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冬青
有人说大众小说是在“一次性”上下赌注，确实有道理。它所追求的往往是一次性的阅读快感和风靡一时的轰动效应，而与注重深刻、创新和永恒的纯文学作品的审美取向迥然异趣；有时，它甚至干脆就是“反审美”的。这部《刚果惊魂》也不例外，在一系列令人魂悸而魄动的惊险事件之后，留给人们深刻思考和悠长回味的东西确乎不多。能够令人“惊魂”却难以震撼灵魂、净化灵魂和升华灵魂。但是，正如不能用酒的标准去要求可口可乐一样，对于流行、通俗的大众小说，也只能运用大众文化本身的标准来考察和评判。
透过这部小说展现的光怪陆离、五光十色的各种场景，不难发现，它所讲述的只不过是一个当代版的探险寻宝故事：珍奇的宝藏、神秘的地域、艰险的路途、强大的敌手，等等；构成故事基本框架的主要元素都与大量的神话传说、童话故事、民间传奇，以及史诗、小说中的同类题材作品如出一辙，异叶同枝。正所谓“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古老的故事要以当代的形式重新讨好读者，着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这部小说却达到了令人屏息凝神心意怦怦，有时甚至紧张得喘不过气来的效果，究竟是借助于什么力量呢？“一次性”的阅读快感自然是与对故事套路的早已熟悉有关——把它归入于某类故事后是很难有重读的热情的，但是这种重复多次仍能引人入彀的故事“圈套”不正是显示了某种永久性的魅力吗？这种百读不厌的“多次性”重复与“一次性”的文化消费之间的悖论又应如何解释呢？
仅从理论到理论是难以说清问题的。事实上，作品本身给出了最好的解答。神奇的失落的宝藏在任何时代都有其不可替代的吸引力，虽说高科技曾使许多东西黯然失色，但高科技本身却也需要某些高度珍贵的东西作为原料，这就使探险寻宝故事获得了新的再生的契机，作者成功地“复活”了这一题材的内在启动力。这部小说中的“休斯敦地球资源技术服务公司”所要攫取的是刚果珍稀、贵重的蓝色金刚石，而这种金刚石之所以贵重则是因为它可以“改变整个世界”，“将会中止核时代”，具有高科技上，特别是军事领域的重大意义。所以，它引起了强国之间的竞争，这又使探险寻宝行动平添了一层新的紧张因素。虚拟的宝藏和出自想象的行动并非没有其现实依据，如美国人无视别国主权，疯狂掠夺第三世界国家宝贵资源的行径之所以可信就因为“真实”。但是，我们更应重视故事的精神依据与想象的逻辑。与武侠小说中人争夺武功秘籍、童话中的孩子寻求魔法，乃至哲学家们追索“道”、“本体”之类一样，这种“寻宝欲”正隐含着人类的一种寻找终极（一次性解决问题）、掌握诀窍的祈望，以至于即使是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科技文明，却仍然要到最原始、最蛮荒的地带去寻找决定性的原料。正是这种荒唐寄寓着人类永恒的梦想，所以才能引起巨大的阅读兴趣。作品中的“英雄”，虽然还缺不了善于运用武力、精于战斗生涯的查尔斯·芒罗上尉，但真正的主角却是两位科学家——数学天才、电脑专家卡伦·罗斯与研究灵长目的动物专家彼得·埃利奥特博士；这表明，传统探险寻宝故事中的武力、勇气和智慧等要素，在此已被科学取而代之了。“知识就是力量”，科技知识真正成了探险寻宝的主要力量了。传统故事中关于力量、智慧和勇气的考验变成了对于科技力量的考验和竞争。在小说中，不仅各种科技仪器装备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行程的竞争都是通过电脑操作进行的，更不用说利用电脑网络进行一场看不见的战斗了。相应地，故事的悬念也就与科技密切相关。第一支考察队惨遭灭顶之灾，究竟是什么东西毁灭了他们，要靠电脑图像进行分析？猩猩埃米“梦”见的究竟是什么？埃米能与原始森林中的灰猩猩“交谈”吗？破译出来的猩猩“语言”正确吗？……凡此种种，都伴随着科技本身的发展历程，这就使寻宝探险变成了科学的历险寻奇，科学的“寻宝”。在这里，科学本身的巨大魅力被生动地展现出来，因为科学与人的关系在这种探险寻宝故事中被戏剧性地、空前紧密地展示出来，科学的命运决定着人的命运，科学的进展决定着故事的发展，科学被叙事化了。法国思想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将知识领域划分为叙事知识与科学知识，认为两者之间有着不可通约性，但他也承认在科学中也有着叙事的诉求，即把科学的发展讲成故事。在克莱顿的这部小说中，科学知识和叙事知识已经相互交融，科学知识转变成了叙事知识，成为故事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与助力，而故事本身的发展，又促进着、催发着、造成着科学的发展，如埃利奥特对新的物种的发现等，都表明不同的知识种类的融熔为一。
作为一部流行小说，必须争取大众，占领广阔的公共空间，这就要求其提供的知识形态也是大众文化性的。在这方面，作者可算是长袖善舞，神乎其技。他充分利用新闻、科普杂志、影视等大众传播媒介所提供的文化产品，娴熟地进行煎、炒、煮、炸，烩制出口味丰富复杂，荤素搭配齐全的麦当劳、肯德基式的文化快餐，调料精确而营养丰富，但却是一次性消费式的。作者在着重使科学知识叙事化的同时，笔触广泛地涉及政治、文化、社会、地理等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或通过巧妙改造新闻媒介提供的背景资料，或通过将专业知识普及化，为读者提供了多种知识相互纠合统一的文化产品。一方面，使人们难以了解而又急欲窥其秘奥的军事等领域的高科技进展以一种虚构的形式“揭示”给大众；另一方面，又对大众未必注意的科技领域展示其特有的魅力，如大猩猩的研究等。这种将科技附加魅力的做法正与科学对自然“祛魅”，即去除神秘性，相反相成，构成了小说特有的魅力。这也正是大众文化本身的魅力所在，即将各种知识进行审美的包装，并纳入某种叙事框架——在这部小说中是探险寻宝——获得一种文化精品，构成对文化消费者的“挡不住的诱惑”。
结合了新闻媒介、通俗影视、消闲期刊等文化产品提供的知识资源，大众小说往往给人们提供一种与现实界限模糊的幻觉。就像电视广告通过明星使用某产品而给产品使用者以某种替代性满足的幻觉一样，将真切与虚幻结合在一起，从而使虚幻在瞬间变为真切是大众文化的特有手法。在这部小说开头，作者学术气颇浓地描述了刚果河流域的基本特征，追述了亨利·莫顿、斯坦利的第一次探险，然而却将书中所写探险作为真实事件来叙述，并把小说人物列入感谢名单，与学术著作的写作方式十分相似。凡此，都给人一种似真性的幻觉，似乎是本书的一个颇富创意的广告。法国作家梅里美的一些小说如《高龙巴》等，也都是在开头学者式地考察故事发生地的风土人情，然而在故事的主体与开头的考证之间，真实与虚构仍然界限分明。而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则是采用一种新闻作品式的写法，在很多地方都将新闻叙事与小说叙事相结合，从而形成了一种特有的、与现实界限不清的艺术效果。直到故事末尾，还一本正经地介绍了人物的“现在”。这种手法的运用，既增强了阅读过程中读者关注焦点与自身现状的对照联系而产生的紧迫感，又使书中提供的背景活化为读者进入的作品世界，两个世界的交融恰恰加强了读者的感受，并为理解扫清了障碍，增进了阅读的快感。而通过作品世界与现实关系的模糊，又成功地将刚果河流域的原始丛林、食人生番、俾格米人、被毁灭了的丛林文明、火山爆发等等神奇而又惊险、恐怖而又充满诱惑的景象纳入故事之中，使真幻交融，虚实一体，把读者带入一种新的世界。
在传统的文学评论中，人物分析是重要部分。然而，对于《刚果惊魂》，却很难作这样的分析。尽管小说中的人物并非没有个性，但罗斯的个性却成为电脑中贮存的心理状况分析摘要，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人物的功能性特征，即人物是按其个性来安排干什么和怎么干的，要干的是“事”，“事”比“人”更重要。小说的写法也正是如此，“事”大于“人”，故事的急速进展使我们看不清人物的精神世界，也无暇去顾及人物的精神世界。人物需要的是行动，而不是思考；需要思考的时候，也往往用电脑而不是头脑来进行。只有在人物的行动需要提供心理依据时，才抽出笔墨，给出解释。如在火山爆发彻底埋葬了金刚石之后，罗斯想起关于自己个性的评估报告——这是否能为她的行动作出说明呢？由于整个故事都是以一些“客观的”、主要是科技的而非人为的因素作为情节发展的动力，所以事件接连不断，情节丝丝入扣，人物的行动都是与“事”有关，而内心自我却隐而不现，好像现在的电脑游戏，各色人物可以随意安排做事，但一旦进入“事”中，就要按照事件本身的发展来行动，失去了自由的意志和自主的精神。但电脑游戏的精彩正在于此，设若每个角色开始发展自己的精神，有了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则游戏就无法进行了。大众小说也具有自己的“游戏规则”，不同类型的小说其规则也不相同。《刚果惊魂》作为探险寻宝小说，其魅力主要就在于行动中，在于故事之中。正如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人们往往无法思考，只能赶快行动以摆脱困境一样，惊险小说情节的发展也往往使人物的内心世界难以得到表现的机会。相反，个性特征相对突出、明确的人物反倒容易推进情节的发展，也有助于读者理解他们的行动。这也算是有一失必有一得吧。值得注意的，倒是小说中对大猩猩埃米的塑造相当成功，令人想起《聊斋志异》中的一些形象。埃米女性般的妒嫉、柔弱易感，她的真率直露、善良倔强，乃至于内心深处的痛苦，都被描写得十分生动鲜活。对比于一些武侠小说中出现的猿猴、神雕之类，猩猩埃米的形象显然更为成功，为这部小说增添了不少色彩，从纷繁的事件中呈现出了埃米的性情，出人意料而又引人入胜。但是，这不免要引起我们的深思：为何能写好猩猩却忽略了人本身呢？
显然，这与作者在整体构思上的考虑有关。在书前的题辞中，作者引用的两段话都是关于人的动物性和大猩猩的人性的。书中，灰猩猩被人训练成看管金刚石的“特种部队”，最终“造反”赶走了人，并残害接近它们的人。而猩猩埃米则学会了一些简单的人类语言。在这里，人的动物性与动物的人性交相映照，具有深刻的含义。显然，作者对此有着沉思和遐想，所以，在埃米身上，不自觉地抛洒了较多的笔墨，使得埃米并不成为一个简单的道具或功能性的角色，而是凝结了较为深厚和复杂的内涵。但是作者并未深入地思考这些哲理性的问题，只是通过描写的形象艺术地提出了问题。书中，关于战争，关于原始文明，关于科技发展的反目的性，关于人的欲望所导致的破坏，等等，都有着哲理层面上的表现。但是，这些表现也不过是对通常流行的一些观念和看法的艺术图解，作者自己并未提出什么新的问题和新的解答。只不过，如此一来，这部小说也增添了哲理层面上的东西，使作品真正综合了大众文化的各方面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