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的观察意味着毁灭，这个印象变得越来越深刻。“魔鬼坐在镜子里”，这句话也知道这种印象。当人们去接近去关注别人的时候，人们便肆无忌惮起来。人们把他们肢解开来。细节会比整体更加庞大。人们洞察着他们。人们什么都没看到，但感觉到了里面有什么。因为只能停留在感觉上，感觉就成了完全自生的看见。那么，必定是自生的感知就会比当人们朝里张望时更加残酷无情。
照片同样也是镜子。在照片上的我们的面孔，很少与我们想要的效果相同。我们好像都受了惊被吓走了。脸上的每一个部分都保持了原貌。可整体来看的时候，脸上的每个部分又都像临时拼凑起来的。有着自己的面孔的照片仿佛一只别人摁在自己脸上的手。有着自己面孔的照片好像在对我说，就像当我无意间把手伸向父亲脸上的时候他说的话：“那是我的大限”。
当我们在照片上看到别人的脸的时候，魔鬼也坐在镜子里。我们越是分解那张脸，我们就越是滑向自己的脸，直到面颊颤动起来，直到我们不经意地开始提防自己。
照片自己并不动。然而看照片却带来了不安。我们把目光投向被静止下来的动作。对我来说，凝固的动作常常等同于追赶。不安渐渐产生。这不安是被“制造”出来的。凝固的东西不能动，不安也就不能一同出现，也不能被一同唤起。不安互相交错着，因为它们碰到了凝固，而且处在了同样的位置上。于是，就像静止可以呼喊那样，凝固可以追赶。
静物这个概念听起来总是让我感觉很有威胁。当人们仔细，当人们足够长时间地凝视的时候，在凝固下面就会涌动着些什么。
我把静物这个词用到了那个独裁者，齐奥塞斯库的面孔上。他的画像遍及罗马尼亚乡村的各个角落。永远都是那个样子。如果需要更换一张画像，那所有的画像都不会被保留。在一段时间内，常常是好几十年内，只允许有一张独裁者的画像存在。永远都是相同的一幅画像被无数次地在乡间流传，这让人们记忆深刻。这幅画像永远都表现着同一张脸。这幅画像引起了人们的烦厌。我经常感觉到，彻底的监视会引起人们的不满，因为不满中的恐惧会比普通的恐惧持续得更长久更深刻。
那只德意志蛙，那只已经在小村子里乜视着后来应该成为我的国家的一切的德意志蛙后来成了独裁者的蛙。
当人们对于社会现状有自己的解释的时候，当人们意识到自己没有生存空间并热衷于讨论这一点的时候，不满的情绪就压过了恐惧。人们把独裁者的蛙肢解开来，它在挑衅。人们把手伸向它的脑袋，而且能意识到后果是什么。
有一次，我和我的一个朋友闲坐时，他从独裁者的照片上剪下了一只眼睛，把这只眼睛粘到了一张包装纸上，在下面写上：“独裁者的眼睛”。我们哄堂大笑，因为这只眼睛再也不能威胁我们了。利用这只被剪下的眼睛，他用监视给了监视本身狠狠一击。我们每天感受到的东西，也是可以看得见摸得到的，也不比一只眼睛大。它是最粗劣也是最细致的伎俩。那只眼睛如此之小，监视可以如此自戕，以致我们再也逃脱不掉。一个好冷的笑话。
我还记得我们是怎么停止大笑的。不是很突然。我们尝试着保持笑声的自主性。我们那些零碎的声响已经蒙上了一层忧伤。我们已经意识到，在沉默之前，我们把自己摆到了一个怎样的境地。像平常那样，气氛变得很讽刺，同时也昏厥起来。
后来我常常想起这个故事。脑袋里的那根食指常常在许多其他故事中挑出这一个。我想做出其他的选择。我总是拒绝在这个故事的附近写下哪怕一句话。
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文章里没有提到那只眼睛。然而，文章里的每句话都是从独裁者的那只眼睛里生发出来的：
蓝眼睛的小姑娘，这么一大早你皱着眉头走在沥青路上，你要去哪。这么多年来总是穿过那个黑的公园。你说夏天来了，可是之前根本没想到过夏天。现在你觉得秋天怎么样呢，好像这个城市不是由石头构成的，好像城市里的每一片叶子都枯黄了。你朋友们的头发里藏着影子，他们看到你多么的悲伤，他们习惯了你这样，也学会了忍受你这样。你就是你。不论人们谈到什么，就算人们谈论你走丢了也好，人们能做些什么呢。当酒杯中的恐惧能够抵御恐惧，而瓶子越来越空的时候，这还有什么用呢。当笑声回荡，当他们捧腹大笑，当他们笑到发狂，这有什么用呢。我们尚且年轻。
那是那只蛙的年代，在罗马尼亚的年代。除了那只德意志蛙，后来又来了独裁者蛙。也许在这只蛙统治下的三十二年已经足够使自己在所有方面上适应那种监视着的目光。恐惧层层叠加，就像从受了惊吓的小狗的一只只眼睛里闪过的恐惧，怯于去咬人，也怯于被咬。
也许，在被那只蛙统治的年代里，感知的产生是唯一可以改变环境的可能。可这感知越来越难以忍受，越来越有威胁性。然而这种附加至少是和我自己有关联的。
在街道两边人们可以看到许多大幅脸孔。那是竞选海报。也可能是广告，邮政的广告，户头的广告，一家经营啤酒或奶酪的商店的广告。海报上的面孔如此之大，如此做作。这些面孔总是与我在它们下面做的思考的事情背道而驰。它们汹涌而来，在小吃铺间，在篱笆边，在地下通道里，在树木下。我开始怀疑自己，慢慢地不能忍受。我把那些脸孔和其他人做比较，那些活着的人，那些路人。他们同样也不堪忍受。
这些脸孔同样也是静物，它们把我们所有人都攥在它们那优美而冰冷的手里。那是自由之蛙，它察看着那些渺小的活着的路人是不是配得上享受这个国家的富裕。然后，每个人都会被自由之蛙遣送回他该在的地方。自由之蛙微笑着，露出洁白的牙齿。它不去探寻事物，它使人陷于窘境。
通缉令上的脸孔同样也无处不在。那上面的主角是走上歧途的人们。我总是可以感觉到，我自己也可能是其中一员，某些情况下我自己也可能是其中一员。那种情况不是我自己的情况。那不是我应得的。
静止在通缉令上咆哮。凝固在追踪，也在被追踪。机场里也有通缉令，悬挂在窗口边，旁边的警察会检查旅客们的证件。每当一个人接受检查，我都会想：他现在会做出另一张脸。现在人们在搜寻他，而他身上没有东西可以证明他是无辜的。
是的，对于赫尔豪森的谋杀。有那些被印在通缉令上的人们。然后自由之蛙还是会怀疑所有的人。
可是独裁者的蛙依然存在。它有时会抓住我，对我说，它知道我在哪里，知道我在做什么。那是那些躲藏在威胁后面的人，那些不认识我的人。有人委托他们来针对我。当我想到印有他们脸孔的通缉令时，我不希望会有这样的通缉令。我也不能用钉子把这些通缉令钉到墙上去。尽管我知道，如果我这样做会让我得到保护。
那只蛙的怀疑最大的地方，屏幕在闪烁着。它展示着那些并不存在的照片。这些电子版叫做“幻影图片”，它是“静物”这个词的加强形式。这里的确定性最微弱，而感觉最强烈。当“幻影图片”出现的时候，又是那样的匆忙：
屏幕上显示的是一个小城，这个小城的居民天天乘车上下班。到火车站的路要经过坡地上的那个葡萄园。黄昏的时候，从大城市下班回来的年轻姑娘们从火车站出来穿过那片葡萄园回家去。有八个人在葡萄园里被强暴了。凶手是两个男子。播音员提到了他们的名字，但没有提到他们的姓。他还展示了那把刀。那两个男子就是用这把刀胁迫被害者的。播音员还说了一个数字，那是赏金的数目。屏幕上呈现着两张幻影图片。就算伊莲娜认得那两个凶手，由于赏金的原因她也不可能还受害者一个公道。比犯罪行为更加折磨伊莲娜的是对于葡萄园的信任。这信任对于凶手和受害者来说，都是无边无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