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乘车走的时候，埃德加说，田野离开了大地，从村庄一路旋转着到了城市。玉米还是绿油油的，拂着扇子。我心想，是家里的园子拉长了，追着火车在跑。火车开得很慢很慢。
对我而言，旅途显得漫长而遥远，我说。向日葵没了叶子，黑的茎秆儿隔开了视线。葵花子那么黑，乘客看倦了。跟我同车厢的人全都昏昏欲睡。一个女人抱着一只灰鹅。她睡着了，鹅在她怀中还嘎嘎叫唤了一会儿。然后它把脖子往翅膀上一搁，也睡了。
森林一直挡着车窗，库尔特说，蓦地看见一线天光，我就想，那上面是一条河。森林把整个地区都抹掉了。这跟我父亲的脑筋差不多。告别的时候，他喝得醉醺醺的，以为他儿子要上战场呢。他边笑边拍着我母亲的肩膀说：我们的孩子现在就要上前线。母亲一听这话就大叫起来。叫着叫着又开始哭泣。怎么可以醉成这个样子呢，她嚷道。不过，她之所以哭，是因为她相信他说的话。
父亲在我和他之间推着一辆自行车，格奥尔格说。我自己提着箱子。火车出站时，我看见父亲傍着自行车走回城里去。一条长线，一条短线。
我父亲很迷信，我母亲老给他缝制绿色的夹克。谁要是回避绿色，森林就埋葬谁，他说。他的保护色不是来自动物界，库尔特说，它来自战争。
我父亲，格奥尔格说，带着自行车去火车站，这样，去的路上就不必紧挨着我走，回家的路上也不至于手里空落落的，感觉踽踽独行的滋味。
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的母亲都是裁缝。她们的生活内容就是跟亚麻布、衬里、剪刀、针线、纽扣和熨斗打交道。当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聊起他们母亲的疾病时，我觉得像是熨斗的蒸气将她们身上的什么给化软了。她们身体内部落下了病：埃德加的母亲是胆，库尔特的母亲是胃，格奥尔格的母亲是脾。
只有我的母亲是农民，田间劳作将她身上的什么给硬化了。她身体外部落下了病，在腰背。
倘若不是谈起我们那些个返乡的纳粹党卫军父亲，而是谈起我们的母亲，我们惊异地发现，母亲们彼此虽然一辈子都没见过面，却寄给我们相同的信，诉说她们的疾病。
她们委托那些我们不再乘坐的火车，捎给我们关于胆痛、胃痛、脾痛、腰痛的家信。信里装着从母亲身体里剥离出来的病痛，如同那些从屠宰场偷出来的放在冰箱格子里的杂碎。
病痛，母亲们想，是绑住孩子们的绳索。系着身在远方的他们。母亲希望她的孩子寻找回家的火车，穿过向日葵地和森林，露一露脸。
看见一张脸，母亲们想，脸上的面颊或前额就是绑住的爱。看见这儿和那儿出现的第一波皱纹，这些皱纹告诉她们，我们的日子过得比童年糟。
可是她们忘了，这张脸她们再也不能抚摸再也不能打了。碰都不可能碰了。
母亲们的病痛觉察到，对我们而言，松绑是一个美丽的词。
我们完全属于携带桑树进城的那一族，而谈话的时候，我们没有完全把自己归入这一族。我们寻找着差别，因为我们读书。当我们找到纤毫的差别时，就像别人那样把带出来的袋子置于门后。
可是从书里面可以读到，门不是藏匿之处。我们可以虚掩，猛地拉开或砰地关上的，唯前额而已。前额后面就是我们自己和父母，母亲们把她们的病痛随信寄给我们，父亲们将他们的愧疚植入最蠢的草中。
夏屋里的书是偷运到国内来的。它们是用风会躺下睡觉的母语写的。不是此地使用的国语。但也不是乡村孩子的床边话。书里写着母语，不过那种禁止思考的、乡村式的沉寂，书里并没有。我们猜想，那里，书的来源地，人人都在思考。我们嗅着书页，却逮到自己正习惯性地嗅着手。我们很惊讶，看书的时候，手不会像看国内书报那样被油墨弄黑。
所有的人，那些带着地域特征在城市穿行的人，正嗅着自己的手。他们对夏屋的书一无所知。可是他们想去那个地方。书的来源地，那里有牛仔裤和橙子，有给孩子们的柔软的玩具，有给父亲们的便携式电视机，有给母亲们的薄雾连袜裤和真正的睫毛膏。
所有的人都靠逃亡的念头过活。他们想畅游多瑙河，一路游到外国的水域。想尾随玉米一路跑到外国的地界。从他们眼睛里读到的不外是：他们会立刻倾囊买下土地测量员的地形图。盼望着哪天田野里和河面上升起迷雾，躲过边防人员的子弹和警犬，跑掉或游离此地。从他们手上读到的不外是：他们会立刻制作气球，用床单和小树制成易碎的飞鸟。盼着风儿不要停下来，好让他们飞离此地。从他们嘴唇上读到的不外是：他们会立刻倾囊跟一个巡道工交头接耳。会攀上货车，驶离此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