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章之二

    英国的强硬派在本国的活动逐渐奏效。不久,英国政府决定派遣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他仑去清国视察。
    北京不断地督促广东驱逐鸦片母船。广东当局通过公行通知义律,鸦片母船如不撤走,将“封舱”,全面停止贸易。但是,鸦片母船仍然屹立不动。
    1
    有人论断,一八三四年发生律劳卑事件时,清英两国关系一触即发,当时事态如果发展下去,鸦片战争可能早就发生了。
    英国的扩张主义者,当时确实恨得咬牙切齿,对本国政府的优柔寡断十分愤慨。但鸦片战争在律劳卑事件五年之后才发生。
    原因是时机还不成熟。
    从英国的皇帝和外交大臣巴麦尊给商务监督的训令可以看出,他们是想极力避免同清国的摩擦,首先还是争取和平进入中国。另外对于主要出口商品“鸦片”的性质,也还是感到有些理亏。
    即使当时政府要采取强硬政策,但要获得国会的同意,肯定也是困难的。有实力的鸦片商人查顿、马地臣、颠地等人派人回国宣传“应当打击清国”,也是在律劳卑事件之后才开始的。
    尽管强硬派到处向政府高官和国会议员游说,在五年后的鸦片战争中,国会里也只是以二七一票对二六二票——九票之差——勉强通过了批准军费的决议。
    当时英国的精神、思想存在着一种奇妙的矛盾。新兴资产阶级功利主义的进取精神,贪得无厌地向外谋求大英帝国的利益,特别要求扩大贸易市场。
    但另一方面,人们通过产业革命,亲眼看到了机器的伟大,但他们也感到一种不安,担心人会沦为机器的奴隶。
    当时的哲学家卡莱尔这么写道:
    如果非要用一个形容词来表现现代的性质的话,那么,我们不想称它为英雄的、信仰的、哲学的或道德的时代,而首先想称它为机器的时代。从词的外在和内在的一切意义来说,现代完全是机器的时代。……不仅是人的双手,就连头脑和心也变成机器的了。……
    这里产生了追求“人的尊严”的思想,它培育了人道主义和博爱主义的精神。
    当时不单纯是对清国的强硬派横行一时,也还有一群人道主义者谴责鸦片的无人性。
    从清朝方面来说,也不愿意同英国发生事端。律劳卑事件的解决,道光皇帝嘉奖当时的两广总督卢坤“而免衅端”,就是因为他的处理没有导致战争。
    说清朝政府不知道自己的实力,那是言过其实。当政者也深知军队的软弱,连道光皇帝在他的上谕中也慨叹“武备废弛”。在征讨连州瑶族叛乱时,士兵因吸鸦片而根本不起作用,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所以清朝方面也尽量避免冲突,弛禁论就这样冒了出来。这种弛禁论使广州和澳门的外国鸦片商人大为高兴,以为清国正在屈服。
    律劳卑死后,德庇时提升为英国商务总监督。他曾是东印度公司的高级职员,比海军军人律劳卑稳健,一味采取静观的态度。英国的鸦片商人们不满意他的这种态度,公开表示反对,而且派出全权代表团,建议本国政府率领军舰去北京。这个时期因律劳卑的气死而产生的激动尚未平息。因而德庇时任职不到四个月就下台了。
    罗宾臣被任命为德庇时的后任,他大体上也继承了德庇时的方针。
    弛禁论就是在罗宾臣担任总监督官时期抬头的。罗宾臣对许太常奏议和广东复奏抱着很大的期待,居留在广州的外国商人,一时也充满了乐观的情绪。
    弛禁论出现的一八三六年,鸦片的进口量大幅度增加,突破了三万箱。
    在广州的清国官员中,也同样洋溢着弛禁的气氛。因为广东复奏是从这里发出的。可以说这里是弛禁论的发源地。
    伍绍荣、卢继光等公行的人,邀请学海堂的学者们,大开宴会。
    学海堂是道光四年由当时的两广总督阮元在广州创建的一所学堂,历史比较短。阮元曾著有《畴人传》,介绍过代数学,并在《天象赋》的著述中注意到西洋的学术,是一个进步的人物;后来担任大学士,历任刑部、兵部的尚书。他在中央时,人们都知道他跟军机大臣曹振镛不睦。他是“实学派”,而曹振镛却认为写端正的楷书就是政治。他们的意见对立,看来也是理所当然的。
    这样一个由阮元所创建的学海堂,却成了弛禁论者的大本营,这大概是由于他的“实学”遭到了极大的歪曲。
    最觉得扫兴的是韩肇庆。他当初由于取缔鸦片的功劳而被升为副将。他把一部分作默许费的鸦片交给了政府而立了功。可是,一出现了弛禁的浪潮,不在广州停留而直接向北航行的船只日益增多,商人们就逐渐把默许费压低了。
    禁严才付默许费,禁弛,当然就没有必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了。收入减少当然不愉快。因此他变成了“严禁论者”。
    于是他通过有关方面,恳求军机大臣穆彰阿严禁鸦片。但是没有答复。不仅如此,有一天,海关监督把他叫去,跟他说:“暂时停止取缔鸦片!这是北京某个有实力的大臣下的特别指示。违背这个指示,对你将会是不利的。”他深知北京某个有实力的大臣是多么的可怕。韩肇庆的情绪更加消沉了。
    卢继光的希望也同样落了空。他派他的手下人郭青到韩肇庆那儿去告密,说有两个名叫简谊谭和连承文的小伙子不仅私卖鸦片,甚至还在鸦片里掺假,要求予以逮捕。
    郭青去武夷收购茶叶时,曾对连承文溜须拍马,为公行大肆活动。可是却中了连维材的计谋,弄得面子扫地。他满以为这次是挽回面子的好机会,跑去唆使韩肇庆。可韩肇庆却皱巴着脸说:“你来报告是好事。不过,我也无能为力。”
    “为什么呀?”郭青吃了一惊,这么问道。
    “现在要想逮捕这些家伙,我可能就会完蛋。”
    卢继光听了郭青的报告,咂了咂舌头说道:“弛禁也不尽是好事呀!叫那小子发财啦!”
    穆彰阿派在朝廷作出弛禁的决定之前,认为弛禁对自己有利,所以早就命令广东进行这方面工作。
    简谊谭和连承文乘着这股弛禁的浪潮,大赚了一笔钱,整夜整夜地在广州的妓院里拍着手儿,大声地唱着淫秽的小调,沉湎在酒色之中。
    广州的国内外商人,就这样在提前制造一种弛禁的繁荣景象。其实中央的形势正朝着与他们的期望相反的方向发展。
    穆彰阿大出意料,道光皇帝的态度并没有像他所想象的那样倒向弛禁。连穆彰阿也不了解皇帝的“个人经验”,他只认为皇帝的犹豫是受反弛禁论的影响。
    关于朱嶟与许球的反驳,前面已经说过。除了这些京官(中央政府的官吏)之外,在地方官中也有人上奏反弛禁论。像江南道御史袁玉麟就极其猛烈地抨击了弛禁论。在他十一月十二日的奏文中有以下的论点:
    即使按旧例,鸦片每百斤课税银三两和分头银二两四钱五分,二万箱只不过十二三万两;加倍课税为二十余万两,再加一倍也只是五十余万两。弛禁课税论乃是仅见小利而伤大体的妄说。
    外夷售鸦片,为欲获银,不会同意“以货易货”,一定暗中攫取内地之银。总之,漏银问题的解决,关系到是否认真监视银的流出。认真查办,鸦片之禁可行,银出洋之禁亦可行。如不认真,即使弛禁鸦片,禁银出洋肯定也会忽视。
    如允许栽培罂粟,鸦片之利数倍于农,无知小民将会弃农奔利。人口日增,谷产日耗。这样,即使连年丰收,亦不能充分养活户口。如遇灾害,则将束手无策。
    至于所谓愚民自缩生命,不足深惜,此乃“痛心疾首之言”。皇恩应沐一切人民。
    所谓禁亦无效,等于不禁。此非法律之罪,乃是施行法律者之罪。如今海内和平,盗奸事件仍有发生。虽禁盗奸,事件仍然不绝,但从未因此而听到要求弛禁盗奸之议论。何况鸦片之流毒更深,弛禁实无道理。
    淡巴菰(烟草)过去一向禁止,解禁后亦无害。因此有人主张鸦片亦应按此办理。淡巴菰确实无益,但不至因之“废事耗神”,怎能将它与鸦片相比。
    所谓禁严则贿赂多,禁弛则贿赂少。但此乃纲纪问题。奉法如得人,虽禁鸦片,亦不会有贿赂;奉法如不得其人,虽弛禁鸦片,贿赂仍将以某种形式横行。
    袁玉麟所说的“得人”,确实是说到了点子上。地方官跟京官不一样,他们的奏文虽然词句不够文雅,但确实将弛禁论批驳得体无完肤。
    从此以后,弛禁鸦片的议论再也没有公开露面过。它在舆论上失败了。
    另外,广东复奏的主持人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人并不是积极的弛禁论者,这也是弛禁论的弱点。他们没有热情对反弛禁论再一次进行反驳。
    就邓廷桢来说,据说他的朋友中有反弛禁论者,对他进行了劝说。
    广州的司后街有一所官立学校,名叫越华书院。它是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由当时的盐运司范时纪创建的,是比学海堂要早七十年的名牌学校。这所学校的主讲教官陈鸿墀著有《全唐文纪事》等著作。在广州掀起弛禁论的高xdx潮时,他是严禁论的急先锋。他是总督邓廷桢的门生,据说他跟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约好,要在总督生日的那天,在酒间的闲谈中批判弛禁论。
    朋友中有一个叫李可琼的老人说道:“鸦片要不严禁可了不得啊。我真担心,将来说不定自己的子孙也会吸上鸦片,倾家荡产,落个悲惨的下场。”
    李可琼这么一说,陈鸿墀大声说道:“事关天下的风化!担心一家之私事,与担心吾师(指总督)百年之后,在青史上被写上倡导弛禁的魁首,损伤其名声相比,那算什么呀!”
    不知道这是否是事先导演好的一幕戏。不过,据说邓廷桢就因为这几句话而大大地觉悟了。他以后再没有提到弛禁,而且在鸦片战争中同林则徐齐心协力,共赴难局。
    如果加以推测的话,广州的两所名牌学校越华书院和学海堂的对立,也许就纠缠在这个问题上。
    后来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到达广州时,越华书院是他的行辕。这所历史悠久、正统的学校,当时已受到新兴的学海堂相当严重的欺压。学海堂的规模大,正处于兴盛发展时期。当学海堂的学者倾向于弛禁时,越华书院的人很可能是乘这个机会来反对他们。
    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可以说是弛禁论的点火人。他和龚定庵是同乡,都是浙江仁和人。嘉庆二十二、二十三年他曾在广州的粤秀书院担任过两年教官。
    这些情况不能不令人感到,广州的教育界已深深陷到关于鸦片的严禁和弛禁的论争里去了。
    附带说一下,学海堂就是现在广州市立一中的前身,越华书院在光绪二十九年停办。许乃济曾经执教的粤秀书院变为后来省立大学的附属中学。
    2
    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连维材除了到武夷山去了两个来月外,其余的时间几乎都待在厦门的望潮山房里。
    他既未去广州,也没有去北方。
    他俯视着大海,深深地感到“时间”的逼近。
    时间与他播下的种子并无关系,照常迈动它的步伐。他只想在各个方面接上导火线,看着时间的破坏力。他感到有点可怕,但他提醒自己要有正视它的勇气。破坏力愈大,突破口也愈大。
    这一年的年底,英国商务总监督罗宾臣辞职,由查尔斯?义律继任。义律曾作为律劳卑的随员来过清国,在清国待过两年多时间。
    义律一就任,就通过公行向两广总督提出要求,希望去广州管理商务。
    自从律劳卑退出广州后,英国的商务监督一直住在澳门,未曾进入广州。以前的大班——即东印度公司的特派委员,获得清朝政府的允许,平时都住在广州。清朝方面采取的方针是,准许民间人士住在广州,“夷官”则不准。
    总督向北京奏报说:
    英夷义律者,奉本国之命,前来监督本国之商人和船员。现在夷船云集于黄埔,商人与船员之中,不识天朝法律不在少数,为恐徒增事端,希望亲自常住广州,以便管理云云。
    虽非大班,但“名异实同”。则是否可比照大班之往例,准之入境?但若其有擅自非为或者勾结汉奸图谋私利之情事,当即驱令其归国,以绝弊源。……
    第二年——道光十七年正月十八日(阳历二月二十二日),批准了这个奏报。
    林则徐于道光十七年正月四日到达北京,受到跟他同年中进士的旧友和同乡们的欢迎,住宿于城外的三官庙。
    以前在江苏协助过他的征税能手予厚庵也来到北京。林则徐的日记上记载着他们久别重逢、欢谈旧谊的情景。
    朝廷向广东发出准许义律进入广州的指示时,林则徐正在北京。他一有空就悄悄地会见吴钟世,听取各种情报。
    “老大人的情况如何?”他这么一问,吴钟世摇了摇头说:
    “鸦片把人变成鬼啦!不定庵里住着一个鬼。”
    林则徐中进士待在北京时,吴钟世的父亲还正当壮年,是一位慷慨之士。他具有丰富的实际经验,怀有各种抱负,林则徐曾多次向他请教。而现在他已瘦得皮包骨头,整天把蜡黄的脸冲着天棚,躺倒在床上。枕边摆着吸食鸦片的器具,他的眼睛已变成鸦片鬼的那种带泪的眼,林则徐的模样恐怕已经映不进他的眼帘;不,即使能映进去,肯定也丧失了识别人的机能。
    林则徐了解他过去的情况。他的变化,使林则徐感到一阵凄凉。
    王尚辰写过一首《相思曲》:
    炎荒瘴毒金蚕蛊,皂鸦嘬人肌骨腐;
    磨脂滴血捣春华,抟就相思一块土。
    相思土碎青烟飞,拌使内地输金钱;
    闾阎元气日浇薄,缊化作相思天。
    相思兮相思,朝暮无已时。
    但愿不识相思味,待到相思悔已迟。
    吁嗟乎!
    世间多少奇男子,一生甘为相思死。
    传说印度在栽培罂粟时,把相亲相爱的年轻男女捆绑起来,当两人的情欲达到最高xdx潮时,用利刃刺穿他们的心脏,用流出的缕缕鲜血来浇灌。——这个传说当时在中国相当流行。大概是人们一旦吸上了鸦片就很难断绝,这和相思的男女难分难舍很相似,因此而编造了这样的故事。在诗中也称鸦片为“相思草”。
    吴钟世的父亲确实如他的儿子所说的那样,已经不是人,而是一个鸦片鬼。
    吴钟世从林则徐那儿拿的津贴并不少,但光靠这笔钱还不能支付父亲的鸦片费。他现在协助金顺记的工作,才勉强能应付。有了这样的工作他才得了救,否则他恐怕怎么也弄不到鸦片。
    当时犯罪的动机,大半都是与鸦片有关。
    “燃眉之急的问题是鸦片。”林则徐痛切地这么认为。
    鸦片问题不仅是同保守派针锋相对地斗争而产生的一种争论,其本身是关系到国民是否灭亡的最紧迫的问题。
    二月五日,林则徐从北京出发,奔赴新的任地。他已被任命为湖广总督。
    这个官名因有一个“广”字,往往被误解可能与广东方面有关。其实湖广总督是管辖湖北、湖南两省的总督。有时称作湖北湖南总督,在兼管四川省的时期,曾叫川湖总督。
    三月四日,林则徐到达汉口;第二天进入总督驻地武昌城。
    武昌于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陷入革命军手中;这个城市在推翻清朝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华民国于第二年成立。民国元年恰好是日本的大正元年。十月十日的“武昌起义”遂定为纪念节日“双十节”。
    在亲眼看到武昌的街头高呼革命成功万岁的老人们当中,恐怕还有人隐约记得林则徐当总督的时代。武昌革命距林则徐到任七十三年。
    3
    道光十七年三月,林则徐到达武昌任湖广总督时,龚定庵任礼部主事,四月补主客司主事,兼任祠祭司,为正六品官。
    清朝行政机构的“六部”,来源于周代的天、地、春、夏、秋、冬的六官制,概略地说,其所管辖的事项如下:
    吏部——一般行政
    户部——财政
    礼部——典礼
    兵部——军事
    刑部——司法
    工部——技术、建设
    没有专管外交的部。这是因为清朝认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与中华对等,因而不能有对等的外交。这种天朝的思想意识,承认民间的东印度公司的职员,但不准英国的官吏——商务监督入境。律劳卑不仅擅自进入广州,而且要求对等地交换信件,因此,“天朝”的政府认为这是荒谬绝伦的行为。
    接待进贡国或外藩,同它们交涉,由礼部承担。所以勉强地说,外交属“礼部”管辖。但就对外贸易来说,因有海关的关系,而海关属户部所管,所以户部也承担了一部分外交任务。
    由此可见中国的“部”相当于日本的“省”。现在中国仍使用“部”字,如内阁的各机构就有民政部、外交部、国防部等。这是继承了“六部”以来的传统。
    部的长官为“尚书”,满族、汉族各一人担任,所以各部有两名长官,如道光十七年吏部汉族尚书为汤金钊,满族尚书是奕经。副长官为“侍郎”,侍郎分左侍郎与右侍郎,而且与尚书同样,分别由满汉各一人担任,合计有四名副长官。
    按顺序排列,侍郎以下有郎中、员外郎、主事。郎中相当于日本的局长,员外郎相当于部长,主事则大体相当于课长。日本的局长、部长、课长,相当于中国的司局长、处长、科长。
    定庵也于这一年被选任为湖北的同知。但他没有赴任。同知为正五品官,是知府的辅佐官。
    中国的地方行政组织的顺序是省、道、府、州、县。中国的县比日本的县小,可以大体比作日本的“郡”。中国的知县相当于日本的县知事。他不过是个七品的官儿。中国的府大体相当于日本的府、县。府的长官叫知府,同知相当于副知府。
    湖北有林则徐,定庵虽然也想去那里从事地方行政工作,但去了就再也见不到默琴了,因此他还是以六品官在北京,而没有到地方上去当五品官。
    这一年定庵有不少有关佛教的著述,校订了七卷《龙藏考证》和七卷《三普销文记》等。
    弛禁论到这一年已经销声匿迹了。许乃济上奏弛禁,反而导致了严禁气氛的增强。
    义律虽获准进入广州,但在那儿无事可做,又返回了澳门。原因是英国政府要采取同清国对等的立场,不准义律以“禀”(请求书)的形式通过公行与清国官方接触。而清国方面的态度虽准许义律入境,但仍按以前大班的旧例,坚持“如有要求,应通过公行呈禀”的原则。清英两国的关系再次出现紧张的气氛。
    英国的强硬派在本国的活动逐渐奏效。不久,英国政府决定派遣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他仑去清国视察。
    北京不断地督促广东驱逐鸦片母船。广东当局通过公行通知义律,鸦片母船如不撤走,将“封舱”,全面停止贸易。但是,鸦片母船仍然屹立不动。
    在许球主张严禁鸦片的奏文中,曾列举了夷商中九名最恶劣的鸦片贩子。两广总督邓廷桢通过公行的伍绍荣,命令这九人撤回澳门。但这九人仍赖在广州不走。
    这一年,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皇即位。
    道光十七年,对道光皇帝来说,又值第七个不祥的“凶年”。但这一年骨肉亲人中谁也没有死。
    皇帝的情绪略有好转。看来已脱离倦怠期而进入勤勉的季节。寝宫养心殿里灯火彻夜通明。他在灯光下执着朱笔,批阅奏文。

《鸦片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