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想是因为自己惊魂未定的缘故。”
她停顿了一会，向前翻看了一下记录。“好吧，你说自己受到了性骚扰，你也描述了这个女人对你的直截了当的要求。我觉得，既然她是你的上司，你拒绝她，应该会感到有某种危险。”
“嗯，当时我是有这样的担心，确实如此。不过我的意思是说，难道我没有权利拒绝她吗？现在做的这一切不都是为了弄清这个理吗？”
“你当然有这个权利。不过我问的是你当时的心态。”
“我非常忐忑不安。”
“尽管如此，你还是没有想过把事情告诉任何人？你不想让同事、朋友、家人——比方说亲兄弟——或者任何人知道这个经历，从而分担一下你的不安吗？”
“不想，我联想也没想过要这样做。我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发生的——我觉得自己很震惊，只希望这件事从脑海里消失，希望这事压根儿就没发生过。”
“你事后做过任何笔记吗？”
“没有。”
“好吧。刚才你提到没有把此事告诉自己的妻子。你会说自己是在向妻子隐瞒此事吗？”
桑德斯迟疑了一下，“是的。”
“你经常向她隐瞒事情吗？”
“不。但是你知道，这次牵扯到从前的女友，我想她不会同情我的。我不想和她处理这件事情。”
“你有过其他的风流韵事吗？”
“这不是风流韵事。”
“我问的是个笼统的问题，相对于你同妻子的关系而言。”
“没有，我没有过风流韵事。”
“好吧，我劝你马上告诉你的妻子，要完全开诚布公。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她现在还没有发觉这件事的话，那么她就会发觉的。不管这事有多么难以启齿，对你来说要维持住你们的夫妻关系，最有希望的举措就是对她百分之百的坦诚。”
“好的。”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接着谈昨晚上的事。后来的事情如何？”
“梅雷迪思·约翰逊给我家打电话，同我妻子通了话。”
弗尔南德斯扬起了眉毛，“嗯，这你当时意料到没有？”
“上帝呀，我根本没想到，她这么做简直吓得我灵魂出窍。不过她表现得很友好，只在电话里说，上午的会议改为8点半开始。就是今天上午的会议。”
“明白了。”
“可是我今天去上班的时候，却发现会议实际上是安排在8点开始的。”
“因此你迟到了，感到很尴尬，如此等等。”
“是这样。”
“你相信这件事情是预先安排好的。”
“对。”
弗尔南德斯瞥了一眼手表。“我恐怕已经没有时间了。如果可能的话，请你把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给我尽快说一下。”
桑德斯把上午的会议以及自己后来受到的屈辱简略地叙述了一下，但没有提起康利-怀特。他说到与梅雷迪思的争执、和菲尔·布莱克本的交谈，以及公司提出给他横向调职的事情；说到调动将会使他得不到子公司独立上市时会有的好处，以及他所做的来这儿咨询的决定。
弗尔南德斯几乎没有再问什么问题，只是不慌不忙地写着。最后，她把那个黄色的记事本推到了一边。
“好啦，我想这些足够让我了解事情的全貌了。你现在感到自己受到了轻视，没被人放在眼里。你的问题是：这是不是一起性骚扰案？”
“说得对。”桑德斯点头道。
“唔，可以说是，不过这一点会有争议。这是个得由陪审团来判定的案子，我们不知道真的审判起来结果会如何。不过，根据你所提供的情况，我必须提醒你，你的诉讼并不太有分量。”
桑德斯觉得目瞪口呆。“天哪。”
“法律并不是我制定的，我只是坦率地告诉你实情，好让你作决定时不太盲目。你的处境不妙，桑德斯先生。”
弗尔南德斯两手一推，使身体离开了办公桌，开始把文件材料往公文包里塞。“还有5分钟时间，不过，还是让我给你讲一下法律上定义的性骚扰是什么，因为许多委托人并不清楚这一点。1964年的《民权法令》第7章规定工作场所的性别歧视为非法行为，但是我们所称的性骚扰作为一个实际问题而言，多年来都没有明确的定义。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同等就业机会委员会遵照《民权法令》第7章的规定，才制定了一些对性骚扰下定义的准则。最近几年，案例法进一步明确了同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制定的这些准则。因此有关性骚扰的定义现在非常明了。根据法律，要使性骚扰诉讼成立，诉讼对象的行为必须包含三个因素。首先，它一定要是性方面的，这意味着，举例来说，开粗俗猥亵的玩笑不是性骚扰，即使听者可能会觉得反感。诉讼对象的行为本质上必须是性方面的。根据你告诉我的情况，你的案例具有明确的性因素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
“好。”
“第二，该行为必须是不受欢迎的。法庭区分自愿的行为和不受欢迎的行为。比如说，某人和上司发生性关系，这显然是自愿的——并没有人拿枪顶着这人的脑袋让其这么做。但法庭会考虑到该雇员可能觉得除了屈从之外别无选择，因此，进入这种性关系是不无勉强的——这就是不受欢迎的行为。”
“为了确定某个行为是否不受欢迎，法庭要广泛地调查与其有关的行为。该雇员在工作场所说过性方面的笑话，因而表明别人说类似的笑话会受其欢迎吗？该雇员惯常和别的雇员打情骂俏、进行性挑逗吗？如果确实卷入了风流韵事，那么该雇员让其上司进入其寓所了吗？该雇员去医院看望上司吗？或者在并非迫不得已的时候去看上司了吗？或者有过表明自己主动愿意发生这种关系的行动吗？除此之外，法庭还要弄清该雇员是否明确告诉了其上司该行为不受欢迎，有没有向别人抱怨过这种关系，或者试图采取任何行动来避免这种不受欢迎局面的出现。对于在雇员地位较高、因而应该有较多的行动自由时，这一考虑就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可是我并没有把这事告诉任何人。”
“是的，你甚至连自己的妻子部没有告诉。就我能做的判断而言，起码你没有明白地把此事告诉她。”
“我觉得不能告诉她。”
“我明白你的心情，但这是你案子中的一个问题。好吧，性骚扰的第三个必要因素是以性别为基础的歧视。最常见的性歧视是以此换彼——通过提供性方面的好处来保住饭碗或者获得提升。上司的威胁可以是明白道出的，也可以是含蓄的。我相信你说过，你认为约翰逊女士有能力解雇你。”
“是的。”
“你怎么会这么认为？”
“是菲尔·布莱克本告诉我的。”
“明明白白告诉你的吗？”
“是的。”
“约翰逊女士怎么样？那天晚上，她作过取决于性的许诺吗？她说过任何自己有能力解雇你的话吗？”
“确切地说，没有。但这种意思明摆在那里，空气里始终有这种味道。”
“你怎么知道？”
“她说过诸如‘只要我们在一起共事，就不妨来一点小小的乐趣’之类的话。她还说，我们为公司出差去马来西亚的途中她想做件风流事，如此等等。”
“你把这句话理解为对你工作所作的没有言明的威胁吗？”
“我把此话的意思理解为：如果我想和她相安无事的话，还是和她一起去为好。”
“但你不愿这样做？”
“对。”
“你这么对她说了吗？”
“我说我已经结婚了，我们两人之间的情况已经改变了。”
“唔，在大多数情况下，仅仅这番话就很可能帮你立案，如果有证人的话。”
“可是没有证人。”
“是没有。现在只剩下最后一点考虑了，那就是我们所称的不友善的工作环境。这种环境通常是在这样的情景下产生的：一个人受到某一种类型事件的多次骚扰，这些事虽然本身并不具有性的性质，但却可以积累起来，构成以性别为基础的骚扰。我不认为你仅仅依据这一件事情，就可以断言工作环境不友善。”
“我明白。”
“你描述的事件本来可以是清清楚楚的，遗憾的是它却不是。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转向骚扰的辅助证据。比如说，你真的被解雇了。”
“我认为实际上我已经被解雇了，”桑德斯说，“因为我正在被强行调离我所在的部门，而且我将不能参与分股。”
“这我知道，但公司提出将你横向调任这一举措使事情复杂化了，因为我想公司方面可以非常成功地辩解说：他们除了将你横向调任以外，并不欠你什么。他们还可以说：公司从来就没有许诺过要给你子公司独立上市时的金蛋；说子公司独立上市在任何情况下都只是个打算，将来的某个时候或许会实现，也可能永远实现不了。公司不需要赔偿你的希望，你对未来的某种渺茫的、也许永远不会实现的期望。因此公司会声称横向调任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你若拒绝，理亏在你。他们可以说你事实上是高职，而不是被解雇。这样一来责任就会推回到你头上。”
“这简直荒唐可笑。”
“实际上并非如此。举例来说，假如你发现自己患了晚期癌症，6个月之后就会死去，你能要求公司把独立子公司带来的收益付给你的亲属吗？显然不能。子公司独立上市时，如果你正在公司里工作，你就参与分股；如果不在，你就不能参与。公司对你的义务不会超出于此。”
“你是说我干脆就得癌症算了。”
“不，我说的是，你只顾忿忿不平，认为公司欠了你什么东西，而法庭不会同意这一点。根据我的经验，性骚扰指控往往带有这种特点。人们到这里来时忿忿不平，满肚子的冤屈，认为自己有某些权利，而实际上这些权利他们根本就没有。”
桑德斯叹了口气。“如果我是女的，情况会不一样吗？”
“基本上不会有什么不一样。就像众所周知的那样，性骚扰很难证明，即使是在最清楚、最极端、最让人难以容忍的情况下，也难以证明。大多数案子发生时的情况都同你的案子一样：房门关着，没有目击者。结果只能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空口指控。在这种没有确凿的旁证的情况下，惯常的偏见经常是对男子不利的。”
“唔。”
“不过即使如此，还是有1/34的性骚扰案子是由男性提出指控的。其中大多数案子是指控男性上司的，不过有1/35的案子是指控女性的。这个数字一直在上升，因为现在工作场所里女性上司越来越多。”
“这我以前不知道。”
“人们不常讨论这一点。”弗尔南德斯边说边透过眼镜框上缘仔细看着桑德斯。“但这种情况正在发生，而且根据我的观点，它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性骚扰同权力有关——它是上司对下属滥用权力的行为。我知道有一种时髦的观点，说女性与男性有根本的区别，女性上司决不会对雇员进行骚扰。但是我在自己所处的位置上什么都看到过。我耳闻目睹过你能够想象得到的任何事情——其中有许多事情我告诉你你都不会相信，这一切使我有另外一种看法。我个人不太同理论打交道，我必须与事实打交道。根据事实，我看不出男性和女性在行为上有多大差别，至少没有任何可以作为依据的差别。”
“那么你相信我讲的情况啰？”
“我相不相信你这一点没有什么可争议的，有争议的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你碰到的是不是一件性骚扰案，以及在目前的情况下你该做些什么。我可以告诉你：你对我说的所有这一切以前我都听到过，你知道，你并不是第一个要求我代理此类案子的男性。”
“你建议我现在该怎么做呢？”
“我不能给你提供任何建议，”弗尔南德斯很干脆地说，“你面临的决策太难做了。我只能帮你摆一下情况。”她按了一下内部通话系统的按钮。“鲍勃，叫理查德和艾琳把车开过来，我在大楼前同他们会合。”说完她又回过身来面对着桑德斯。
“我来回顾一下你面临的诸多问题，”她扳着手指一个一个地往下说，“第一，你声称和一个比你年轻，又很有魅力的女子进入了一种亲昵的情境，但你拒绝了她。在既没有见证人也没有旁证的情况下，想让陪审团相信你的说法是不容易的。
“第二，如果你提起诉讼的话，公司就会解雇你。在开庭审判前，你要等上3年。你得考虑一下这3年时间里你怎么养活自己，如何支付房钱以及其他的费用。我可以把你的案子作为急案处理，但是你仍然要支付审讯过程中的全部直接开支，这至少要10万美元。我不知道你是否愿意用自己的住房作抵押来支付这笔款项。但这个问题是必须解决的。
“第三，诉讼会让一切公开暴光，在开庭审判的好几年前，报纸和电视的晚间新闻里就会报道这件事情。我无法恰当地描述这种情况对你本人，对你的妻子和家庭会有怎样的毁灭性影响。很多家庭在审讯前的这段时间里就已经家破人亡了。离婚的、自杀的、生病的都有。情况将会非常的艰难。
“第四，由于公司方面主动提出给你横向调职，我们就无法明确该就什么样的损失要求索赔。公司会声称，你没有什么好控告的。我们得尽力去争辩，但即使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支付了所有的开销、费用和3年的生命以后，你最多也只能得到二三十万美元。当然公司还可以上诉，从而进一步延缓这笔款子的偿付。
“第五，如果提起诉讼的话，你就再也不能在这个行业里工作了。我知道这种情况不应该，但实际上再也不会有别的公司来雇用你了。事情就是这样。如果你已经是55岁的人，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但你才41岁。我不知道你是否想在人生的这个当口儿做出这种选择。”
“天啦。”桑德斯瘫倒在椅子里。
“很抱歉，但法律诉讼的事实就是这样。”
“可这太不公平了。”
弗尔南德斯披上雨衣。“很遗憾，桑德斯先生，法律和正义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她说道，“法律只不过是解决纠纷的方法而已。”她啪哒一声合上了公文包，向桑德斯伸出手来。“很抱歉，桑德斯先生，我真希望情况不是这样。如果你有进一步的问题的话，请尽管给我打电话。”
弗尔南德斯急匆匆地走出了办公室，留下桑德斯一人坐在那里。过了一会儿，弗尔南德斯的助手走了进来。“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
“不用，”桑德斯缓缓地摇了摇头，“不用，我这就走。”
在驱车去法院的路上，弗尔南德斯向同行的两个资历较浅的律师叙述了桑德斯的故事。一个女律师问道：“你并不真的相信他吗？”
“谁知道呢？”弗尔南德斯说，“事情是在关上的房门后面发生的，究竟情况怎样，永远也无法知道。”
年轻的女律师摇了摇头。“我就是不能相信一个女人会这么做，会这样放肆地行动。”
“为什么不会呢？”弗尔南德斯道，“假设这个案子不是性骚扰，而是一对男女间默许的事情，男的声称说，在关上的房门后面，女的许诺过将给他一笔很大的好处，而女的否认这一点。你会以女人不会那样行事，而想当然地认为男的在说谎吗？”
“那不会，不会的。”
“在那种情况下，你会觉得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
“但这件事并不是两人协议的问题，”女律师说，“这是性行为。”
“这就是说你认为女人在协议问题上的行为难以预料，而在性问题上的行为是千篇一律的啰？”
“哦，不，”女律师道，“这不是千篇一律，因为这是真实的情况。说到性，女人同男人是不一样的。”
“就像黑人节奏感强，”弗尔南德斯接口道，“亚洲人是工作狂，西班牙裔美国人不能面对……”
“可这不是一回事。我是说，关于这一点是有研究的。男女连相互说话的方式都不一样。”
“噢，你说的是那些证明女性在商业和战略性思维方面不如男性的研究吧？”
“不，那些研究是错误的。”
“明白了。那些研究是错误的，而有关性别差异方面的研究是正确的？”
“唔，当然啦，因为性是根本性的东西，是第一推动力嘛。”
“我看不出怎么就是这样。性被用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被用作和睦相处的手段、息事宁人的方法、挑起事端的借口：被当作礼物、武器或者威胁。人们使用性的方式可以是十分复杂的。你没有发现真实情况就是如此吗？”
女律师抱起双臂。“我不认为是这样。”
年轻的男律师第一次开了口：“那么你对这老兄是怎么说的？叫他不要打官司吗？”
“没有，不过我把他面临的问题告诉了他。”
“你认为他应该怎么做呢？”
“不知道，”弗尔南德斯说，“不过我知道他当时应该怎么做。”
“怎么做呢？”
“说出来真不好听，”弗尔南德斯道，“但是事情不是在现实的世界里发生的吗？那么他很可能应该闭上嘴巴同她干了那事。因为眼下这可怜的家伙连一点选择的余地也没有。他要是不小心的话，这辈子就完了。”
桑德斯顺着下坡路朝先锋广场方向慢慢走回去。
雨已经停了，但午后的天仍然阴着，到处都是湿漉漉的。脚下潮湿的人行道陡峭地向下延伸。周围摩天大楼的顶端消失在低悬的冷雾之中。
他并不很清楚自己本来想从路易丝·弗尔南德斯那里听到些什么，不过他想听到的肯定不是对他可能丢掉饭碗、把房子抵押出去，以及再也不能工作这种境况的详细描述。
由于生活中出现的这个陡然的转变，以及醒悟到自己的命运朝不保夕，桑德斯感到不知所措。两天以前，他是一个已经安身立命的经理，有稳定的地位和充满希望的未来。而现在等在他面前的却是丢脸、羞辱和失业。所有的安全感都烟消云散了。
桑德斯想到弗尔南德斯问过他的所有问题——这些问题以前他从未想到过。他为何不把事情告诉什么人呢？他为何不做笔记呢？他为何不明明白白地告诉梅雷迪思，她的挑逗不受欢迎呢？弗尔南德斯在一个由规则和差别构成的世界里开展工作，这些规则和差别他既不理解，也从未想到过，而现在这些差别却变得至关重要了。
你的处境不妙，桑德斯先生。
可是……他本来可以怎样阻止这件事情发生呢？他本该如何做呢？他考虑着各种可能性。
假如在和梅雷迪思会面以后他马上就打电话给布莱克本，告诉他梅雷迪思对自己进行了性骚扰那会怎么样呢？他可以在轮渡上打电话，抢在梅雷迪思投诉以前就提出投诉。那样的话，事情会不一样吗？布莱克本会怎么做呢？
桑德斯边想边摇头。无论怎么做，事情看来都不可能有什么不一样，因为说到底，梅雷迪思同公司的权力结构有着那样一种联系方式，而自己没有。梅雷迪思是公司的上场队员；她有权力，有盟友。这就是目前局势所传达出的信息——决定性的信息。桑德斯无足轻重。他只是个搞技术的，只是公司齿轮上的一个轮齿。他的任务是同自己的新上司和睦相处，而这一点他并没有做到。现在他无论做什么都只不过是哀号，或者更糟糕的，是告发上司。告发，没有人喜欢告发者。
那么他本可以做点什么呢？
就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在见过梅雷迪思以后马上给布莱克本打电话，因为他的移动电话电池耗尽，不能使用了。
他脑海里突然闪过一辆小汽车的图像——车上有一男一女，他们正驱车去赴一个晚会。有一次是谁对他讲了点什么……一个关于坐在一辆小汽车里的人的故事。
这幅图像逗弄着他，他不太能抓住它。
电话不能使用可以有许多原因，最可能的解释就是镍镉电池的记忆效应。新型的移动电话采用可充电的镍镉电池。如果电池在两段使用期之间没有完全放电的话，就会在一个短时间内重新设置自己。你怎么也不会知道这种情况何时出现。桑德斯本该事先给电池放电才对，因为它们产生了短暂的记忆效应。
他取出移动电话，打开了开关。指示灯很亮，今天电池供电不错。
但是有什么东西……
开着车。
有什么他没在想着的东西。
去赴晚会。
桑德斯皱起了眉头。他抓不住那幅图像，它悬在他记忆的背面，暗淡得让人难以发现。
不过那图像却促使他开始去想：还有什么他抓不住的东西。因为在考虑整个情况的时候，他开始有一种恼怒的感觉，那就是说他还忽略了某种东西。他觉得弗尔南德斯也忽略了这个东西。那是她向他问的问题中未曾出现过的某种东西，某种人人都认为是当然的东西，连——
梅雷迪思。
是同梅雷迪思有关系的某种东西。
她投诉他进行性骚扰。她第二天早晨就跑到布莱克本那儿投诉他。她为什么要那么做呢？毫无疑问，她对与桑德斯会面中发生的事情感到内疚。也许她害怕桑德斯会投诉她，所以就决定先下手为强，对桑德斯进行投诉。从这个角度看，她的投诉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梅雷迪思如果确实握有权力的话，那么提出性问题是完全不合理的。她可以同样轻而易举地这样做：上布莱克本那儿去，说，“听着，同汤姆在一起不行，我对付不了他。我们得变一变。”于是布莱克本就会照着办的。
然而梅雷迪思没有这样做，却投诉他性骚扰。这样的控告一定是很令她难堪的，因为骚扰暗含着失去控制的意思，它意味着在一次会面中她未能控制住自己的下属。按理说，即使不愉快的事情发生过，做头的也绝不会提起的。
性骚扰与权力有关。
如果一个有力量、有权力的男子对一个身份低微的女助手动手动脚，那是一回事。可是在这案子里，梅雷迪思是上司，她拥有所有的权力。为什么她要声称受到了桑德斯的骚扰呢？要知道，事实上下属是不会对上司进行性骚扰的。这种事根本就不会发生。谁要是骚扰自己的上司，那准是疯了。
性骚扰与权力有关——是上级对下级滥用权力的行为。
对梅雷迪思来说，声称受到性骚扰等于是用一种古怪的方式承认，她是从属于桑德斯的。她是绝对不会承认这一点的。恰恰相反，她上任伊始，正急着要证明自己控制了局面。因此，她提出投诉是不合常理的——除非她想以此作为毁掉他的简便办法。性骚扰指控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被控告的对象很难翻身。你被假定为是有罪的，除非你能证明自己无辜——而要证明自己无辜是很难的。这种指控可以败坏任何人的名誉，无论指控本身是多么的无意义。就这点而言，性骚扰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指控，是她能够做的最为有力的指控。
可是后来她又说，她不会去起诉。问题是——
为什么不去？
桑德斯当街停住了脚步。
问题就在这儿。
她让我放心，她不会去起诉。
梅雷迪思为什么不去起诉？
在布莱克本告诉他这句话以前，桑德斯从未对此产生过疑问。路易丝·弗尔南德斯也从未对此产生过疑问。但事实是：梅雷迪思拒绝起诉这点是不合理的。她已经对他提出了投诉，为什么不起诉呢？为什么不把事情做到底呢？
或许是布莱克本劝她打消了起诉的念头。布莱克本总是这么关心面子。
然而，桑德斯认为事情并非如此，因为正式起诉仍然可以平静地加以解决，可以在公司内部进行处理。
从梅雷迪思的角度看，正式起诉会有实实在在的好处。桑德斯在数字通讯公司里颇得人心。他已在公司供职多年。如果梅雷迪思的目标是搞掉他，把他打发到得克萨斯去，公司里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不满情绪，那么为何不让正式起诉的消息在公司上上下下传个遍，以利于平息这种不满情绪呢？为何不使控告成为正式的呢？
桑德斯越想便越觉得，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梅雷迪思之所以不正式起诉是因为她不能起诉。
她不能，因为她有另外的某种问题。
某种别的考虑。
有别的名堂在进行。
我们可以平静地解决这件事情。
慢慢地，桑德斯开始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一切了。上午的会面中，布莱克本并不是不搭理或者冷落他。完全不是，布莱克本是乱了方寸。
布莱克本感到害怕。
我们可以平静地解决这件事情，这对大家都是最好的办法。
对大家都是最好的办法，他是什么意思？
梅雷迪思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她能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桑德斯越想便越觉得，她之所以不对他进行起诉，只有一个可能的原因。
他取出移动电话，给联合航空公司打电话，预订了3张去菲尼克斯的来回机票。
接着他又给妻子打电话。
“你这狗崽子。”苏珊骂道。
他们坐在第二水磨石餐厅角落里的一张桌旁。时间正是下午两点，餐厅里几乎空无一人。苏珊听桑德斯讲了半小时，其间既没有打断他，也没有说什么。桑德斯把自己与梅雷迪思会面时以及上午发生的一切源源本本地告诉了她，告诉了她康利-怀特公司的会议、与菲尔的谈话以及与弗尔南德斯的会面。此刻他已说完，苏珊正圆睁两眼瞪着他。
“我真能学会看不起你的，你知道不？你这狗崽子，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她是你以前的女朋友？”
“我不知道，”桑德斯道，“我不想谈论这件事。”
“你不想谈论这件事？阿黛尔和玛丽·安妮跟我在电话里谈了一天。她们知道，可我却不知道？这是让我丢脸呐，汤姆。”
“唔，”桑德斯说，“你知道，最近你一直心烦意乱的，再说——”
“住口，汤姆，”苏珊道，“这同我毫无关系。你不告诉我是因为你不想告诉我。”
“苏珊，不是——”
“是的，就是这样，汤姆。昨天晚上我向你问到她的。如果你想告诉我的话，本来就可以告诉我。可你没有。”她摇了摇头。“狗崽子，我真没法相信你是这么可恶。你把事情弄得真是一团糟。你明白糟成什么样子了吗？”
“明白。”说着，桑德斯垂下了头。
“别在我面前装悔过，你这可恶的家伙。”
“我很抱歉。”他说。
“你很抱歉？去你妈的吧！你很抱歉。耶稣基督啊。我没法相信你，好个可恶的家伙。你同你他妈的那个女朋友过夜。”
“我没有过夜，她也不是我的女朋友。”
“你说什么？她曾是让你怦然心动的人。”
“她不是让我怦然心动的人。”
“哦，是吗？那么你为什么不愿告诉我呢？”她又摇了摇头。“你只回答我一个问题：你同她干了还是没干？”
“没有，我没干。”
苏珊一边搅动咖啡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你对我说的是实话？”
“是实话。”
“没有落下什么吗？没有跳过什么不太好说的地方吗？”
“没有，什么也没有落下。”
“那么她为什么投诉你呢？”
“你指的是什么？”桑德斯问道。
“我指的是，她投诉你一定有原因。你一定是做了什么。”
“不，我没做什么。我拒绝了她。”
“嗯哼，可不是吗？”苏珊皱起眉头看着他。“你要知道，这事不只是关系到你，汤姆。它关系到你的全家，关系到我和孩子们。”
“这我明白。”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昨晚你要是告诉我的话，我本来可以帮助你的。”
“那么现在帮助我吧。”
“喔，现在我们可做不了什么了，”苏珊用尖刻挖苦的口气说道，“她到布莱克本那里先告了你，这以后我们是做不了什么的。现在你完了。”
“我并不那么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