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法开张

    志气要高,但绝不可轻视实务。——王安石想要告诉神宗的是这一点。
    由口吻看得出来这是个硬汉子。神宗初次见面就对王安石有了这样的想法:“一切交给这个人处理,一定不会有差错。”
    依据父皇遗嘱准备改革国政的神宗,甫一即位就遭遇极大障碍。
    想以强硬手段进行国政改革,却没有主其事的人才。父皇提名,神宗也想倚重的欧阳修,却以“不可勉强”为由,不赞成推动改革。
    另外再寻觅负责国政改革事宜的人吧!——十九岁的神宗毕竟是精神饱满的。神宗最后物色到担任南京长官的王安石。王安石和司马光一样,年纪轻轻就中进士,是有神童之称的俊才。
    寻觅人才,当然不是由皇帝亲自到各处物色,他只能从自己视野内的人物中加以挑选。
    从仁宗末期到短命的英宗时代期间,宋的国政有三个中心人物,他们是宰相韩琦、同平章事曾巩和参知政事欧阳修。
    三人同心辅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称治。
    史书如此称赞由这三个人执行的政治。实际上的情形却是,宋的国政在财政上面临极大困难。
    三人同心辅政也只是表象而已。韩琦甚有决断力,曾巩深谙法令典故,欧阳修则为文学、历史的佼佼者,他们各有专长,三人同心相辅为政当然是最理想的状态。但现实上的政治是由甚有决断力的韩琦决定一切,而站在协助者立场的曾公亮,开始对韩琦有所微言了。
    “过于独断专行——”曾巩不止一次地对亲近人士诉说自己的感触。除了他以外,廷臣中对韩琦反感的人也不在少数。
    韩琦处理公事的能力越是突出,其余大臣的存在越发显得渺小。
    其余的大臣根本没有在做事嘛!——众臣因受到如此批评而对韩琦心存恚愤,结果自然造成韩琦逐渐被疏远孤立。
    神宗对韩琦的观感也不甚良好。年纪轻轻即位的神宗,衔有父皇英宗的遗嘱,因而对国政改革有很大的抱负。但精明能干的宰相在一旁,新皇帝就似乎连存在的价值都没有了。
    这不是应该由朕裁决的事吗?——每次韩琦要求事后承认时,十九岁的皇帝总会一肚子懊恼。他希望的是,宰相事前就找他商量,他或许会表示意见或做一些指示;然而宰相却是自行决定后,仅在形式上让他知道。
    莫非因为朕年轻而瞧不起朕?
    年轻皇帝容易把感情形之于色,同时朝廷内也不乏睁圆大眼企图从皇帝表情看出其心事的人。
    “皇上对司空好像耿耿于怀……”
    “你也发现了是吗?我也有这个感觉。”
    “皇上认为司空的做法过于专横,这是一定的事情嘛!”
    “依我看,司空的职位一定保不住。”
    廷臣们如此窃窃私议。韩琦的职位是三公之一的司空,此外兼任侍中职。
    时机成熟了!——做此判断的韩琦政敌,遂提出了对他的弹劾案。这个人是中丞王陶。
    无视其余廷臣,作为专横。——这是弹劾的主要理由。韩琦因而被迫离开内阁。
    在这之前,站在协助者立场的曾巩,为了牵制韩琦的专横,推荐了江宁府南京知事王安石。
    韩琦于离开内阁前进宫辞行时,神宗问他:“卿去职后,委由何人担任国政为宜?有人推荐江宁王安石,此人是否适任,卿意以为如何?”
    对此,韩琦回答:“倘若以王安石为翰林学士而言,他的才能超越其上。但如若要委以国政,他的能力稍嫌不足。”
    翰林学士是皇帝的秘书,对皇帝垂询事项提出回答为其任务。为使王安石伺候于皇帝身边,将他任命为翰林学士是一个方法。但这无疑大材小用,因为以王安石的才华,翰林学士一职是委屈了他。然而,一下子就让王安石担起国政,使其入阁,在资格上尚嫌不足——这是韩琦的看法。
    韩琦的回答可以说是非常微妙。
    王安石成为翰林学士,《资治通鉴》著者司马光也成为翰林学士。
    新法、旧法之争的两派领袖,于神宗甫即位时同时就任为皇帝秘书,是一件值得玩味的事。
    于神宗即位的翌年又有改元之事,是为熙宁元年(1068年)。
    此时王安石四十八岁,司马光五十岁,以东坡之号驰名的大诗人苏轼则为三十三岁,当时他因父亲去世正值服丧期间。苏东坡当然也是进士及第,但年轻的他仍只是中央官厅的中坚干部。相较之下,王安石则是历任州、府知事的高级干部。
    王安石是曾巩为了牵制韩琦之专横而向皇帝推荐的,但他并没有因此即刻上京,那是因为他不愿意被人认为自己急欲攀登龙门。
    王安石可能成为秘书、顾问,甚至是可能成为宰相的阁僚级人物呢!——他知道人们对他的评价相当微妙,因此,对进退之间持着极为慎重的态度。他到熙宁元年的四月才上京,这是被推举为翰林学士后第五个月的事。
    越次入对——史书如此表达。“次”指“序列”而言,这句话的意思是:他被皇帝召见是超越序列之举。
    “政治最重要的事情,也就是说,非首先执行不可的事情是什么?”神宗质问他。
    “非先做不可的事情是择术。也就是说,必须决定一贯的方法。”王安石回答。
    不提意识之论,而以实施方法为绝对先决条件——王安石的实务派本色由此可见。
    “方法?”神宗略为斜头问道:“不知唐太宗持的是什么样的态度?他是否也以方法为重呢?”
    在当时,“唐太宗”是明君的代名词。身为君主,如何才能成为像唐太宗那样的人?——这是每一个就帝位者所想的第一件事。
    “为什么要向唐太宗看齐呢?”王安石用较大的声音道:“何不舍太宗而向尧、舜看齐?”
    尧、舜是神话中的人物,为圣天子的代名词,远较实际存在过的唐太宗为高。
    伸手到更远的地方——王安石如此激励年轻的神宗。
    “尧、舜之道很难企及吧?”神宗道。
    “一点不困难。”王安石态度严肃地摇头道:“尧、舜之道至为简明,绝不难仿效。这个道极得要领,而且容易至极。末世学者由于无知,因而把他们推到遥不可及的高处。”
    关于唐太宗的政治,有《贞观政要》一书记录他与臣下问答政治而广为人知。但尧、舜由于是传说中的人物,因此无人确实知悉他们的政治手段如何。
    志气要高,但绝不可轻视实务。——王安石想要告诉神宗的是这一点。
    由口吻看得出来这是个硬汉子。神宗初次见面就对王安石有了这样的想法:一切交给这个人处理,一定不会有差错。
    “臣过去在地方时,深深感觉如此下去,我国一定会陷入僵局。此际最重要的是变法,精神上要尽可能地接近尧、舜之心,但却要以务实态度将事情一一处理,这是最重要的。皇上可以不用畏惧,这样做一点也不困难。”
    神宗表情恍惚地听着王安石滔滔不绝地讲话;实际上,神宗此刻正有醉意。
    尧、舜之道不外乎是以人民为重的思想。
    从王安石上京的第二年起,由他建议的“均输法”和“青苗法”陆续付诸施行。他的地位也逐次晋升为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最后坐上宰相宝座。神宗对他的信赖程度由此可以窥见。
    相对于此,反对王安石“新法”的司马光,辞去翰林学士职位,移至地方专心完成《资治通鉴》。
    新法以增加“健全之农民”为目的,换言之,在于增加有纳税能力的农民。为重建国家财政,这是最根本的方法。
    新法以青苗法为主要骨干。
    青苗法不外乎是国家以低利对农民融资。收割期过后开始种苗时,大部分农民都闹穷,为了要吃饭,连存下来准备作为种苗用的稻谷都早已卖掉,这是当时一般的情形。
    知道贫农急需资金的地主或豪族,于青黄不接时期贷予他们的款项,利息达六成至十成之高,届时无力偿还的贫农只有潜逃沦为流民,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国家税收当然也因此而减少。
    政府依据青苗法贷予农民的款项,利息在两成以下,而且,偿还方法可以任选稻谷或现金,谷价涨高时,当然以现金偿还较为有利。
    青苗法公布后,立刻涌起反对之声。
    地主和豪族施放高利贷并不是一时的行为,而是他们的主要营业项目之一。政府举办低利贷款的结果,他们就丧失了高利贷这项利润颇高的生意机会。
    出仕朝廷的高级官僚,几乎全都是地主、豪族出身,因此,他们不赞成对自己带来不利的青苗法是必然的事情。为了国政改革,他们可以同意王安石其余的新法,唯独青苗法例外,坚决反对实施此法——这是他们的见解。
    司马光则从另外的观点表示反对。
    “国家怎么可以做贷款业务呢?国家必须以道义为基本,王安石三句不离尧、舜之道,但是向农民收取利息,不是背离此道吗?”
    也就是说,他是站在道义观点表示反对的。
    王安石对国家改造事宜怀有满腔热情,无论遭遇多大的反对声浪,他也决心贯彻到底。
    新法之中有一种“募役法”,亦被称为“免役法”。
    宋朝政府将农民依资产分为五个等级,其中的上等阶级——一等户和二等户——属富农,被认为是在经济上有余裕的阶级,因此,国家常常派各项杂务让他们担任。这些杂务包括官员出差或旅行时的住宿、接待事宜,以及国家物资的运输、保管,甚至押送犯人的任务等,而政府对这些任务都不支付任何报酬。
    这亦使农民的勤劳意愿低落许多。以押送犯人为例,倘若犯人于途中逃逸,负责押送的人要受处罚。此外,负责运输的物资若有遗失或破损等情事,亦得赔偿。故,人们都说:成为一等户的人,最后一定会破产。
    被核定为一等户或二等户,只有坏处而没有好处,因此,没有人愿意成为富农。耕作态度不积极的结果,生产力当然无法期望提高。有些人甚至积了不少财富,也依旧住在原先的破旧房子,连修缮也不肯,以免被提高等级。
    王安石的募役法是要一、二等户富农缴纳金钱,以免除被政府派遣担任杂役的规定。政府用这样的方法招募人员担任这类工作,因而称之为“募役法”。富农因缴纳金钱而免除被派令担任杂役,故此法又被叫做“免役法”。实施的结果,农民的勤劳意愿果然回升,人人愿意辛勤耕作,以便成为一等户,这当然使国家的生产力提高了。
    由于募役法使富农的负担减轻,所以没有像青苗法那样地受到反对。但还是有人以“删改祖法乃不孝之举”的道义观点,表示反对。删改宋建国以来太祖、太宗、真宗、仁宗等历代皇帝所推行的“法”,非子孙应有之举——这是这一派人士的想法。
    当然也有人是为反对而反对。这些人虽然赞成推行新法改造国家,却因为对王安石持有反感,所以决心处处与他对立。
    有些人则因为与反对王安石的人有血亲或朋友关系,而加入反对新法阵营。反对新法的人被称为“旧法派”,两派的对立遂越演越炽烈。为了使国家恢复活力的改革方案,反而带来论争和对立,使国家丧失活力——时局一时有了这样的倾向。
    宋都开封再度被包围。
    南道都总管张叔夜率领军队进入开封,对钦宗奏道:“唐玄宗避安禄山之乱于蜀地,大乱最后得以平定,唐遂恢复天下。尚望陛下避开金之乱,暂时移驾襄阳。陛下留于京师(开封),皇室有与国家俱灭之虞。尚请陛下三思。”
    而钦宗却默然不语。缄默当然表示拒绝。
    大宋帝国会就此灭亡,对钦宗而言是匪夷所思的事。他采纳殿中侍御史胡唐老的进言,任命在相州的康王赵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下诏命他率领勤王义军赶回首都负责防卫。
    “康王在磁州为士民所挽留乃天意。”胡唐老道。当时,身为亲王而在首都外的,只有康王一人。
    只要死守首都,各地必有勤王义军崛起。——这是钦宗的想法。
    但死守首都乃至难之事。
    相对于宋的死守,金更是全力以赴。金在补给方面已有力不从心的感觉。王云的“清野策”虽然颇受批评,但效果却奇大。金为了要早日解决开封而益显焦躁。
    宋国将军郭京所率领的军队在首都郊外被金军击溃而逃散,金军遂乘势攻破宣化门,并且由该处进入开封城。
    “什么?……宣化门被攻破了?……”
    钦宗的声音立刻变成恸哭。恸哭后,他以悔恨的口气道:“都是因为没有采纳种师道的献策,所以落到这个地步……”种师道所献的策是袭击渡河中的金军,而钦宗当时没有准许如此做。
    进入开封的金军,没有多久就退出城。退出的表面理由是以便进行和议,实际上是为了让士兵休息。
    钦宗派遣尚书何文到金军军营。而金提出的要求是:请上皇出郊。
    这是以高压态度要求徽宗出面。这个要求意味的是:皇帝不够资格作为谈判对象。
    听到这个要求时,上皇徽宗大为错愕,由于过度忧虑而病倒。
    “由朕去吧!”钦宗以悲壮的表情道。
    金兵扎营在一个叫作青城的地方。
    十一月辛酉日,钦宗到这个地方,住了两夜。皇帝被叫出首都,可以说是奇耻大辱。
    希望宋向金投降。——金国将军粘没喝道。
    叫出皇帝,可以说是一种仪式。金的意图在于通过这个行为,让包括皇帝在内的全体宋国军民知道金居于绝对优势的事实。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示威。
    钦宗回到宫殿就掩面哭泣,“是宰相误了朕等父子”。
    众宰相确实有不周之处,但也不能说皇帝完全没有责任。花石纲以及公田法等恶政,全都是宰相为迎合皇帝之意而想出来的花招,皇帝也准予付诸实施。因此,钦宗这么说等于是牢骚话。
    金国使节进城,提出正式要求:
    金一千万锭
    银二千万锭
    帛一千万匹
    首都开封没有这么多的金银,这一点前面已叙述过。金军提出这个要求,无异叫宋替他们进行掠夺。
    宋被迫着手大事搜刮金银,靖康元年(1126年)就在一片肃杀气氛中结束。
    靖康二年正月,皇帝下诏要“两河”(河南和河北)人民向金归降。而后,钦宗再度前赴金军军营。临行前,钦宗以太子为监国(皇帝代理人),可见他知道此去有不复返的可能。
    钦宗果然没有返回开封。
    二月,道君太上皇帝徽宗,率同太上皇后、诸妃、诸王、公主前赴金军军营。接着,皇后和太子也被命令前往金军军营。
    至此,皇族全员已成为俘虏。
    金废钦宗和徽宗为庶人。这无异使宋灭亡。
    如前所述,宋国皇族中,只有康王赵构一人身在首都之外。他是由于奉命出使金而幸免于被俘的。
    金对支配中原尚无自信。
    太祖阿骨打创立政权后,很快就打倒辽,大帝国的形态因而已经建立。然而其内容连倨傲的太宗本身都不甚满意。其中最麻烦的一点是,成为帝国核心的女真族族人为数甚少。
    拿围攻宋都的军队来说,其中的契丹族和汉族数目不少。一度向宋降伏的“常胜军”就是金的前锋部队。
    直接统治,怎么说都是不可能的事。
    欠缺行政官僚在金国政权内是最深刻的问题。要直接支配河南之地,非派遣干部官僚不可。“我们派不出人,没有这样的余力。”
    太宗召集幕僚,与之商讨。
    “光是支配辽的版图,已经使我们感觉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是每一个人都承认的。
    “那该如何是好呢?”
    “我们最好建立对我们唯唯诺诺、听从指示的国家……”
    “用什么样的方式?”
    “立宋国皇族之一,或许是个方法。”
    金冀望的是傀儡政权,因此,由谁担任元首是个问题。
    “宋人不可信赖。宋建国有一百六十余年历史,受其眷顾的人未免过多。受我们提拔的人,一段时期内或许会自甘于当傀儡,但一有机会,可能就会想自立。自立就是攻打我们,我们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就结果而论,对立宋皇族一事,以反对的人居多。
    金必须尽可能地消灭宋的潜在力量。在这个观点下,建立的政权绝不能与宋有所牵连。“任何人都可以,只要与宋皇室毫无牵连……”这是结论。
    有了结论,事情就好推动。也就是说,立什么人都行。宋方面有人极力推荐以太子为新政权元首。连一般皇族都不行,拥立太子为皇帝更是谈都不用谈。
    “国号当然必须更改。”
    “立张邦昌如何?”
    “对,相信这个人一定会乖乖听我们的话。”结果,他们看中的是为人温顺的张邦昌。
    金兵第一次包围开封时,与康王替换而成为人质的肃王赵枢的随员中,有一个叫张邦昌的人。这个人属于媾和派,以人质身份出发时,曾经向钦宗请求保证信守割让三镇之约,已如前述。“我们把张邦昌从燕京带来吧!”
    “这样很好。更改国号问题,准备如何决定?”
    “这种事情,以后再说吧!”
    “这开封府准备如何处理?这个一百六十余年来的国都,宋之气息已渗透到每一个细部……”
    “新国家应该以新城市为国都。我们让他们统治河南,但河南日后一定要由我们收回……新国都应该设在更南之处。”
    “以金陵为国都,好像最为理想。”结果,傀儡国家在金国单方面的意思下创立。
    如何处理宋国皇族?金国的基本方针在于彻底清除宋国气息。在一百六十余年间,受到宋之眷顾的人为数极多。他们很有可能拥立宋的皇族,发起复兴运动。因此,有必要将宋皇族隔离到他们伸手不及之处。而最安全的地方,莫过于金王朝的发祥地:女真族的故地。
    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将张邦昌从燕京带到开封来。这个张邦昌,如今被迫处于恭送皇帝钦宗和上皇徽宗北行的立场。
    送别之地是南薰门。送的人和被送的人都痛哭流涕,有人甚至因过分悲伤而当场气绝倒地。这叫作“二帝北行”。二帝被带至北地后,再也没有返回中原。
    金立张邦昌为皇帝,命他迁都金陵,决定以“楚”为国号。
    “立即迁都有困难,国家机能会发生障碍。最好暂时以开封当国都,然后徐图南迁之事。”张邦昌以此要求金国首脑,奉准于三年内完成迁都之事。
    这是照原状继承宋的行政组织,因此,不可能立即迁都。而且张邦昌并不是自己愿意成为皇帝的。
    “我是被迫就帝位的。我希望尽早脱离这个地位……”泪流满面的张邦昌,对亲信说了这些话。

《两宋王朝:奢华帝国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