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心仍旧战栗
1987年我到德国后曾在柏林生活了三年。当时柏林还是一座有一堵“移动的”墙的城市。有些日子这堵墙就立在街的尽头，而在另一些日子它又不在那里了。我深信：那墙由生活在不毛之地的动物驮在背上游走。兔子和乌鸦，这些被射杀的动物就像枪管一样令我感到恐惧。墙消失了，被射杀的动物逃到乡下去了。可能它们逃亡时心也怦怦地跳，就像此前许多遭追杀者那样。当时正值严冬，墙的后方一片荒凉犹如不毛之地。
外国人，这个词直截了当，它既中立同时又有倾向性，就像说出这个词的每个嗓音的声调所表露的那样。不同的人嘴中说出的这个词会有截然相反的意思，人们使用它的意图也各不相同。即使是按其中立性来使用它，它也指所有被这么称呼的人。它是个集合词，指的是那些从别处来到这个国家的单个的人。他们之中的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故事，尽管他们在自己国家所受到的威胁和所遭受的贫困是千篇一律的。如果他离开了自己的国家，他的生平经历就是他最稳固同时又是最脆弱的财富。作为陌生人他寻找的补偿则是他的国家从未给过他的或是早就从他那儿剥夺走的。
德国人，即使是出于好意，也不能称自己是外国人。施特菲·格拉芙和鲍里斯·贝克尔前一阵说过：我是外国人。在德国他们不是外国人。在他们是外国人的地方，在粉丝的关注下他们把小小的网球打过网。他们是众人瞩目的中心，比赛过后不久他们就打道回府了。在他们是外国人的地方，他们享受着特权。获得名次登上领奖台与在难民登记簿中的登记号根本不具可比性。所以名人的好意就走了味，变成了调侃。对外他们代表德国，与其说是代表政体国家，不如说是代表民族国家。他们拥有很大的自由空间：因为民族国家并不强迫他们非赢不可，即使输了，他们在政体国家面前也不用害怕。这一点使他们有别于来自独裁国家的运动员，后者接受的是伪政治任务，甚至要在真公安监视下呕心沥血。他们的身体属于国家，每个独裁政权都在运动员中唤起求胜意识，让他们充当外交政策领域的战士。这样每次失败都被咒骂为未能成功地完成国家所交给的任务，而每次胜利都被当做成功地完成国家所交给的任务来庆祝，也就是说在政治层面上被滥用。在罗马尼亚是这样，在民主德国也是这样。
罗马尼亚划手伊万·
帕扎伊金多年一直是划艇世界冠军。尽管他挫败了所有的竞争对手，在外国他却是带着独裁的阴影坐进赛船的。而他的另一个与生俱来的阴影就是他的童年。因为他来自多瑙河三角洲，他父母的家是建在水边木桩上的茅屋，迈过门槛就进入水中了。由于目力所及到处是水，所以他就像这一带的所有孩子一样必须同时学会在窝棚里走路和划小船。
一望无际的水在这一带也意味着饥饿：吃的东西不是在水面之上等着人去采摘或收割，吃的东西在水下，而且并非静止不动，蚌和鱼人们得去捕捉。帕扎伊金带着父母的饥饿坐进小船，为了去捕捉可吃的东西。他像所有生活在多瑙河三角洲的孩子一样，小小年纪就坐在船里，以致他划船时脑袋都露不出船帮。那小船看上去就好像是无人驾驭，自己划往芦苇荡，然后是淤泥地段。人们拼命划船，顾不上左顾右盼，几个小时以后人们惊奇自己还活着。帕扎伊金就是从这种环境走出来的：即使划到窝棚前，仍旧只是暂时逃离了那一片汪洋。
帕扎伊金所创造的体育成就曾经是、而且仍旧是为了寻找吃的东西拼命划船的绝对体现，这样的划船是停不下来的。他的划船在能够成为体育运动——为了划船而划船，而不是出于贫困——前一直是饥饿所迫。作为划手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划船成为一种奢侈。
罗马尼亚体操世界冠军纳迪娅·
科马内奇把自己的匈牙利名字改成罗马尼亚名字，并上了独裁者小儿子的床，为的是能在国外站在平衡木上。独裁者的影子跟着她在平衡木上一起晃动。她在外国的体育馆成为胜出者，但在自己国家她仍旧是个臣仆。赢得世界冠军赛的欢呼声一结束，她在“家里”就去独裁者那里表示感谢。她说，她在平衡木上获得的胜利全要归功于他的领导和智慧。齐奥塞斯库微笑着吻了她。当独裁者的儿子早就躺在别人的床上之后，她去了美国。后来人们听说她在那儿给内衣做广告。
无论人们向哪里看，来自民主国家的人和来自独裁国家的人的命运是根本不同的。因为前者是民族国家的孩子，而后者是政体国家的孩子。如果民族国家和政体国家的孩子在同一个地方做同一件事，只有政体国家的孩子脑中才会有阴影蔓延。
“……我必须承认，我当时确实想把把埃里希·昂纳克描绘成我的同乡，他身上有萨尔人的各种印迹和特点。我甚至于把他的边防想法诊断为萨尔人误入歧途的象征。我错误地做出了执拗的断言，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家乡累积了太多的感受，是会把它们当做国际间的兄弟情感释放出来的。这会导致神经病患者的失误，这种失误缘于被压抑的反抗意志，鉴于有人想逃跑就会拉起铁丝网，鉴于有人渴望回家就会建起一堵墙。”
路德维希·哈里希如此写道。说到昂纳克，对其扭曲的家乡观念的入木三分的描写只能出自某人手笔，这个人不必生活在其独裁统治下。这种微妙的表述把独裁者想象中的痛处风格化，却忽略了相关国家中的现实痛苦。如果说铁丝网和枪管是渴望回家的物质，那么齐奥塞斯库也是萨尔人。菲德尔·卡斯特罗、萨达姆·侯赛因、蒙博托和米洛舍维奇都是萨尔人和这类渴望回家者。如果一位独裁者在头脑中需要一个家乡的话，那么它只能是：蔑视人。这才是他唯一寄居的地方，那里安装着各种设备。为了他们自己作为统治者能够病态地自尊，独裁者狂热而不顾一切地蹂躏着国家和人们。那位长期担任昂纳克保镖的人的耳聋是因为狩猎。昂纳克利用这位保镖的肩膀当枪托，他送给这个耳朵变聋的人一个西方的助听器。但他仍旧在每次狩猎时把被枪声震聋的耳朵下面的肩膀当枪托。
万德利茨那里房子各处所挂的鹿角让我想起，小鹿的角上面长着一层皮，看上去就像伸开的手指。只有当鹿角不再继续长的时候那层皮才脱去。只要鹿还在蹭这层皮，它们就血淋淋地挂在鹿头上，如同碎布片。如果人们需要画面来展示独裁者在人身上造成了哪些永久性的破坏，那么正是这幅画面而不是萨尔能够暴露无遗，在专制下会发生什么事。而这些事到处发生在每一个貌似人道的社会。每个独裁者都能把保镖的耳朵射聋，但没有一个独裁者能圆渴望回家的梦。独裁者们在他们的国家不是幻想中的外国人，即使是流亡的独裁者们都不是外国人。谁收留了独裁者，都把他们当贵宾来对待。而且他们反正也不会有负罪感。他们自责时总是后悔他们的手段还不够狠，对他们已经做过的事，他们从不追悔。通过被剥夺权力，他们更是认识到自己对权力的那种疯狂渴望是多么必要。昂纳克的反思僵硬得如同他那老年人的拳头，被推翻后他多次把自己的拳头高举过头。只有他的拳头做到了，让他衰老身躯上的脸再次绽放亮光，看上去好像年轻了四十岁。
一个外国人在各种官方办事机构先要公开自己的履历，不是再次出于信任把履历交付出去，也不是讲述，而是公开。这与讲述截然相反。鉴于公开之后或者能获得机会，或者将失去机会，这种公开已经意味着置疑。我回忆自己在难民营度过的时光。新来的人得手里拿着一张纸穿过一扇扇门去办手续，先去哪里后去哪里的顺序是规定好了的。最初要进的两扇门是联邦情报局的办事处，不，门上当然没有这么写，门上写着：测试机构a和测试机构b。手里那张纸叫检验单，这名字起码还诚实。当时有的门上贴着纸条，上面写着：我德语无懂。德国办事员觉得这句语法不通的句子很滑稽，但又不允许他们明着说，所以他们就用这种办法来表达。
政治上受迫害者知道他们选择逃跑的代价。在独裁体制下，道德这个词对他们来说是重要的。德国并不想对受迫害者的道德给予关注。所以德国官员在他们事先印好的表格中没有设置这一栏。在政治避难者公开他们的履历时，没有人会对道德问题感兴趣。追求道德完美其实正是避难者选择逃离的原因，这种追求把政治上受迫害者与其原来所在国的政治上随波逐流者和罪犯区分开来。道德与政治上的投降主义截然相反，而且往往是需要付出高昂代价的。在把生活物化到表格里去时，道德却得不到体现。在德国没人谈论这一点，甚至媒体对此都不感兴趣，在私人谈话中更是很少涉及这个话题。冒着生命危险通过逃亡拯救了自己的人，在德国首先要学习的就是：从此不会有人询问他逃亡的原因了。相反，一位德国女记者询问一名波黑士兵：您是否开枪打死过塞尔维亚人？在提这个问题之前幸存者曾经讲述了，他如何在自己藏身的地方目睹了那些寻找他的塞尔维亚人如何把他的祖父母折磨致死。夜间他把他们偷偷埋葬了，两天以后祖父母的尸首又被刨出，后来被狗吃掉了。那位幸存者说，他大概打死过塞尔维亚人。但他开枪时有四五个人同时开枪，他不知道是谁的子弹打中的。
这位德国女记者的伪善道德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意义呢？面对凶手放弃自卫吗？
避难者们的履历不外乎是所经历的无数细节。想要理解这些，无须从数千人那里一一了解，人们只要知道为数不多的一些履历中都饱含了些什么。细节意味着准确性。只有这些细节才能让人将它们和自己的生活进行比较，只有它们才能面对局外人的不切实际的欣赏和不切实际的蔑视站住脚。因为这两种态度都是偏见，它们彼此诋毁、势不两立，又互相依存。
1987年我在公开自己的履历时谈到了罗马尼亚的独裁，这让德国官员很烦。我出于政治原因离开了一个独裁体制，而德国官员想知道我的德国侨民身份。当那位公务员问我，如果我是罗马尼亚人的话，我的所作所为是不是仍旧会导致迫害，我回答说是的。结果他打发我去外事警察局，他断言说：或者是德裔、或者是政治迫害，既是德裔，又受政治迫害，没有印好的表格供这种情况填写。我讲述的事情打乱了他抽屉的秩序。也许人们在德国从来就不习惯提有关个人道德的问题，因为这会越界涉及到提问者的生活。而即使是这里，在一个比较自由的——生命不会受到威胁的——国家，道德和生命安全往往也是难以协调的。当那些公务员无法循规蹈矩地处理我的避难申请，只能把我的表格推来推去的时候，我在脑子里给自己提了个问题，他们要是处在我的情况下会怎样呢？对这个问题我只回答了一半，另一半我禁止自己去回答。但结果都一样，他们的表现在被禁止回答的那一半比我回答了的那一半也强不到哪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