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部失败的电影面市后不久，我和奥萨诺还有查理-布朗一起到卡内基大厅出席全国妇女解放大会。奥萨诺是这次大会中唯一的男性演讲者。
来之前我们曾在“珍珠餐厅”吃饭，查理-布朗的惊人胃口又一次令那里的侍者瞠目结舌：她吃了一整只北京烤鸭，一盘螃蟹酿猪肉，一份豆豉牡蛎，一条大鱼，还把奥萨诺和我盘子里吃剩的食物一扫而光，最精彩的是她吃了这么多东西连口红都没碰掉！
我们在卡内基大厅前面走下出租车，我试图说服奥萨诺走在前面，让我挽着查理-布朗的手臂跟在他后面，从而使出席会议的妇女们以为她是和我在一起的，因为她实在太像传说中的妓女了。这副模样很可能会激起那些左翼妇女的过敏反应，但是奥萨诺像往常一样顽固，他要在她们面前示威，展示查理-布朗是他的女人，因而当我们通过过道走向前台时，我跟在他们的后面。与此同时，我仔细观察大厅中的妇女，她们唯一让人感到奇特的地方就是整个会场里全是女人。我以前在部队和孤儿院以及球赛时所见的全是男人，或者大部分是男人，此时此刻置身于这么多的女人面前，我不由得一阵胆战心惊，仿佛自己正孤立无助地站在异国他乡。
几个妇女出来迎接奥萨诺，有人陪他走到主席台，我和查理-市朗则在第一排就座。我当时真希望我们能坐在最后面，以便万一发生什么不测时能够在第一时间离开会场。我一直暗自为奥萨诺捏一把汗，所以对大会的那些开场白之类的发言充耳不闻。紧接着只见奥萨诺突然被带上讲台，被人向全场与会者做了介绍。奥萨诺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等待欢迎的掌声，可惜一时间什么都没有。
数年前，许多妇女曾被他在男人杂志上发表的大男子主义的文章激怒过，还有一些和他同辈的女人则因为他是一个当代最杰出的文豪而妒忌他，当然也不乏一些他的崇拜者，因此会场上终于响起了稀稀拉拉的几下掌声，恐怕这还是为了不使奥萨诺在发言时因受到大会的抵制感到难堪而对他的鼓励。
奥萨诺站在讲台前，就像一个庞然大物摆在那里。他一声不吭地站了很长时间，然后倚在讲台上，缓缓地、傲慢地、清晰地把一个字一个字吐了来：“我要和你们做斗争，或者说我要和你们造爱！”
整个大厅顿时骚动起来，嘘声、骂声、喝倒彩声混合成一片。奥萨诺仍然站在那里，企图继续说下去。我知道他如此举动是想吸引她们的注意力。他原来准备的发言内容支持妇女解放，却让这么出格的开端造成了与会者不允许他接着讲下去的局面。会场里的叫骂声和喝倒彩声越来越大，每当奥萨诺一开口说话，那些铺天盖地的声浪形成高xdx潮，把他的声音彻底淹没，直到奥萨诺极其夸张地向她们鞠了一躬，大步流星地走下讲台。我们在走廊上和他汇合，一起走到卡内基大厅的外面。此时的叫骂声和喝倒彩声马上变成了欢呼声和掌声，这是在向奥萨诺表示她们不需要他，赶他尽快离开。
奥萨诺当晚没有让我陪他回家，他想单独和查理-布朗在一起，但第二天一早我就接到了他的电话，说是要我帮个忙。他在电话里解释道：“我打算到北卡罗莱纳州的杜克大学办的米饭诊疗所去，据说这是全美国最佳的减肥中心，他们同时还可以使参加减肥的人恢复健康。我必须减肥，医生认为我似乎连部分血管也堵塞了，米饭疗法正好可以治疗此病。查理也要求和我一起到那里去，你能想象让那可怜的女孩子陪着我吃两个月的米饭吗？我决定不带她去，但这样我也就没法把车带过去了，所以我想请你帮我开车去。我们开车到那里后顺便玩几天，也许能乐一乐。”
我考虑了差不多一分钟后才说：“好的，我陪你去。”我们商定在下星期的某个时间出发。我对维丽说我只去三四天，先开奥萨诺的车送他去，把他安顿下来几天后就飞回来。
“他为什么不能自己开车去呢？”维丽问。
“他看起来身体不好，”我回答她，“我想他独自一人没办法坚持长时间开车。这段路程起码要开八个小时呢！”
维丽听后不再说什么。对我要开车送他去的这件事，我一直纳闷：奥萨诺为什么不让查理帮他开车呢？他们一到那里他就可以把她打发走，不让她吃大米饭的借口根本站不住脚。如此看来，也许是奥萨诺已经对查理感到厌倦，正在想方设法摆脱她。我倒不怎么为她担心，她的朋友多得很，完全可以照顾她。
于是我就驾驶着奥萨诺那辆用了四年的卡迪拉克送他到杜克大学诊疗所去。那天奥萨诺的精神饱满，身体也显得比平时好。“我喜欢美国的南方，”当我们驶进南方之后奥萨诺说，“我喜欢这里的人们所开办的耶稣事业——几乎每个小城都有一个耶稣商店。他们还开办了夫妻店，收入不错，又能广交朋友，这真是全世界最理想的职业。每当我回顾自己的一生时，我常想到假如我是个宗教领袖，而不是一名作家，那该有多好哇！我的日子就会过得舒心得多。”
我什么话也没说，只是边开车边听他唠叨。其实我们两人都清楚，奥萨诺除了当作家，别的哪行都干不了，他只能随着自己的思路去想象，去创作。
“这样我就可以组织一支由南方山地人组成的乐队，为了上帝，我给这支乐队取名为‘傻子乐队’。我特别欣赏他们对宗教的虔诚态度，也喜欢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严肃和自豪。他们很像正在受训的猴子，尚未把动作跟结果联系起来。关于这一点也许适用于所有的宗教，比如说以色列的希伯来人不就是那样吗？在神圣的日子里，他们禁止汽车和火车通行，同时还要和阿拉伯人打斗，而在意大利，天主教徒们对教皇是何等尊敬！我可真希望自己能统治梵蒂冈。我要写给世人一句话：‘所有的牧师都是贼’。这也将是我们的座右铭，将是我们的目标。基督教的问题就在于仍有少数牧师是诚实的，正是他们把一切都搞乱了。”
在以后的50英里的路程中，他先是喋喋不休地议论宗教，接着又转到文学，然后再大谈政客，最后快到目的地时，他一下子又扯到了妇女解放运动。
“你知道，我完全是为了她们着想的，我总认为妇女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即使在我对她们不公平时，我都有这种想法。有趣的是那些妇女竟然不让我把话说完，这可就是妇女的弱点了。她们完全没有幽默感，难道她们不知道我是在开玩笑吗？就没有想到我过会儿就说到正题并为她们说话吗？”
我对他说：“你为什么不把那篇演讲稿刊登出来？这样她们不就全明白了吗？《绅士》杂志会给你刊登的，对吗？”
“那当然了，”奥萨诺说，“也许我在减肥诊所呆的这段时间里就把稿子写出来。这样登出来也像个样子。”
后来我陪奥萨诺在杜克大学诊疗所足足呆了一个星期。在那一周里，我见到了真正的大胖子。我说的是我见到了重250磅到350磅以上的肥胖人士，比我这辈子所见过的大胖子的总和还多。自从那个星期以后，我再也不相信披斗篷的女人了，因为所有超过200磅的女人都深信墨西哥的毛毯或法国宪兵式的斗篷可以遮掩她们肥胖的身躯，其实她们这样打扮的效果适得其反，她们披上斗篷走在路上简直就像个危险的巨无霸在那里耀武扬威，也像个可怕的膨胀的超人或是中世纪的拜火教教徒。
杜克医疗诊所绝对不是以美容为目标的减肥中心，它的宗旨是努力修复人体由于长期超重所造成的损害。每个新来的患者都得经过各种各样的验血和X光检查，因此我决定留在奥萨诺身边，以便帮助准确测定和控制他到餐厅吃大米饭的饮食量。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自己还算幸运——不论我吃多少东西，我的体重都保持不变。在杜克医疗诊所的第一周使我大开眼界，终生难忘：我看见体重300磅的女子在弹簧床上翻腾，还看见一个体重500多磅的男子让人抬到火车站的货物磅秤上测体重。每天看见胖子们在黄昏中拖着臃肿的身体，步履艰难地散步时，就好像看见一只只垂死的大象在迈向自己的坟墓一样叫人心寒绝望。
奥萨诺在杜克医疗诊所附近的假日酒店租了个套间，许多病人都住在这里。如此多的同病相怜者聚在一起，闲聊时有共同的话题，也方便约伴去散步和打牌，甚至可以创造机会开始一段婚外情。有个体重250磅的男孩子带上一个体重350磅的少女溜去新奥尔良搞周末骚动约会，不幸的是新奥尔良的餐馆太好了，他们在那里吃了两天，回来后每人的体重都增加了十磅。让我感到有趣的是他们增加十磅体重被当做弥天大罪，比他们所犯下的不道德的罪行还要严重！
有个晚上，应该说是凌晨四点钟时，我和奥萨诺被一个男人的极端痛苦的尖叫声吵醒了，原来是一个男病人正四脚朝天地躺在我们卧室窗外的草地上呻吟。此君已经把自己的体重减到200磅，算是个令其他胖子佩服的成功者，现在很明显他正处于死亡的边缘，至少那挣扎声听起来是这样。人们冲去帮他，才发现已有一个诊所的医生在那里抢救他。他终于被救护车送走了。几个小时后我们得知了真相：该病人把酒店里所有卖巧克力的自动售货机都掏得一干二净，人们数过草地上的包装纸，足足有116张！更奇怪的是几乎没有谁认为这是一件奇怪的事。幸好这个人挺过来了，继续留下来减肥。
“你会在这里过得很快乐，”我对奥萨诺说，“这里的创作素材太多了。”
“不，”奥萨诺反驳道，“你可以写一个骨瘦如柴者的悲剧，却不能够写一个肥胖者的悲惨故事。你还记得肺结核曾经猖獗一时吗？许多人都为卡米拉伤心，而人们怎么会为一个装满了300磅肥油的皮囊哭泣呢？胖的本身是个悲剧，但它看起来不像悲剧。艺术作品能表现的东西多着呢，它可不在其中。”
第二天是奥萨诺所有检查的最后一天，我打算当天晚上飞回纽约。奥萨诺的表现很不错，能够严格遵守吃大米饭的饮食规定，自我感觉也良好，这也许是有我陪着他的缘故吧。当奥萨诺到医疗中心去取化验结果时，我边收拾行李边恭候他回到酒店来。
奥萨诺过了四个小时才回来，他的脸部表情显得很兴奋，绿眼睛大放光芒，恢复了以往的明亮和光彩。
“检查的结果正常吗？”我问他。
“那还用说！”奥萨诺答道。
就在那一刻，我无法相信他的话，他显得太健康、太愉快了。
“样样检查都没事，我的身体棒极了，今晚你可以放心地飞回家。我应该说你是我真正的朋友，没有别的人肯这样为我吃苦：天天吃大米饭，更糟的是天天看见那些体重300磅的女人招摇过市。不管你对我犯下了何种罪行，我都宽恕你。”有一会儿，他的目光流露出慈祥和仁爱，脸上洋溢着和蔼的神情。“我宽恕你，”他又强调了一次，“别忘了你是个罪孽深重之人，我希望你明白这一点。”
我们认识以来很少用拥抱来表示友谊，这一次他却热烈地拥抱了我。我很了解他讨厌与男人拥抱，也知道他看不起多愁善感，如今他一反常态，我不能不感到惊奇。我没有深入分析他说的“宽恕我”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只知道奥萨诺的智力过人，他是我所认识的人当中最聪明的一个，有办法得知我为什么没有在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为他谋到那个改编剧本工作的真实原因。他如今已宽恕了我，这是件好事，这才像奥萨诺的风格。他是个真正的伟人，剩下的麻烦是我还没有宽恕自己。
我当晚就离开了杜克大学飞回了纽约。一个星期后我接到查理-布朗打来的电话，这也是我第一次和她在电话里交谈。她的声音温柔甜美，天真得像个孩子，她说：“墨林，你得帮我一把。”
我惊讶地问：“出了什么事？”
她说：“奥萨诺快死了，他现在正躺在医院里，请你尽快来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