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俄介入

    甲申政变之后,日本的竹添公使曾感慨万千地说:“吃了袁世凯的亏。”而甲午事件(东学之乱后紧接着的中日战争),吃亏的是袁世凯。也许用“受蒙蔽”来形容他更确切些。
    日本政府并不是有意要蒙蔽清政府的当事者,只是采取了两面手法:陆奥外相强硬,大鸟公使软弱。
    这倒不是特意分担角色,故意用两面手法迷惑对方,而是自然形成的,具有很强的蒙蔽力。
    加藤增雄书记官带着绝密训令到达仁川,是6月27日。
    加藤22日出发,23日在下关又接到一份追加训令。
    日本的混成旅团主力进驻汉城,闵泳骏立即来会晤袁世凯。
    “日本要干涉朝鲜的政治。”闵泳骏把话停住,两眼有些湿润了。过了一会儿,他苦恼地说道:“听从日本的干涉会亡国……而不听从……仍然要亡国,现在已经是这种状态了。汉城里到处是日军……想要不让朝鲜亡国,只有中国发来援军。牙山才有两千清兵,你知道进驻汉城的日军是多少吗?”
    袁世凯拿起桌上的记事本,读了起来:
    “将官大岛少将一人,佐官十六人,尉官一百八十七人,还有,下士官五百八十四人,步兵五千八百二十二人……此外,从卒、输卒、马卒……总计……是……”
    “总计超过八千哪,八千……”闵泳骏焦急地说道。
    “八千?”袁世凯咬紧嘴唇。
    “两连队步兵、一中队骑兵、一大队山炮、一中队工兵,还有卫生队、辎重兵队、宪兵……野战医院都准备好了!还有兵站司令部……”
    “甚至连医院……”
    “请你给北洋大臣发个电报吧!我去天津走一趟,向李伯要求派兵。”
    “我会给你往天津联系的。在这里,也需要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袁世凯说道。
    不管闵泳骏到天津怎么央求,从目前的情况看,李鸿章是不会下决心派兵增援的。这一点,一天发出、接到数封电报的袁世凯心里比谁都明白。李鸿章这时仍期待列强对日本加以责难和干涉。袁世凯虽然觉得这是幼稚可笑的,但也无法使李鸿章改变。很明显,即使闵泳骏奋不顾身去央告,也无济于事。
    “在这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是什么意思?”
    “限制金嘉镇等人的活动!”
    朝鲜政府领导者当中,亲清派占多数,亲日派是少数。亲日派里最引人注目的,要属金嘉镇。
    清政府接受朝鲜政府的要求派了兵,而日本因为清政府派了兵,于是也依据《天津条约》派了兵。撤兵的时候,日本也要按照这个顺序,真是一个奇妙的论点。让谁来评论,这也是不公平的。应该是:东学军平定之后,已无派兵之必要,双方应同时撤兵。
    为了逃避责任,金嘉镇想出一个抓替罪羊的办法,硬说要求清政府派兵的不是朝鲜政府,而是闵泳骏个人。
    “这事容易……不过,因为日本大军已到,金嘉镇这阵子似乎更加趾高气扬,目空一切。”闵泳骏说道。
    “另外还有许多事要做,比如,促使外交团抗议日军进驻,这件事可以正大光明地以政府的名义去干!”
    “明白了。”
    去天津的事被拒绝,闵泳骏低垂着头,愁苦地离开了袁世凯的公署。
    6月25日,驻汉城的外交团分别照会大鸟圭介和袁世凯,要求两国同时撤兵。理由是外国兵驻在朝鲜,容易节外生枝,妨碍各国侨民的安全。
    照会的代表者为美国驻汉城公使约翰·希尔,签名的有英、俄、法等国公使、领事。没有德国领事之名。袁世凯给李鸿章的电报说:“德国领事未附名,因其久在日本,或未肯助韩。”
    对于这份照会,袁世凯当然要复文:“已迅速转达我国政府。”
    同一天,在东京,俄国驻日公使希德洛夫拜访陆奥外相。他说,清政府请求俄国政府调解在朝鲜的中、日两国的问题。
    “俄国政府对于贵国和中国的纠纷,希望能够尽速得到解决,早日恢复朝鲜和平。因此,如果清政府撤走军队,贵国也同样撤兵吗?”
    陆奥闭起了眼睛,这是一个难以用“不”来回答的提问。过了一会儿,他开口说:
    “原则上没有异议。”
    “这我就放心了。”希德洛夫公使说道。
    “不过,”陆奥顿了一下,说道,“照现在这种状态,双方互相猜忌,不那么容易解决吧。这不光是日、中两国之间的问题,欧洲诸国之间也同样有类似的情况。而且,清政府一直使用种种阴险手段,干涉朝鲜内政,我们日本政府对清政府的言行不能完全相信!”
    “噢?这就是说,需要有条件吗?”
    “完全对!我国政府已经提出了方案,必须在朝鲜完成政治改革,清政府必须同意由日、中两国共同负责,承担义务!”
    陆奥外相把杯子里的水喝光。清政府绝对不会同意和日本“共同”搞政治改革,陆奥知道这一点,希德洛夫肯定也知道这一点。不过,陆奥故意提高了嗓门。
    “第二呢?”希德洛夫催促道。
    “清政府如不同意,并不妨碍我国单独在朝鲜承担改革之责,不过,必须有相应的保证。”
    “保证?”
    希德洛夫露出猜疑的神色,陆奥明白他的意思,接着说道:
    “日本政府希望朝鲜独立与和平,别无他意。假如,很不幸,和中国之间发生武力冲突,日本也只是进行防御性交战。”
    陆奥在心里自言自语,这就叫外交!
    他所盼望的是攻击性交战,是把中国的势力从朝鲜一扫而光。
    五天后,俄国驻日公使希德洛夫,又拜会陆奥外相。这次是递交一份俄国政府的照会。
    陆奥心想:这是李鸿章鼓动俄国干的。
    他的推测不错。
    李鸿章向各国做工作,想牵制日本,其中他认为最可靠的就是俄国。这只能说李鸿章的外交感觉有缺陷,“力量”的崇拜者李鸿章以为,“日本所惧怕的不是英国,而是俄国”。
    这种认识也可以说是正确的,不过,可怕对手的干涉,倒未必是最可怕的。日本深知俄国在远东的兵力极为薄弱,至少在西伯利亚铁路建成之前,它不是一个实质性威胁。
    恰在这时,俄国驻中国公使喀西尼回国,向李鸿章辞行,于是,李鸿章提起:
    “从前我国与贵国之间对朝鲜问题缔结过互不侵犯条约。如今日本把军队开进朝鲜,实属可恶。中、日两国军队都驻扎在朝鲜,难免发生冲突。俄国也是朝鲜的近邻,到那时,远东的和平就无法保证,所以,应当设法避免。请贵国通过驻日公使劝告日本政府,与中国同时撤军。”
    “好的。”喀西尼同意道。
    次日,李鸿章回拜喀西尼。李鸿章说道:
    “日本派出大量军队,不仅仅是想干涉朝鲜内政,而且有侵略、夺取领土的野心,中国不能默然视之。”
    “完全对。”
    喀西尼公使知道李鸿章期望的是什么,那就是俄国对日本的压力。他想从李鸿章嘴里清楚地探听一下真相。
    “老实说,英国表示了愿意调解的意思。然而,关于朝鲜的事,英国离得太远,依我看它不具备调解人的资格。贵国和朝鲜接壤,对朝鲜的和平也极为关心,我国认为委托调解人,贵国要比英国更合适些。倘若贵国没有调停之意,我们就不得不去委托英国。”
    李鸿章用若隐若现的手法透露了英国的动向,想把俄国牵扯进来。
    喀西尼认为:调解别国之间的纠纷,是发扬国威的好机会,不用兵而扬国威的良机,岂能白白放过。
    “对于日本的做法,我个人也觉得非常不愉快。我们认为,在近邻朝鲜发生纠纷,是有损于俄国利益的。当然要采取相应的措施,不能让日本胡作非为。总之,我要给本国打电报……今后也希望共同合作。”喀西尼说道。
    帝国主义猖狂的时代,列强都有领土野心。俄国对朝鲜也并非没有领土野心,应该说颇有野心。只因为当时西伯利亚铁路尚未建成,从欧洲往远东输送大军很困难,所以还无法进行武力侵略。
    “调解是最合算的勾当。”喀西尼接待李鸿章来访,接受了调解委托,心里暗想。
    调解如能成功,俄国的声威会一下子提高。如果失败,日本同中国就将开战。虽不能预料是什么样的战争,但是,阻碍俄国向朝鲜扩张的是日、中两国,其中一方受创,就会少去一个竞争敌手。最理想的是两国进行死斗,两败俱伤。
    不管怎样,俄国在这场调解中一无所失。
    “那么,一切都拜托喽!”李鸿章临走时说道。
    6月25日,俄国代理公使巴甫洛夫来到李鸿章处。
    “遵嘱报告给我国政府,皇帝陛下立刻电谕驻日公使,命其劝告日本政府,召开与清政府商讨撤兵问题的会议。”
    “如果日本拒绝贵国之调停呢?”李鸿章问道。
    “有这个办法!”
    巴甫洛夫把拳头猛地攥紧,这种手势,谁都明白是行使武力之意。
    李鸿章高兴极了。他在这一天给总署发电报说:“如倭不遵办,电告俄廷,恐须用压服之法。”
    喀西尼公使给本国外交部发电报,报告了应当出面调停的意见。外交大臣赞成,立刻电告东京的希德洛夫公使照办。
    希德洛夫拜会陆奥外相,五天后又递交照会,就是依照格尔斯外交大臣的指令行事。
    照会说:“朝鲜政府已正式照会驻韩各国公使,声称该国内乱业已平定,请求各国使臣协助,敦促日、中两国共同撤兵。因之,俄国政府劝告日本政府应接受朝鲜之请求。日本政府如拒绝与清政府同时撤去其军队,须承担重大之后果责任,特此忠告。”
    陆奥外相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回忆当时的情景,犹不无悚然而栗之感。”
    尽管他知道俄国在远东的兵力很薄弱,但听到当时世界上的超级大国俄国相当严厉的语调,也真有点害怕。
    陆奥带着那份照会慌慌张张地奔向伊皿子,伊藤博文的私邸在伊皿子。坐在马车上,陆奥的膝盖不住地颤抖。
    撤兵的话,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已经大规模地派兵,如果清政府撤兵,日本也跟着撤兵,那么,基础本来不稳的伊藤内阁恐怕就再也维持不下去了。
    出兵朝鲜,刺激了日本国民,大多数人认为朝鲜已经半是日本的了。所以,在内政方面,撤兵也极其危险。
    “噢,看来你有急事?”伊藤首相说道。
    不是急事,外相怎会来首相私邸?陆奥微微点了点头,从衣袋里掏出俄国公使的照会。
    照会摆在桌面上,两人默默无言。
    伊藤首相拿起照会,如临大敌似的读下去。片刻,他的视线从照会上移向墙壁,表示读完了。
    “想请示一下首相的意见。”陆奥这才开口说话。
    伊藤沉默着。过了一会儿,他面向陆奥,轻轻摇了摇头,说道:
    “事到如今,就因为俄国说了一句话,就怯怯懦懦地从朝鲜撤兵?这办不到!”
    陆奥差一点高呼“万岁”。
    “明白了,我的意见也完全一样,将来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愿与阁下共同负责到底。就这些,再没有其他可说的了。”
    陆奥抑制着激动的感情,站起身来。他很着急,虽然天色已晚,仍然返回外务省。他必须马上给驻俄国的西德二郎公使拍电,也需要给驻英公使拍电。为了牵制俄国,应该对英国做点工作。
    在正式回答俄国之前,必须用密码电报向驻俄公使把事情讲明白。
    次日讨论了正式答复的照会,同其他阁僚商议之后,上奏天皇。送交希德洛夫公使,是7月2日。
    拒绝俄国,就当时的日本来说,颇需要一点勇气。伊藤首相向俄国表示强硬态度的另一面,却想借助英国作后盾。
    英国的外交原则是防止俄国南下。因为担心俄国对朝鲜施加影响,所以,宁愿让清政府对朝鲜强化宗主权,只要清政府牢牢控制住朝鲜,俄国就无机可乘。
    日本的力量扩张到朝鲜半岛上来,对英国来说是件麻烦事。从利害关系上说,英国热衷于支持清政府,牵制日本。它有香港、新加坡等基地,又有兵员充足的印度,随时可以向远东调兵。同俄国相比,英国占上风。
    按理说,英国是最可靠的,不知为什么,李鸿章却依靠了俄国。这也许与他的性情本质有关。人们都称他是亲俄派头领,甚至有些极端分子说他从俄国领到一大笔卢布。
    在近代中国要人的意识中,关于国防,有两派。防止列强的侵略,固然都叫做国防,但是,把重点放在何处,却有着不同的观点。
    鸦片战争以后,侵略者从大洋彼岸闯了进来,第一个就是英国。主张充实海军力量,在海边将他们击退的,被称为“海防派”。
    认为来自大洋彼岸的压力并不可怕,英国和美国都是要做买卖,容易对付。与之相比,同中国的国境有那么长接壤的俄国才是危险的敌人。现在它不正在蚕食着中国吗?持这种主张的人,被称为“塞防派”。
    海防派认为英国是主要敌人,塞防派认为俄国是主要敌人,这两大派别,成为近代中国内部对立的主要原因。
    李鸿章是海防派的代表。他之所以不依靠英国当调解人,就是出于这个原因。不能把国家的重大事情,委托给主要敌人——英国。
    然而,清末的政争,与其说是出于政见的不同,不如说是出于人事关系。李鸿章派在清廷政界中形成一个最大的人事系统。反李鸿章派也并非没有自己的系统。
    反李鸿章派责难说:李鸿章想避开同日本的冲突,不准备派兵,搞软弱外交。他们到处宣扬主战论。可是,当李鸿章决心同日本决一雌雄,开始动员时,他们又大唱反调,宣扬非战论。
    当时驻中国的英国公使是欧格讷。帕克斯死后,他以代理公使的资格接替了工作。他曾一度被调任葡萄牙,不久又调回中国,是一位有才能的外交官。
    欧格讷不愿意让俄国公使喀西尼一人独揽中日之间的调停工作。他认为,不让俄国在远东加强发言权,是英国外交官的任务。他写信给驻天津领事,命他会晤李鸿章。
    各国公使驻在北京,除了与总理衙门的大臣们打交道之外,还要同天津的实力派李鸿章往来,展开两面作战。
    英国驻天津领事对李鸿章说:
    “英国认为日本派遣大量军队是非法的。现正通过驻韩领事、驻日公使,劝告日本政府撤兵。”
    “关于此事,英国外交部正在同驻伦敦的日本公使接触。”
    意思是要给李鸿章一个强烈印象:关于朝鲜问题,为清政府尽力周旋的不单是俄国。
    李鸿章对英国领事说:
    “请贵国海军提督率十余艘铁甲舰去横滨,如何?请提督与驻日公使一同去日本外交部,面对面地交涉,指出日本以大军威胁朝鲜,妨碍远东的和平和贸易,与英国关系极大,希望立即撤兵……大概日本会听从英国劝告的。这件事,还请你同北京的欧格讷先生研究一下。”
    “一定按阁下的意思发电报。”
    作为一件公事,英国驻天津领事把李鸿章的意思报告给北京的欧格讷公使。其实,这种提议太孩子气了,李鸿章并没有认真地考虑能否实现,只不过同英国领事开了个玩笑,他的话外音是:调解的事已经委托给俄国,现在不是英国出面的时候,但若能做到这些,自当别论。
    欧格讷当然不会把李鸿章的提议报给本国政府。
    不管清廷对英国多么冷淡,英国还是要做自己该做的事。欧格讷同东京联系,英国驻日代理公使拉尔夫·贝杰特造访日本外交部。他问陆奥外相:
    “清政府对日本政府的提案想附加一些条件,然后再举行谈判,贵国意向如何?”
    欧格讷的调停方案,并不是李鸿章提出的,而是得到总理衙门的谅解。李鸿章一心把希望寄托在俄国身上。
    在伦敦,英国外交大臣也通过日本公使青木周藏,劝说日本接受英国的调停。
    “日本应当尽速解决朝鲜问题,否则,俄国可能会号召欧洲各国,采取联合仲裁。到那时,恐怕日本在国际外交上将陷于孤立。这一点,请特别考虑。”
    “我国也有一条不能退让的界线。”青木公使答道。
    “是不承认清政府对朝鲜的宗主权吧?”
    “一点儿不错!”
    “宗主权目前已是有名无实之物,全世界都知道这一点,所以各国才往朝鲜派遣公使和领事。若想解决当前的问题,该避免的一定要避免,这就是外交!”
    “阁下的意见我将转达给本国政府。”
    青木公使向东京发电报,申述了个人意见:接受英国的调停是明智的。方案是日、中两国军队尽可能拉开距离,避免冲突,最好让日军驻扎釜山,清军驻扎元山。
    事关国家命运。
    有俄国的干涉,有英国的调停,日本政府的立场奇妙地动摇了。陆奥宗光虽然是最强硬的开战论者,但是,他不能逆潮流而动。
    7月2日,日本拒绝了俄国的干涉,此后一直持续着令人不快的沉默。接着,英国提出调停方案,凭这些情况,日本就无法积极地采取过激行动。
    可是,带着绝密训令的加藤书记官是在俄国干涉、英国调停之前出发的。
    大鸟公使接到加藤带来的密令,说道:
    “一定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制造开战借口。”
    从此以后,他一改从前的软弱态度,成了彻底的鹰派。与此同时,由于俄国和英国的介入,东京却开始软化了,在不长的时间里,一度出现了与过去完全相反的现象:大鸟公使强硬,日本政府软弱。
    袁世凯迷惑了,甚至弄不清事件的主流究竟是什么?
    兵力上的差距他是看清了。从仁川到汉城,沿途到处是日军。牙山的两千清兵越发显得暗淡无光。
    袁世凯头痛得厉害。
    这些年来,他满以为在朝鲜政界中培养了许多亲清派政客,可是,当日军增援完全压倒了清军时,亲日派政客就骤然增多了。昨天还是亲清派,今天就搬弄起亲日的言辞。这种消息不断传进袁世凯的耳朵里,他不但头疼,而且陷进不能相信任何人的迷惘之中。
    曾经那么热衷于中日友好,高唱日清同盟论的大鸟圭介,现在竟毫不掩饰攻击中国的意图了。
    大鸟圭介的烦恼是什么呢?——日、中两国军队的驻扎地点相距二十余里,这样下去,永远没有冲突的机会。
    大鸟圭介也头疼。然而,他不是袁世凯那种被逼得一筹莫展的头疼,而是为一时想不出怎样把清军逼入绝境而头疼。
    “究竟这个‘只要曲不在我’有多大的容许范围呢?”大鸟圭介向加藤书记官问道。
    东京的训令说,采取什么样的手段都行,必须制造开战借口,要求是“只要曲不在我”。
    “我认为这需要果断,只要能说得过去,什么理由都行!……如果能说清一个脉络,就能硬闯过去!”加藤答道。
    “脉络?”大鸟抱起胳膊。
    同一时刻,袁世凯慨叹朝鲜政界亲清派的凋落,而大鸟慨叹亲日派扩展得太迟缓。
    日本想单独地改革朝鲜内政,不使用冲击疗法,是不会奏效的。要往改革朝鲜的政治家头脑里灌进日本形象,必须先赶走中国这个形象。让日本军狠狠地打击清军一下,就能大获成功。
    非同清军冲突一次不可。指望偶发事故引起冲突是不可能的,因为两国的驻地离得太远。冲突只有用攻击去引起,找个什么理由呢?
    “只有利用宗主权这一手。”大鸟把抱着的双臂放下来,说道。
    “完全对!”加藤同意道。
    “先从宗主权方面找一找理由。”
    “发一封质问函件,问问朝鲜是不是清的属国?”
    “用正式的外交函件……对了,用照会。不过,他们究竟能回答些什么呢?”
    “‘是’或者‘否’,回答只能是二者当中的一个。”
    “如果回答‘是’呢?”
    “那就是欺诈!江华岛事件之后缔结的《日朝友好条约》第一条规定:朝鲜是自主之邦,若是属国,这就等于十八年间欺骗了我们,应该问罪!”
    “光是问罪吗?”
    “当然还要赔款。”
    “赔款?”
    大鸟觉得还不够满意。当然,总比什么都不干好一些。关于赔款,同朝鲜一交涉,肯定会把清政府拉扯出来。
    “假如回答‘否’呢?”大鸟问加藤。
    “让它要求清政府撤兵。清政府说是依据属国的请求,派了军队,如果不是属国,就是非法出兵!”
    “说清廷是非法出兵,会牵扯到我国派兵问题,那可就麻烦了。”
    “没关系,我国是依据《天津条约》的规定派兵的。清廷派兵,日本也派兵……至于清廷是根据什么派兵的,合法还是不合法,我们无从得知,我们只是根据清廷派兵这一事实才派兵的。”
    “你说清军在朝鲜驻扎非法,那么,日本在朝鲜驻扎就合法吗?”大鸟又追问了一句。
    “我认为可以这么解释。”
    “加藤君,你熟知国际法,我想不会有差错吧。可是,怎么对付这非法驻扎的清军呢?”
    “朝鲜既然自称是独立国,那么,首先让它要求清军撤走!”
    “朝鲜政府怎么能让清军撤走呢?根本不可能说这种话,没一个人有这种勇气。”
    “朝鲜政府不行,那就只好由日军来替它干了。”
    “嗯,是这样……大体上脉络似乎顺通了。”
    大鸟觉得非常满意,不住地点头称是。
    “拟篇电文稿吗?”
    “嗯,请你赶快动笔吧!”大鸟说道。
    他认为这个脉络极巧妙地形成了,而且符合“只要曲不在我”的原则。于是,按照这个脉络,一面向东京发电报,一面向朝鲜政府发出照会。然而,做梦也没想到东京复电命令停止。
    拟定这一脉络,是加藤书记官到达朝鲜的第二天,阳历6月28日。
    “这可不行!”
    在东京的日本外务省,陆奥外相阅读大鸟公使的电报,蹙起眉心。
    “不妥当……不行……”陆奥反复地念叨。
    这是在俄国希德洛夫公使第一次拜会日本外交部之后,英国介入的动向极明显之时。
    清廷对朝鲜持有宗主权,固然程度上有差距,但在当时,是作为一种国际常识被认可的。不仅如此,英国甚至还期望清政府加强其宗主权。
    在宗主权问题上责难朝鲜,日本从前曾做过,没有任何收获。主动进攻清军,用实力迫使清军撤走,也是唐突的过激行动。目前已见英、俄两国介入的征兆,用这种借口掀起战争,是不妥当的。陆奥是比大鸟更狂热的主战论者,问题的关键是用什么借口开战。
    用宗主权不妥当。清政府会拿出如山的证据,证实朝鲜是它的属国。
    不会找不到借口吧?陆奥焦急起来。
    牙山驻扎的清军将领聂士成公开发出的檄文中,有“爱恤属国”、“保护藩属”等字样,大鸟曾借此逼问朝鲜政府:“朝鲜国承认这个吗?”
    陆奥外相训示大鸟公使:“可让聂士成撤掉其布告中之‘属国’二字,但让牙山的清军撤出是违背策略的!”
    同一天,外相又急忙追加了一封电报:“采取非常手段时,务要事先请示!”
    现在正是英、俄介入之时,应当采取不动声色的低姿态。电报无法详细说明,于是,在加藤增雄书记官之后,陆奥外相又派出政务局长栗野慎一郎去汉城。

《甲午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