即使深夜在国道上行走,也不必担心被拦下来查询,就算被查询了,只要我亮出我的警察证,应该可以顺利过关。
    由于路途遥远,所以直到第二天晚上我才抵达第一个指定地点:奈良县的大和矿山。我先在滨松附近的山林假寐了片刻,等待夜深才动手埋尸。四月的夜晚并不长,实在不适合做这种事,因为我顿然察觉埋尸工作必须花费许多时间。由于怕触及当时的恐怖景象,故不想再次描述细节,不过,在埋尸过程中,曾有几次心脏几乎停止跳动。因为山路崎岖,为了节省燃料,走得很辛苦,我虽然准备了三罐汽油,还是不太放心。当时的汽油行很少,如果到那里再买汽油,一定会让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至少在尸体尚未掩埋之前,我不想在汽油行露面。
    信上指定的埋尸地点依序为奈良县的大和、兵库县的生野、群马县的群马、秋田县的小板、岩手县的釜石、宫城县的细仓。
    我借来的凯迪拉克汽车,没办法一次运六具尸体。虽然也曾考虑使用卡车,可是又想到借车时必须亮出警察证,只好打消此念。因此,只好以东京为界,分两次进行,原则上一次处理三具尸体。不过,因为群马是指定的第三个地点,埋第三具尸体,与进行第一天处理时,必须来回经过东京,也就是说,必须载着一具尸体回到东京做补给,再上路。所以我决定第一次只处理两具尸体。奈良和兵库两地,我都按照指示,各挖了一百五十公分的深洞。前一次的洞挖得深,只处理两具,后面的洞挖得浅,多处理几具,这样也不失平衡。
    按照指示的顺序掩埋尸体,确实让我感到不安。是不是对方另有用意?或许对方会在途中埋伏,监视我的行为,并且设下陷阱。但是,就算是那样又如何?我只能依照信中的指示做。
    六日清晨两点,我在大和矿山开始作业。一个人挖一百五十公分的大洞,的确是超乎想像的辛苦。我一直挖到黎明时分才挖好,挖好之后就累得倒头就睡。
    傍晚时,我忽然感到有点异样,睁开眼睛一看,有个奇怪的男人用布巾包住脸,只露出两只眼睛,正在向车里面窥探,我吓得差点停止呼吸。心想:这下完蛋了。不过,对方显然是智障儿,我一跳起来,他就溜掉了。当时尸体用布覆盖着,也没什么臭味。由于当地人烟罕至,而且就算心里发急,也没办法做任何事,只得等到黄昏才出发。
    生野的工作也非常辛苦。不过,我自我安慰地想:深的洞只剩下这里和另外一个了。
    回程的七日那天,我在大阪加满了油,连带来的汽油罐都装得满满的。回到家已经是八日下午了。只埋了两具尸体,就花掉四天时间。我的休假只到十日止,看来是来不及了。于是在家饱餐一顿之后,交代太太说若有电话,绝对不可以接,当天晚上又载了另外四具尸体,踏上旅途。预计十日到达花卷后,立刻和警局里联络,推称太太的病势恶化,等病情稳定之后,立刻打电报或写信回去报告。幸好接下来的十一日、十二日正好是周末和周日。
    九日清晨,终于抵达高崎附近。这里是人迹罕至的山径,连睡觉的地方都很难找。九日傍晚我再度出发,半夜抵达群马矿山附近,又开始挖洞理尸。和一百五十公分的洞比起来,这次的工作着实太轻松了。因为依照指示,只要刚好把尸体盖住即可。接下来,从十日凌晨起,就马不停蹄地赶路,经过更曲折崎岖的山路,终于到了白河。
    十一日凌晨三时左右,终于抵达花卷。我在当地的邮局寄出一封限时信,信上说预计十五日可以回去销假。如果按照这个速度,不可能提早完成,所以我决定不用电报。
    十二日的清晨,完成了小板矿山的工作。当时因迷途而耽搁不少时间,所幸后来也如期完成任务。
    十三日凌晨,完成了岩手县釜石矿山的工作,十三日半夜,最后的宫城县细仓矿山的任务也圆满达成,至此,总算大功告成了。根据信上指示,弃置在细仓的尸体不一定要掩埋,所以我也乐得轻松。不过,该处离林道不远,可能很快就会被发现。果然不出所料,那具尸体十五日就被发现了。
    十四日的凌晨,我回到福岛附近。这一个礼拜来,几乎是不眠不休,也不曾进食。到了后半段,我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已近乎疯狂,只知拼命工作,根本无暇思及自己在做什么。
    总之,十四日深夜,我终于平安地回到东京。当天晚上,我整个人瘫在床上,像一团烂泥。
    回想起来,当初骗妻子病重的谎言,实在很高明。当我十五日回到警局时简直判若两人。我的眼眶深陷,两眼布满血丝,下巴变尖,身体也瘦了一圈,不但妻子深感讶异,同事及部属也惊诧不已,都认为我是为了照顾病重的妻子,而劳累过度。当时的我虽然年轻力壮,也禁不起这种折腾,后来还因此多次在执勤时昏倒或作呕。大约过了一个星期,体力才逐渐恢复。我想,要是弃尸的指定地点再多一个,那我一定会完全崩溃。不管怎么说,完成了那个工作之后,我人生中的劫难算是已经消除了。幸好当时我年轻力壮,才能完成任务。要是在那之前或之后,恐怕就没有那么顺利了。因为,在那之前,年纪尚轻,又无地位,根本不可能休那么多天假;在那之后,则体力不济,无法完成任务。而自此之后到退休离职,我再也没有缺勤过。
    不过,我内心的不安,却并未随着体力的恢复而消除。当陷入忘我之境的时刻过去,心中随即闪过一丝疑问,我是否中了圈套?虽然那封信上说我是凶手,不过实际上对方知道我并非真凶,只是把一枝遇害的情况,造成凶手就是我的假象。然后再利用我,要我把尸体运到各地丢弃。不过,尽管我知道事实如此,又能怎么样呢?当时我实在别无选择。这个疑惑,从十五日早上,最后被我弃置的尸体在细仓被发现的消息传入警察局时,便和突然涌上心头的心痛一起,不断地在我心中扩散。
    其后,另外几具尸体也陆续被发现。每一次我都尝到心悸的恐怖。正如我所想的,埋得较浅的尸体较早被发现。不过,直到第二具尸体被发现时,我才发现这就是被称为阿索德命案的梅泽事件。在那之前,我只听到过梅泽家占星术杀人案的名称。但是因为公务繁忙,并不清楚一枝姊妹的种种。若由一般人的常识来判断,这个事件很显然是灭门血案。可是调查后发现,一枝的丈夫虽是中国人,应该不至于使她的妹妹也被怀疑是间谍吧。这么说,以地下组织之名,叫我做埋尸的工作,根本是骗人的!自己被利用的事,让我的自尊受到很大的伤害。因为我一直相信自己之所以答应都么做,一方面固然是被当时的情势所逼,另一方面也是受到爱国心的驱使。
    埋在釜石矿山的尸体,于五月四日被发现,七日又掘出埋在群马矿山的尸体,然后是三具埋得较深的尸体,十月二日发现里在小坂矿山的尸体,十二月二十八日发现了生野矿山的尸体。至于大和矿山的尸体,则直到次年的二月十日才被发现。
    警察局的同事一直在谈论这一连串的事件,让我觉得毫无容身之地。然而,让我从无地容身的状况下得到解脱的,竟然是阿部定事件。
    逮捕阿部定的经过,至今仍历历如绘。五月二十日下午五点半。他用大和田直的假名,投宿于品川车站前的品川旅馆时,被警方逮捕。品川车站属于高轮派出所的辖区,所以破案的功劳,就由找的同事安藤刑警获得。由于阿部定案的侦查总部设在尾久警局,所以当夜双方的刑事组员,都围着安藤,举杯同贺,所有高轮警察局的同仁,都陶醉在破案的甜蜜里。我才得以喘一口气。
    六月,我得到阅读梅泽平吉的手记的机会。平吉的手记被誊写了很多份,在各警局之间传阅,因此才得知有关制作阿索德的想法。不过,我对于这个手记的内容,仍是半信半疑。由于我是当事人,所以知道那些身材娇小的少女,被切断二、三十公分之后,搬运起来格外方便。因为,当时我一直有个先入为主的观念,那就是凶手之所以毁尸,主要是为了运尸方便。不过,至于为何要分别弃置于不同的地点,我就想不明白了。
    从此,我深深迷上这个事件,并一再地思索答案。我个人的结论是:凶手是醉心于平吉思想的某一个人,这个人为了制作阿索德,而对六名无辜的少女遽下毒手。除了这个理由外,我实在无法解释这个命案的杀人行为与动机。而我,竟成了这个狂人的助手。不过,我仍有不解之处。就算弃尸地点有西洋占星术上的特殊含意,但是为何大和与生野的尸体,比其他地方埋得更深,而细仓的尸体又为何不加掩埋?这其中的文章,都和占星术脱不了关系吗?
    我忽然想到,是否以洞穴的深度,来调节被发现的时间呢?不过,为何小坂、大和、生野三处的尸体,要较慢被发现呢?这三具尸体,并没有明显的特征,而且腐烂的程度也不是特别厉害。我在埋葬尸体之前曾经检查过。如果真是那样,也可以理在别的矿山,或离矿山较远处,即使挖的洞很浅,也不容易被发现。说起来都因为有了平吉的手记,才会较早被发现。为什么一定要依照平吉手记所述,弃尸于产相关金属的矿山呢?其理论上的根据究竟是什么呢?看来,只有归咎于占星术,或疯狂的行为吧!
    另外还有一个更大的疑问。我认为梅泽家除了一枝之外的六个表姊妹,根本不可能是间谍,那只是凶手假借地下组织之名引我上钩,为他处理尸体的手段。不过,一枝的行动又该作何解释?这一切都是由她的行动引起的。是否她早就有意引我上钩?我虽然也想过,会不会是凶手无意中发现我和一枝的奸情,才想出这个借刀杀人的阴谋?不过,这也不太合理,因为阿索德命案显然是早有预谋的,凶手早已决定杀害六名少女,然后考虑了许久,才找到担任运尸工作的最佳人选——我。因为,既拥有驾照,运尸时即使被发现,也能随口搪塞过去的,除了警官之外无他。若是一般老百姓,很容易被逮捕,就算自称是医生或科学家做为研究之用,也很难逃脱罪责。而且最重要的是,谁会想到警察就是犯人呢?因此,一枝自然是和凶手一伙的,她的任务就是引诱我,使我自投罗网。
    那么一枝为何会被杀呢?不,这个问题本身即有矛盾。凶手既然想利用一枝的死来威胁我,就表示一开始就决定置她于死地。如果一枝早就明白自己难逃一死,还愿意为凶手做如此大的牺牲吗?或是凶手并未告诉她实情,而以别的理由说服她?那么,那又是什么理由呢?既然早已预谋杀人,除了逼我为他运尸之外,还有什么理由?也许一开始时只是预定以我和一枝的暧昧关系,作为威胁我的利器。至少,凶手是让一枝误以为是这样的吧?不过,这样的理由也牵强。以我和女人的暧昧关系,来威胁我,事实上并不会有太大的效果;更何况不是我去强迫她,而是她来引诱我的。
    此外,我又突发奇想,作出以下的推论:一枝就是凶手,她杀了六个人,并预先写好那封匿名信,然后故意引诱我,再故布疑阵造成他杀的假象而后自杀。——因为我只收过那封信,之后就再无任何联络。刚接到信的时候,我本来还想辩驳一番,却因为信封上并无寄信人的地址,使我无法回信。于是我不禁怀疑:是否寄信人已死,才无法再来信?
    不过,这种假设似乎也不可能。首先,一枝是被击伤后脑而死的,就算她可以事先在镜台沾上血迹(她的身体均无其他外伤),也不可能做出类似后脑部被重击的自杀行为吧!况且凶器显然是玻璃花瓶,无论怎么说都应该是他杀。
    另外一个重要的疑点,就是我最后见到一枝时,是三月二十三日,而那六个姊妹已被证实在三月三十一日早上仍然活着。一个已死的人怎么可能行凶呢?
    我是个倒楣鬼,平白无故地被卷入这桩诡异、荒谬的事件,被迫成为神秘凶手的共犯。一般说来,无论任何刑案,都会随着时间的消逝,而自人们记忆中褪色,但这个案子却是例外。战后不久,这一连串的命案,竟然成为脍炙人口的“梅泽家占星术命案”,许多读者在看完书后,也纷纷把他们的感想或搜集到的资料,寄到侦查刑事组。每当同事从小山般的投书中,发现有价值的线索而发出欢呼时,我就再次意识到自身的危机。看来,我只有到退休后,不,即使退休,也不能减轻内心的不安。
    我被调任到樱田门侦查一组,也可算是运气不好。现在的一组是专门负责纵火案件,和帮忙处理火警现场的单位,但是当时的一组只有四十六名组员,却还要负责现在三组、四组负责的欺诈、防火、不良份子、强暴、强盗案,因此每天都会听到一些让我的心脏几乎停止跳动的事件。当时高轮署的副长小山先生,看中我的沉稳与经验,就调我到尚有空缺的一组,专门负责处理诈欺案。
    昭和十八年时,战事十分激烈。对我而言,负责处理诈欺事件,真是另一种不幸。因为我不得不对那个曾借我凯迪拉克的建筑商徇私,因此,我的不安又再度扩大。由于空袭频繁,警政署也各处疏散,我们遂移驻于浅草的第一女高。当时,我真宁愿自己被征去当兵,战死沙场。不过,由于干部均需留守,所以尽管许多同僚都开赴战地,我却接到缓召的通知。这件事也增加了我的痛苦。当时还不满一岁的儿子文彦,日后竟也选择了警察这一行,女儿美沙子也嫁给警察。至此,我的苦恼更是有增无减。
    由于我是没犯错、不请假、不迟到的模范警察,而且每次的升级考试都通过,在退休之前,已经做到警视之职,在别人眼中看来,我的警察生涯可说是一帆风顺。然而,我最热切盼望的,却是退休之日。虽然大家对我的离去感到惋惜,不过,对我来说,退休之日,就是我走出监狱大门的日子。
    昭和三十七(一九六二)年,我正好五十七岁,自从昭和三年进入警界以来,已经度过三十四年充满痛苦的警察生涯。那一年,是涉嫌杀害梅泽平吉的昌子死于狱中的两年后,也是所谓占星术杀人的推理风气最盛的时期。我不仅熟读所有和事件有关的书籍,就连电视及收音机的特别报导也不放过,不过,却仍然得不到更进一步的资料。彻底休息了一年以后,我又振作起来了。当时我还不到六十岁,而且自认身为刑警的办案能力并未衰退,乃下定决心,要在有生之年查个水落石出!
    我访问了梅泽家,也到过梅迪西,见过事件的关系人。当时东京正在举行奥运。昭和三十九年十二月时,和占星术杀人事件有关的人,只剩下吉男之妻文子与富田安江两人。我还记得她们各是七十四岁与七十七岁。
    梅泽文子把梅泽家的老房子改建成公寓,在此度过残生。她没有子孙,是一个孤独的老太婆。战争时,吉男已超过五十岁,所以没被征召,不过,我去拜访她时,她说吉男不久前才过世。
    至于富田安江,她把银座的店卖了,搬到涩谷,开了一家同名的画廊,交由养子经营,自己独居于田园调布的公寓。据说后来平太郎战死沙场,她便向亲戚领养了一个孩子。虽然养子经常来照顾她,毕竟还是晚景凄凉。
    平吉的前妻多惠,在我拜访她之前已经去世,不过她得到大部分遗产,想必生活也很富裕。说起来,这三个女人的晚年,都不愁衣食,在那个时代来说,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其他人都死了。
    不过,如果说这两个女人之中,有一个是凶手,还是令人难以相信。而且,不管是吉男还是平太郎,就像那些业余侦探所研判的,我也不认为他们会是凶手。事实上,我还在警界服务的时候,心中就有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和平吉手记中曾提到过的,住在品川的昌子的前夫有关。
    我认为无论警方或民众,都太疏忽村上谕这个人了。于是我决定退职之后,一定要对他彻底追查。战前,警方办案时多半对嫌犯彻底追查,然而,对于有头有脸的人物,却不敢造次。以村上的条件看来,如果妻子犯了罪,一定会带着女儿前来投奔吧。
    我带着警视的名片去品川的村上宅访问时,他已是隐居于豪华巨宅内的老人了。他虽然老态龙钟,表现出八十二岁老人的姿态,眼光却依然锐利,隐隐可见年轻时的精明。结果,我大失所望。不但看不出他涉案的嫌疑,反而被对方教训了一顿,说我轻视了战前的调查。我才知道当年他也已经被彻底调查过了,只好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当时的舆论界,对于战前特务机关之说言之凿凿,这么说来,也许我接到的信是真的。另外,若凶手是平吉手记中的人物之一,那么,杀害平吉、一枝、阿索德的凶手,也可能各不相同,或者是数人一同作案。
    虽然一般人都极力主张应先找出阿索德,不过,我对于阿索德的存在却始终存疑。在我所知的例子里,有些被亲族集体谋杀的受害者,他们遭受分尸的原因,可能是杀人者对死者的积怨太深,或为了运尸方便,我想梅泽家的惨案也不例外。而且由于这件命案共有六名死者,处理起来更加费神。
    我虽然不相信阿索德的传说,不过,如果说那六名少女身上残缺的部位,真的都被集中在一起了,我也不认为会如谣传那般地被制成标本,我以为应该会被放在和平吉有渊源的地方,或埋在平吉的墓地附近。因为,凶手也许是和平吉有关的人,或信奉平吉思想的人,于是为了平吉而犯案。所以我也曾去平吉的墓地探查,却发现其四周紧邻着别人的墓地,而且附近的小路都是水泥地,似乎不太可能埋在那里。不过,也可能是埋在墓地附近的空地,只是我独自一人很难深入调查,再说真凶也不太可能是平吉思想之信奉者,因为平吉不善于交际,和他交往的人,只限于在“梅迪西”或“柿木”所认识的少数几个人。他比较常去“梅迪西”,至于“柿木”,大约一个月才去一次,所以不算熟客。虽然他也曾光顾过碑文谷或自由丘一带的酒店,可是因为他总是一个人坐在角落喝闷酒,所以老板娘或其他熟客也很少搭理他。而且,根据侦查一组的调查,平吉在“梅迪西”和“柿木”认识的人,还不到十个。说也奇怪,“柿木”的老板娘里子,居然和个性木讷的平吉十分投契,还为他介绍了几个志趣相投的客人。那些人多半是柿木的老主顾,其中一个就是平合手记中曾提到过,经营人偶模特儿工厂的绪方严三。
    当时,绪方在距酒店不远的目黑区柿木板开工厂,雇有十多个工人,在当地有点名气。昭和十一年时,他四十六岁,而里子则是三十多岁的寡妇,也许绪方看上风韵犹存的里子,所以几乎每天晚上八点就到“柿木”报到。
    平合很欣赏绪方,认识他之后的四、五天,也是每天都去酒店。他们一起畅谈模特儿的事,平吉也到工厂参观过。不过,绪方的态度不如平吉热络,不管怎么说,他都不可能对平吉那种荒诞不经的论调产生兴趣。
    绪方也许是在里子面前故作姿态,他处处表现出自己是白手起家的大老板,对于心思细密的艺术家不屑一顾,因此他绝不至于为了平吉而闯下大祸,而平吉也不可能对那种充满市侩气的人吐露心声。况且,平吉遇害时,他正在工厂赶工,所以他既无动机,又有不在场证明。一枝被害时,他虽交代不出正确的行踪,然而,阿索德事件发生时,他却连日都在工厂或“柿木”出现,故无太大嫌疑。
    说到可疑的人物,绪方的职员安川的嫌疑,反而比绪方更大。平吉到工厂参观时,绪方曾介绍他们认识,后来,绪方带安川去柿木喝酒,又遇到平吉。除此之外,他们是否又有来往,则不得而知。也许安川会对阿索德产生兴趣吧!
    平吉被杀的时间里,由于当时安川和绪方在一起,所以他和绪方一样没有动机,也没有嫌疑。至于一枝及阿索德事件,他也有不在场证明。不过,仍然有一部分人也认为有深入调查安川民雄的必要。当年他二十八岁,后来应召入伍,战时曾受过伤,现在应该住在京都一带。虽然他也是少数仍存活的关系人之一,我却没有去找他。不过我已查出他的地址,有生之年一定要见他一面。
    另外一个名叫石桥敏信的画家,也住在柿木坂,当年三十岁,刚好和我同年。他家世代经营茶行,是个业余画家,巴黎是他最向往的地方,所以他会专程去柿木,一来听平吉谈他在巴黎生活时的种种,二来藉机亲近里子,因此成为柿木的常客。
    他现在也还在柿木坂经营茶行,我去访问时,他谈及战争之事,庆幸自己得以死里逃生,并且说现在已经不画画了,但是有个女儿就读于美术大学。因为他刚从向往已久的巴黎回来,所以兴匆匆地说着巴黎的种种,并且告诉我:平吉当年提起过的餐厅,现在还在营业,让他十分感动。光是这个话题,他就聊了将近一个小时。他说曾在柿木和平吉交谈过几次,也曾去过平吉的画室。但是因为平吉的态度相当冷漠,好像并不欢迎他前往,所以自此保持距离。平吉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不过,偶尔也会像中邪似地喋喋不休。据石桥说,那个时代的艺术家大都是喜怒无常的个性。
    “柿木”已经不在了。里子自那之后也成了绪方的人,不过绪方是有妇之夫,所以把工厂交给儿子管理,自己则和里子搬到花小金井。
    我和石桥在茶行上面的接待室谈得很投机,他个性开朗,胸无城府,实在无法把他和那么可怕的命案联想在一起。他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又缺乏动机。临别时,他还一再要我再去看他,态度十分诚恳,当时,我也认真地想再次去找他。
    平吉在柿木认识的朋友,只有上述三人,其中以人偶模特儿工厂工人的安川民雄最可疑。
    也许里子也该被列入嫌犯之一,不过她也有不在场证明,而且和平吉无深仇大很,应该没有杀人的动机。
    其次再谈谈平吉在富田安江所经营的画廊咖啡屋“梅迪西”的交游情形。这里可以说是中年艺术家的沙龙,因为安江人缘颇佳,所以常有画家、雕刻家、模特儿、诗人、剧作家、小说家、电影工作者,在此高谈阔论。平吉虽然经常来此,但是,这里并不是他心目中的好去处。平吉不喜欢好辩多话的人,当那些人在座时,他都有意避开,刚好那些剧作家电影工作者都是这类人。在那帮艺术家之中,平吉欣赏的只有三个人,最多也只能勉强算四个。
    若要从那些人当中选出最怪的人,那就是雕刻家德田基成。德田是个恃才敖物的鬼才,他的工作室在三鹰,当年四十多岁,在艺术界颇有名气。平吉深深感受到德田的魅力。如今想起来,平吉之所以产生制作阿索德的念头,或许多多少少是受到德田的影响。德田日后也曾被侦查组调查,所以我在偶然的机会里见过他。他形容枯槁,夹杂着银丝的长发乱成一团,任谁看来,都会同意他就是阿索德的创造者。不过,最后终因证据不足,德田还是被释放了,其中最大的理由就是他没有驾驶执照。只有我知道凶手根本不需要驾驶执照。德田的旺盛创作力一直持续到死前为止,位于三鹰的德田工作室,现已经改名为德田基成纪念馆,展示德田生前的作品。
    昭和四十年正月,我正想去找他时,他却突然去世了,所以未能和他碰面。阿索德之事姑且不论,他完全没有杀害平吉或一枝的动机。因为他从未去过平吉的画室,也从未见过一枝。此外,根据他太太的说法,阿索德事件发生时,他也有不在场的证明。
    平吉在梅迪西交到的朋友,还有个叫安部豪三的画家。他是平吉的学弟,个性豪爽,和郁郁寡欢地平吉却成为好友。昭和十一年时,安部的反战思想反映于画作上,因此被宪警视为眼中钉,同行的画家也对他敬而远之。不过,当时他才二十出头,和平吉的差距太大,所以除了在梅迪西之外,两人应该不曾碰面,而且他也不曾去过平吉的画室。当时他住在吉祥寺一带,距离目黑的平吉住处相当远。
    安部和津轻出身的作家太宰治同乡,当时太宰治也住在吉祥寺一带,据说他俩是很好的朋友。不过,太宰没去过梅迪西,所以也没见过平吉。安部不但缺少杀人的动机,甚至连梅泽家在哪里都不知道。虽然不在场证明不是很清楚。一组也就不再追查他。他当时似乎已有妻室,后来入伍随军到大陆,但是由于他的思想有问题,所以服役时当个二等兵受尽折磨直到战争结束。战后,他和妻子离婚,又娶了年轻女子,一起到南美流浪,昭和三十几年死在故乡。他在艺术界虽小有名气,成就却不大。
    安部的未亡人现在在西荻洼开一家叫“格列尔”的画廊。我去过那里,里面挂满了安部的画,以及太宰治写给安部的信。不过,由于她是战后才认识安部的,所以对梅泽事件一无所知。
    另外一个在梅迪西认识的朋友也是画家,名叫山田靖。他和平吉并不很熟,也不因他艺术家的身分,受平吉影响,是个个性随和的人,在“梅迪西”出入的客人当中,除了老板和前面提到的两人能和平吉气味相投之外,山田算是还能聊上几句的人。当时他已四十多岁,住在大森。出乎意料的是,平吉居然到过他家两次。不过,与其说这是山田的魅力,不如说是其妻绢江身为作家的魅力来得更恰当。
    绢江以前当过模特儿,后来成为著名的女诗人,当时也是四十岁左右。平吉一向对朗波、波特莱尔、沙特的书兴趣极大,画室虽然连美术类的书籍都特意的避免,但主屋放了不少。他这方面的嗜好恐怕是从他和绢江之间的接触才得以知晓。因为绢江对平吉在手记中提到受到极大震撼的安德列·未佑也十分熟悉。
    不过,山田夫妇缺乏杀人动机,也有不在场证明。昭和三十年前后,这两人也相继辞世。
    说起来,梅迪西的熟客中,和平吉有来往的只有上述四人,再加上柿木的关系者,共计七人。若问及这七人当中是否有凶手,答案应是否定的。就算这七个当中有人是凶手,恐怕也只涉及阿索德事件,至于平吉和一枝,他们均缺乏杀人动机,他们甚至都没见过一枝。而且,若要指出谁是涉嫌阿桑德事件的人,大概只有安川民雄吧!这也是因为一组的搜查不够彻底,令人难以信服。由于在直接关系人当中找不出嫌犯,只好把侦查网随便地扩大到这七个人身上,他们就是所谓的补助性当事人。如果在直接关系人中找得到犯人的话,他们根本不会成为调查的对象。
    平吉不善交际,除了上述几人外,应无较亲近的朋友。或许他还有秘密交往的老友,可是,警方追查的结果,却是一无所获。
    这个事件令人想不透的地方,就在于它是由三个命案组成,而且这三个命案虽然个别并不是没有嫌犯,但他们不是已死,就是后来被杀了。
    关于平吉的命案,可以说全部家人都有杀人的动机。不过,可能下手行凶的昌子与六名少女当中,后者后来也遇害了。因此,杀害这些少女的凶手,当然是另有其人了。
    至于一枝命案,由于大家都缺乏杀人的动机,故只能推断是窃盗杀人。
    而阿索德命案,亦即六名少女的命案,更是匪夷所思。因为有杀人动机的人,应该只有已经被杀而不在世上的平吉。
    不管怎么说,这三个命案都只能想成各有不同凶手犯下的案子,不过,若把这些互相矛盾的线索,勉强地加以组合的话,大概可以归纳出一种可能。
    那就是:平吉被少女们杀害,某个深爱平吉的人为了复仇,杀了那六名少女。而让别人误以为平吉是凶手的最佳方法,就是依照平吉的手记行事。同时,这个凶手为了脱罪,就必须把杀人罪推给平吉,来混淆搜查工作的进行。因此选中一枝的房子做为藏尸之所,于是又杀了一枝。
    可是,凶手为何要杀害无辜的一枝呢?其实并无证据可证明一枝并非平吉命案的共犯。若是说昌子是主谋,决定唆使女孩们杀了丈夫,那么不把自己的计划告诉长女一枝似乎有点不自然。这么一想,对凶手而言,杀害一枝也成为复仇的一部分,真可谓“一石二鸟”之计!
    由于我被迫成为凶手的共犯,并担任弃尸工作,所以知道犯人根本不需要驾照。于是便大胆地假设对方是女人。当我以为自己受命于秘密机关,为了弃尸而疲于奔命,但就算我遭到挫折,瞒着他把应该丢在秋田的尸体随便扔在福岛,犯人应该也不会在意的!因为万一我被警方逮捕,唯一的证据也只有那封信罢了。一想到弃尸时的辛苦,我就决定与凶手誓不两立。
    总之,我知道的事实比别人多,因而也比一般人了解事实的真相,所以才能得到前述的推论。
    不过,这个推论也碰到一堵高墙。那就是一枝。一枝可能也参与杀害平吉的行动,根据前面的想法,阿桑德及一枝的命案,都是凶手的复仇行动。那么,一枝为何要勾引我,使我卷入其中呢?我只能认为那是故意设计陷害我。至于陷害我的理由,就是要我帮助凶手弃尸。那么,一枝岂不是也加入复仇的行动了吗?
    这是个极大的矛盾。不过,这个矛盾里还有一个更大的矛盾。要是一枝没死,对我就不构成威胁。那么,一枝应该早就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她究竟为了谁,而做如此大的牺牲呢?
    至于凶手究竟是谁?这当然是个大问题。照某些人的判断,杀害平吉的凶手是昌子和六名少女。不过,是谁为了平吉,而如此大费周章地进行复仇计划,再驱使我将尸体运到全国各地呢?若只是基于同情的心理,可能费那么大的劲吗?是多惠?吉男?还是文子?如果是他们,怎会连亲生女儿都不放过?抑或是安江?还是平太郎?直接关系人只有这几个,而决定他们是否有嫌疑的,就是三月三十一日那天夜里。由于不知道详细的时间,所以把时间延长为下午三点到半夜十二点,但是,在那段时间里,他们几乎都有不在场证明。
    这五个人可以分为两组男女和一个女人。由于画廊十点多才打烊,安江与平太郎母子打烊之前都在画廊里,当然会有很多证人。而打烊后也还有熟客逗留到近十二点,他们都证实安江母子从未离开过半小时以上。
    其次是吉男夫妇。那天正好有个户田编辑来梅泽家和吉男洽谈公事。由于三十一日是星期二,并没打算留宿,所以户田六点多到吉男家,直到十一点多才离去。而吉男自中午起,就一直和户由共同行动。所以。吉男夫妇也没有嫌疑。
    至于多惠嘛,她一直在香烟店,到晚上七点半左右,她才把店门半掩,窗户也半开,仍然继续做生意。十点前,还有两、三个客人上门买烟,邻居都可以为她作证。多惠完全关上窗就寝是十点过后。虽然六名少女遇害的地点尚未确定,但是,一个四十八岁的中年妇人,要走到保谷车站,再搭电车到上野毛,至少要花两小时以上的时间。所以可以判断地的不在场证明确实属实。
    另外要加以补充的,是昌子的不在场证明。她于四月一日上午八点四十七分,坐上由会津若松开出的火车。她的家人都里异口同声说她前一天整天都待在娘家。
    关于那七个间接关系者,若只以阿索德命案而言,则柿木的里子、绪方、石桥都有不在场证明。安川没有不在场证明。梅迪西的德田、安部各由妻子证实其不在场。山田夭妇则和另外四、五位艺术家在梅迪西逗留到十一点左右。从银座到上野毛要花一个小时。七人之中最可疑的就属安川了,他和平吉在柿木见过两次面,在工厂见过一次。
    绪方和平吉大约交往了一年,相当清楚安川与平吉见面的时间。第一次在工厂见面时是昭和十年九月,其后的两次则都在十二月。其间他们并未碰面,关于这点,里子和绪方都加以证实。此外,自昭和十一年正月起,平吉就再也没去过柿木了。
    如果说凶手是安川,那么包括十二月在内,他们两人共有三个月的时间可以秘密地进行计划。不过这也不太可能,因为安川住在离工厂约十分钟路程的员工宿舍,据管理员及同事说,安川平日除了工厂与宿舍之外,最多只是到外面喝两杯,而且大都和同事一起。包括星期日在内,从十二月到三月底为止,总共只有四次外出时不曾向同事透露行踪。其中一次是三月三十日,但当晚十一点前就回来了。据他说是去看电影。换句话说,剩下的三次是有可能和平吉在一起,但是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交情究竟有多深。
    由于安川从事的是制造人偶模特儿的工作,或许会对创造阿索德之事感到兴趣;因此,就算是他杀了那六名少女,为了避人耳目,也有必要另觅制作阿索德的场地。然而,安川在事件发生后一直待在宿舍,就算他有时间制作阿索德,也找不到制作阿索德的场地吧。
    再者,还有另一个否定的元素。安川并不认识那些少女。因为一般而言六位少女是齐聚一堂时,共同喝了掺有毒药的果汁。而和他们初见面的安江怎么可能让她们聚在一起喝下毒药,或是在她们齐聚一堂时,突然露面呢?若是这样的话,凶手当时一定还有同伴。不过,安川生性孤僻,朋友很少,他所交往的都是工厂的同事。
    关于梅泽家占星术杀人案,我不得不和别人一样宣布投降。凶手显然并不存在。此外,虽然也有些和昌子或六名少女有来往的小人物,不过,据判断,他们都是清白的,我也有同感。
    退休以后的十几年里,我始终在思索这个问题。虽然我的体力已逐渐衰退,但是我相信自己的思考力并未随年龄而退化。然而在这个命案上,我的思虑却总在相同的地方来回打转,找不到合理的出口。长期痛苦的警察生涯,使我的胃完全受损。我自知来日无多,只怕在我咽气之时,这个案子还是一个解不开的谜。回想起来,我的一生只是随波逐流,并没有逆流而上而有所成就。既是凡夫俗子,原只希望能平静的过一生,没想到却因一时的疏忽,而种下祸根。我的内心极不安宁,真是悔之莫及!
    真希望有人能为我解开这个谜题,不,应该说,这案子一定要解决。不过,我却没有勇气告诉儿子。
    这本手稿应该烧掉?或最保存下来?也许是我人生最后阶段的抉择。要是我死后,这本手稿并没有被我销毁,有机会看到本文的人,也许会笑我优柔寡断吧!?

《占星术杀人魔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