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在《牛津语录辞典》第三版中，英国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1772—1834）①的话说到“自愿对怀疑的临时悬置，构成了诗歌信仰”。这种对胡言来之不拒的态度，是欣赏诗歌、长篇和短篇小说以及戏剧所必不可少的。但是，作家的有些断言，实在荒谬得令人难以置信。
比如说，谁会相信基尔戈·特劳特在《我的十年自动飞行》中写的那些东西：“在太阳系中有一颗星球，那里的人存在了一百万年，蠢得竟然不知道他们的星球还有另一半。
直到五百年前，他们才把这件事弄明白。只是五百年前！
而他们现在却把自己称做Homosapiens②。
“愚蠢？你要说愚蠢？半个星球上的人那时居然还没有字母！他们还没有发明轮子！”
算了吧，特劳特先生。
他好像特别对美国的土著人嘲讽有加。应该说由于自己的愚蠢这些人已经受够了惩罚。据麻省理工学院——我的哥哥、我的父亲和我的祖父都在那里获得过高学位，但我的舅舅彼得·里埃伯却没能及格毕业——的教授诺姆·乔姆澌基①所说：“以当前的估计，哥伦布按我们的说法‘发现’美洲大陆时，拉丁美洲可能有大约八千万土著人，另有大约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人生活在格兰德河②以北。”
乔姆斯基继续说：“到了一六五○年，拉丁美洲大约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口被消灭。当美利坚合众国的疆界确定时，土著人口还剩下二十万左右。”
依我的看法，特劳特根本无意再给我们的土著人来一次大清洗，而相反，他也许过于婉转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人类对诸如另一个半球的存在、核能利用这类的伟大发现，是否真使得人的生活变得比以前更加美好？我个人认为，核能使人的生活比以前更加痛苦，在由两个半球组成的星球上生活使我们的土著人失去了往日的欢乐，也没让“发现”土人、创造车轮和字母的人们变得比以前更加热爱生活。
再次需要说明，我是出生于患有严重抑郁症家族的严重抑郁症患者。所以我才写得这么出色。
两个半球比一个更好吗？我有一段轶事可作例证，但没有一点点科学性。我的曾外祖父更换了两个半球的场所，正赶上臭名昭著的不文明的国内战争，①当兵残了一条腿。他的名字叫彼得·里埃伯。彼得·里埃伯在印第安纳波利斯买下一家酿酒厂，从此发迹。他酿造的酒中有一个品牌在一八八九年巴黎博览会上赢得金奖。酒的秘密配方是咖啡。
彼得·里埃伯将酒厂交给了他的儿子，即我的外祖父阿尔伯特，而他又返回到了原来的半球。他断定还是那边半球更好。我们的教科书中常常有一张移民下船的照片，但我听说，这些人其实正在上船，准备返回原地。
这里的半球决不是玫瑰花床。我母亲在这半边自杀，接着，我姐夫乘的火车翻落了无栏的悬桥而送命。
第二十七章
特劳特告诉我，时震将他弹回到一九九一年后。他不得不重新创作的第一篇小说是《狗的早餐）.小说写的是在马里兰州比萨斯达国家卫生研究院搞科研的一位名叫弗里昂·苏诺科的疯子科学家。苏诺科博士认为，真正聪明的人在他们的脑子里有微小的无线电接收器，从别的什么地方获得高招妙策。
“那些聪明仔肯定得到了外来的帮助。”特劳特在离宫对我说。特劳特让疯子苏诺科做他的替身。他本人似乎也确信某处有一个巨大的电脑，通过无线电波发出指令。向毕达哥拉斯说明了直角三角形，向牛顿说明了万有引力。向达尔文说明了进化论，向巴斯德说明了细菌，向爱因斯坦说明了相对论。如此等等。
“那台电脑，不管它在哪儿，不管它是什么东西，一边假装帮助我们，而实际上想杀死我们这些想得太多的呆子。”
基尔戈·特劳特说。
特劳特说他并不在意重写《狗的早餐》以及自由意志再次闯入以前写过并扔掉的其他三百余篇小说。“写或重写，对我来说是一回事。”他说，“我虽然八十有四，但我就像只有十四岁时一样，充满好奇，充满欢乐，并且发现，如果把钢笔尖放在纸上，它就会自动写出一篇小说来。
“是不是感到奇怪我为什么告诉别人我的名字叫文森特·凡·高？”他问道。我最好还是解释一下，真正的文森特·凡·高是荷兰人，在法国南部作画。他的画现在已列为世界最珍贵的财宝，但他活着的时候只卖掉过两幅。“他自知容貌丑陋，讨不了女人的欢心，同我的情况一样。但这不是全部原因，虽然肯定也是原因之一。”特劳特说。
“凡·高和我的主要共同之处在于，”特劳特说，“他作的画使他感到震撼，虽然所有其他人都认为它们一文不值。
我写的小说使我感到震撼，虽然所有其他人都认为它们一文不值。
“你还能有多幸运？”
对于他的行为和他的作品，特劳特需要的惟一评判鉴赏者就是他本人。这就使他能对时震后的重播坦然处之，毫不感到吃惊。在他个人以外的世界中，有的只是更多的蠢行，就如战争、经济崩溃、瘟疫、海啸、电视明星或者其他任何东西一样，全令他嗤之以鼻。
自由意志刚刚闯入的那一刻，特劳特在文学艺术院附近地区能够成为理智清醒的英雄，在我看来那是因为他与我们其他人不同。他并未发现似曾经历过的错觉中的生活与真实材料的生活两者之间有何显著的区别。
时震后的重播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是一场灾难，而他却不受多少影响。关于这一点他在《我的十年自动飞行》中写道：“我不需要一次时震来教我懂得，活着只是烂屎一缸。我从我的童年、十字架上的蒙难和历史书中早已了解了这一点。”
下列故事以供备案：在国家卫生研究院工作的弗里昂·苏诺科是个富翁，他雇用盗墓人替他去找去世的门撒国际①成员的脑子。门撒国际是个全国性的俱乐部，其成员必须是在智商测试，或叫IQ测试中获得高分者。这是一种由语言和非语言技巧组成的标准化测试，将参加测试者与普通的某某某某对立起来，同Lumpenproletariat②对立起来。
他派出的盗尸者也去替他找来在一些愚不可及的事件中丧生的蠢人的脑子，以供比较，比如在车辆如流的街上闯红灯，野餐生炭火时用汽油等。为了不被人怀疑，他们用从附近肯德基炸鸡店偷来的提桶．一次送一个新搞到的脑子。
不用说，苏诺科的上司根本无从知道他一天天工作到深夜究竟在干些什么。
他们显然确实注意到了他对炸鸡的酷爱，总是让人用小提桶整桶整桶送来，而且从来不分点给别人吃。于是他们总是心中诧异：他为何仍然骨瘦如柴？在正常上班时间里，他干他拿这一份工资必须干的活，那就是研制开发一种新的避孕药片，能使性乐趣丧失，这样就可以防止青少年发生性行为。
然而到了晚上实验室没有其他人的时候，他就把高智商的大脑切开，寻找微型无线电接收器。他认为那东西不可能是用外科手术植入门撒国际成员脑中的。他认为接收器与生俱来，因此肯定是血肉制成。苏诺科在他的秘密日记里写道：“人的脑子只不过是三磅半重布满血丝的海绵体，仅够狗当一顿早餐。如果没有外来支持，不可能写出《星尘》这样的作品，更不用说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了。”
一天晚上，他在一个门撒国际成员的内耳侧发现不大于一颗芥籽的一小块鼻涕颜色的隆起物，而此人读初中时一次又一次在拼写比赛中获胜。Eureka！①他又重新检查了一个低能者的内耳部位。此人穿着滑轮溜冰鞋去抓一辆疾驶而过的车辆的门把手。她两边内耳都没有鼻涕色的隆起块。Eureka！
苏诺科又细查了五十个脑子，一半来自笨得难以置信的人，一半来自聪明得难以置信的人。只有几名火箭科学家的内耳部有隆起物。聪明仔们为何智商测试结果那么好。隆起物肯定是原因所在。人体中那么小的一粒，如果仅仅是多余组织的话，那么就像丘疹一样不可能有所作为。
它一定是台无线电接收器！不管问题如何深奥晦涩，肯定是这类小接收器向门撒国际的成员、学校的优等生、电视智力竞赛的参加者输送了正确的答案。
这是诺贝尔奖性质的重大发现！因此，苏诺科在把新发现写成论文发表之前，就去给自己买了一套去斯德哥尔摩领奖穿的燕尾服。
第二十八章
特劳特说：“弗里昂·苏诺科从国家卫生研究院大楼跳入下面的停车场死了。他身上穿着那套永远也到不了斯德哥尔摩的新燕尾服。
“他意识到，他的发现证明，做出这样的发现他没有什么功劳。他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因为凡是做出了像他那样伟大成就的人，都不可能只凭人的大脑，只凭脑壳里面狗的一顿早餐，就可成功。他只有得到了外来的帮助才能为之。”
十年的间隙过后，自由意志再次闯入时，特劳特从似曾经历过的错觉状态转入无限生机，这中间的过渡十分平稳。
重播把他带回到时空连续统一体的某一个环节，他又重新开始写那个脑袋长在两腿间该长家伙的地方、而他的家伙却长到该长脑袋地方的英国士兵的故事。
没有任何预兆，重播突然无声无息地结束了。
这对任何正在操作自行驱动运输器械的人或乘坐这种器械、或站在这种器械路径当中的人来说，是灾难性的一刻。因为十年来，机器像人一样重复着它们前一个十年的动作，当然也常常出现致命的后果。正如特劳特在《我的十年自动飞行》中所写的：“不管是否‘重播’，现代交通是一场生死就在几寸之间的游戏。”但是，来第二遍的时候，造成所有伤亡的责任在于打嗝的宇宙，而不在人类。有些人看似在驾驶，但并没有真正在操作。他们不能操作。
再引一句特劳特说的话：“老马自识回家途。”但当重播结束时，这匹老马——从轻便摩托车到大型喷气式飞机的任何东西都有可能——却不认识回家的路途了。必须有人告诉它下一步该怎么跨，不然的话就完全成了牛顿运动定律的超道德的玩具了。
特劳特坐在文学艺术院墙壁自己的帆布小床上，操作的是既不危险也不难驾驭的圆珠笔。自由意志闯入时，他只是接着写下去。他写完了小说。那呼之欲出的故事，展开翅膀将它的作者带过了裂着大口的陷坑，而我们中大部分人都有跌落的危险。
只有当他完成了自己全身心投入的工作，即他的小说，特劳特才有可能去注意外面的世界中，或者说整个宇宙中正在发生些什么，如果正巧有事情在发生的话。由于他是个没有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的人，他有特别的自由可以在几乎任何场合使用奥卡姆剃刀，或称节俭法则。也就是说。
对某一现象最简单的解释，十之八九要比花哨玄乎的理论更接近真理。
讲到他如何完成那篇被耽搁了那么久的小说，特劳特的解释全没有传统论证的那一套繁琐：什么生活的意义啦，宇宙的能量啦，如此等等。正因如此，这位老科幻作家能够直截了当地切中最简单的真理：过去的十年里每个人都经历了他所经历的一切。他没有发疯，没有死去，没有下地狱，只是宇宙突然收缩了一下，然后又继续膨胀，使得每个人、每件东西都成了木偶，重复着自己的过去。这同时也证明了，过去是不可更变、也是不可摧毁的。这正是：
巨手划过时空。写下历史，
完成了篇章又挥笔不止。
所有的虔诚和智慧。都无法
使它回头，或使半行消失，
再多的泪水也冲刷不掉
已经写下的一句一词。
接着，二○○一年二月十三日的下午，在纽约远离市区通向地狱的西一百五十五大街，以及所有地方，自由意志突然之间破门而入。
第二十九章
我本人也在一系列连续性的行为中从似曾经历过的错觉过渡到了无限生机。旁观者可能会说，自由意志一出现，我即刻驾驭了它。但事实并非如此：时震开始前的一瞬间，我正好将一碗热鸡汤面打翻在膝盖上，从椅子上跳起来，用两只手把滚烫的鸡汤和面条从裤子上抹去。重播结束时，这就是我要接下去做的动作。
自由意志重新闯入时，我不假思索地继续把面汤从裤子上抹去，不让它透过布料，渗到里面的内裤上。特劳特说得不无道理，我的动作是条件反射，缺乏主观创造性，不能被认为是自由意志主导下的行为。
“要是你在进行着思考，”他说，“那么你就会解开裤子．褪到脚踝处，因为裤子已经浸透了，不管怎么疯狂地拍打抹擦都无济于事，阻止不了汤一路渗透到内裤上去。”
不光在远离市区通向地狱的西一百五十五大街，而且在整个广阔的世界中，特劳特肯定也属于最先意识到自由意志闯入的人之一。对他来说，这是件非常有趣的事，而对其他人则全然不同。其他大多数人在他们的错误、厄运、虚幻的成功被无情地重复了十年之后，用特劳特的话来说，“对正在发生的事或者将会发生的事，已经漠不关心”。这种综合征后来有了一个专门的名称，叫PTA，亦即“时震后麻木症”。
特劳特现在做了一项我们很多人在重播开始时曾试过的实验。他故意胡诌一些不成意思的东西，例如“嘟嘟——哒——嘟，叮叮当当，啊嚏福气，哇，哇”之类。回到第二个一九九一年的时候，我们当时也都想说些这类的东西，希望以此证明，只要努力，我们仍然可以说我们想说的话，做我们想做的事。当然，我们无法如愿。但是在重播结束之后，特劳特试着说“蓝貂双焦点透镜”之类的话，果然他张口就成。
毫不费力！
自由意志闯入的时候，欧洲、非洲、亚洲人正在黑夜之中。大部分人都睡在床上，或坐在某处。而在这个半球上，绝大部分人根本不处在睡眠状态，因此摔倒的人大大多于其他地方。
不管在哪—个半球，如果一个人正在走路，两只脚支撑的体重不平均，他会失去平衡，朝他或她正在行走的方向倒下。自由意志闯入时，即使是在车辆如流的马路中央，行人由于“时震后麻木症”必然会倒下，躺倒在地面上。
你不难想像自由意志阔入后，尤其在西半球，楼梯和自动扶梯底下是怎样的一幅惨象。
这就是你的新世界！
我的姐姐艾丽真正生活在世界上只有四十一个年头，愿上帝保佑她的灵魂安息。她认为栽倒是人的行为中最滑稽的事情。我这里指的不是因为中风或心脏病发作或腿腱断裂或其他原因倒下的人。我指的是那些十岁或十岁以上、不同种族和性别、身体状况良好的人，在平平常常的某一天突然间全都栽倒。
在艾丽弥留之际，虽然已时日不多，我对她讲某人栽倒的故事，仍然可以给她带来快乐，或者说，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绘她一点顿悟。我的故事不是从电影里看来，也不是道听途说得来的。它一定是我亲眼目睹的说明地球引力的原始例证。
我讲的故事中只有一则是来自专业喜剧演员的。那是很久以前，我很幸运能在印第安纳波利斯阿渡罗剧院的舞台上看到歌舞杂耍表演。那是这类表演消失前的临死挣扎。其中一名演员是我眼中的圣人，十分出色。他表演过程中总是有这样一段插曲：从台上掉进乐池，然后头戴着一面低音鼓爬上舞台。
我所有其他故事——对这些故事艾丽百听不厌，直到她钉子似的僵直地死去——涉及到的都是业余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