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开刑侦处已近两年，现在再次来到一个凶杀案的犯罪现场，心中感触良多，眼前浮现出历历往事：夜晚的紧张工作，大家匆匆喝完纸杯中劣质咖啡的情景以及周围的各专业小组忙忙碌碌的场面——以如痴如狂的劲头忙碌着，而且是以躺在那里的死人为中心忙碌着。所有的凶杀案的现场都可以看见这种工作劲头，也可以看见处于现场中央的那种最终结局。看见躺在那儿的死者，使人觉得一切是那样的显而易见，可同时又让人觉得一切是那样的神秘莫测。在一桩最简单的家庭口角中，妻子用枪把丈夫打死，而你会发现那女的身上疤痕累累，甚至有被烟头烫伤的疤痕。于是你会问，为什么偏偏发生在今晚呢？今天晚上又是怎么回事呢？你眼睛看得见的，自然是明明白白的，可是总有些东西使人不得其解。这两种情况同时并存。
处于凶杀案的现场，你才觉得自己接触到了生命的真谛，同时接触到尸体的臭味、排泄物和肿胀的情形。通常有人在哭，你会听见那哭声。通常那些胡说八道的话都听不见了；有人死了，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就像路中央有块石头，所有车辆都绕开它行驶一样实实在在。在这种冷酷的现实之中，一股战友情谊会油然而生，因为你是和自己所熟悉的人在一起加班加点地工作，而且你知道这点是因为你总是看得见他们。洛杉矶每天要发生4起杀人案；每隔6小时就发生一起。在犯罪现场的警探们每个人手上都积压了10件杀人案，眼下这桩凶杀案又给他们增加了难以承受的负担，所以他们都希望能在现场解决问题，马上弄个水落石出。在这里，最终的结局、紧张的工作和工作的干劲交织到了一起。
干了几年之后，你会爱上这一行。我走进那间会议室时惊异地发现自己还挺想再干这一行的。
会议室的布置极为优雅：黑色的桌子、黑色的高背皮椅，透过玻璃墙壁可以看见外面夜色中摩天大楼里的灯火。会议室里，技术鉴定人员在那姑娘的尸体旁忙碌着，并轻声地交换着意见。
她的金色秀发剪得很短。湛蓝的眼睛，性感的嘴唇，高高的身材，四肢修长，像个运动员。她的衣裙是黑色的，质料很薄。
格雷厄姆正在全力以赴地进行检查；他站在桌子的另一端，一只手拿着小手电筒，另一只手里拿着笔记本，正眯缝着眼看那姑娘脚上那只造型独特的黑色高跟鞋。
验尸官的助手凯利正准备把那姑娘的手用纸袋套上系好以起到保护作用。康纳阻止了他：“稍等一下。”康纳看了看一只手，仔细察看了手腕，然后又朝指甲缝里看了半天。他在一个指甲上闻了闻，接着在每一个指头上轻轻地弹了弹。
“别费心了，”格雷厄姆的话说得很干脆，“还没有僵硬呢。指甲缝里没有残存碎片，没有皮层或者衣服的纤维。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搏斗的痕迹。”
凯利把纸袋套了上去。康纳问他：“你能确定死亡时间吗？”
“我正在进行查验，一会儿就能知道结果。”
康纳用手摸了摸她身上那黑裙子的质地，检查了一下商标。这时技侦处的海伦说：“是山本的。”
“我看见了。”康纳说道。
“什么是山本？”我问道。
海伦答道：“日本服装设计师，设计的服装价格昂贵。这件不起眼的黑玩意儿至少要卖5000美金。这还是假定她买的是二手货。新的要1.5万美金呢。”
“能跟踪这条线索吗？”康纳问她。
“大概可以。这要看她是在这儿买的，还是在欧洲或是东京买的。查一下需要一两天时间。”
康纳马上就失去了兴趣。“算了，那样就太晚了。”
他拿出一个小型光纤电筒，用来检查姑娘的头皮和头发。接着，他迅速检查了两个耳朵。他看了右耳后十分惊讶，轻声说了句什么。我从他肩膀上方看过去，看见她的耳环孔里有一滴干了的血迹。我凑上去时大概是挤着康纳了，因为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说：“让一让，后辈。”
我向后退了一步，说：“对不起。”
接着康纳在她的嘴唇上闻了闻，又迅速地开合了一下她的下颚，用小手电在她的嘴里四壁碰了碰。然后，他把她的头朝两边拨动了几下，还在她的脖子上轻轻地摸了一会儿，几乎是用手指在抚摸。
接着，他突然离开了尸体：“好了，我已经查完了。”
随后他便离开了会议室。
格雷厄姆抬起头说：“在犯罪现场，他从来都毫无用处。”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说道，“我听人说他是个很了不起的警探。”
“哦，见鬼，”格雷厄姆不以为然地说，“你自己就能看出来。他甚至连该干什么都稀里糊涂，不懂工作程序。康纳根本就算不上侦探。他有关系。他就是靠这点办了那些使他闻名的案子。你还记得76年的新川蜜月枪杀案吗？不知道？我想那时你还没来呢，彼得君。新川案件是什么时候的事，凯利？”
“76年。”凯利答道。
“对，是76年，是那年的一桩大案呢。新川先生和他太太是来洛杉矶度蜜月的一对年轻夫妇。他们是站在东市区的马路边上时被人从疾驶而过的汽车上开枪打死的。像是一桩帮派间常采用的汽车枪杀案。更糟糕的是，验尸的时候发现女的已经怀孕了。新闻界忙得不亦乐乎，说什么洛杉矶警察局对团伙暴力无能为力等等。我们收到了从全市各处寄来的信件和汇款。大家都对这对新婚年轻夫妇的遭遇深感不安。可是受命负责此案的警探屁也没查出来。我是说，这是一桩杀害日本国民的案子，他们却毫无进展。
“所以，一个星期之后，他们请来了康纳。他只用了一天时间就把案子给破了，真算得上侦破史上的奇迹。我的意思是说，已经过了一个星期，有的证据已经消失。那对蜜月夫妻的尸体已经运回了大阪，出事地点的街角处人们摆放的白花已经枯萎，堆成了小山。可是康纳却查明那个叫新川的年轻人在大阪就不是个好东西。他还查出发生在大街上的帮派式枪击事件实际上是一桩在日本策划、到美国执行的预谋凶杀案。他证实了那个下流坯丈夫实际是个冤死鬼，是被误杀的。他们原计划用枪打死那个妻子，因为他们知道她已经怀了孕。他们这么干是要教训教训她的老子。这一来，康纳把整个案子都弄清了。真他妈神了，啊？”
“你认为他是靠他在日本的关系破的案？”
“你说说看嘛，”格雷厄姆说道，“据我所知，那以后不久，他就去日本呆了一年。”
“干什么去了？”
“听说他替一家感谢他的日本公司当保安。他们待他不错，是报答他。他为他们干了件事，他们酬谢他。反正我是这么猜测的。谁也不知其中的真情。不过他这个人不是干侦探的料。天老爷，你看看他现在那样儿。”
康纳在敞开式办公室里，仰头看着天花板，神情恍惚，若有所思。他先是朝着一个方向看，继而又朝着另一个方向看。他似乎正试图下定决心。突然，他大步流星地向电梯走去，像是准备离开似的，接着却猛地转过身，走回办公室中央站定。随后他就开始检查起房间四处摆放的盆栽棕榈树的叶子来。
格雷厄姆摇摇头。“这是搞什么名堂？园艺？我跟你说吧，他这人很怪。你知道，他不止一次去过日本，每次都要回来，在那儿呆不了多长时间。日本就像一个女人，对他来说，有她没她日子都不好过。你知道吧？我自己就他妈不明白。我喜欢美国。至少，是目前还存留的美国。”
格雷厄姆转过身，看见技侦处那个小组已经逐渐离开尸体向外搜索。他问道：“你们这些伙计们找到了那条内裤没有？”
“还没有呢，汤姆。”
“正在找，汤姆。”
我问道：“什么内裤？”
格雷厄姆掀起那姑娘的裙子：“你的朋友约翰不想再进一步查下去了，但我觉得这里面大有文章。我想她没穿内裤，而鼠蹊上有一道红印子，显然是内裤给扒掉前留下的。有迹象表明，在她被害前有过被迫的性行为。所以我才让他们找那条内裤。”
技侦小组有个人说：“也许她本来就没穿。”
格雷厄姆说：“她穿了，这不会有错。”
我转身问凯利：“她有没有吸毒？”
他耸了耸肩。“体液的化验结果很快就能出来。从外观上看，她很干净，非常干净。”我注意到凯利说这话时明显感到很不自在。
格雷厄姆也注意到了。“凯利，看在上帝的分上，你那副熊样儿干什么？是我们没能让你去赴一次深夜约会还是怎么的？”
“不是，”凯利说道，“说实话，她身上既找不到搏斗挣扎的痕迹，也没有吸毒的迹象——我看不出她被人谋杀的任何迹象。”
格雷厄姆问道：“没有谋杀的迹象？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凯利说道：“这姑娘喉咙上的伤说明她很可能有性受虐综合症的癖好。在脂粉下面有曾经被捆绑的痕迹，而且是多次。”
“所以？”
“所以，从技术上来说，也许她不是被人害死的。也许只是一个意外。”
“哦，天啦，说下去。”
“很可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死于抑制，是瞬间生理死亡。”
“什么意思呢？”
他耸耸肩说：“这人就这么死了。”
“一点原因也没有？”
“这个嘛，也不完全是。这种死亡往往伴随有心脏或神经的小创伤。但这种创伤一般情况下不会导致死亡。我以前碰到过几个这样的案子。一个10岁男孩胸部被一只棒球撞了一下——并不重——但却倒毙在学校的运动场上了。他周围20米内一个人也没有。还有一个案子：一个妇女开车时出了点小意外，胸口撞在驾驶盘上，撞得并不重。当她打开车门往外走的时候，突然倒在地上死了。一般来说，对于颈部或胸部的撞击、损伤似乎容易导致这种猝死，因为这类伤害可能刺激与心脏相通的神经。所以说，是这样，汤姆。从技术角度来看，猝死是完全可能的。由于发生性行为不是什么重罪，所以这可能不是谋杀。”
格雷厄姆乜斜着眼问道：“你的意思是，也许她不是被谋杀的？”
凯利耸耸肩，他拿起活页夹说：“我并不打算把这个想法写下来。我将把窒息致死列在死亡原因中，仅次于强行窒息致死。因为也有可能她是被勒死的。但你也必须考虑到，她也有可能不是被勒死的。也许她就这么突然死掉了。”
“见鬼，”格雷厄姆说道，“我们把这一点记录在案，把它记在验尸官的想象一栏里。你们其他人找到她的身份证件没有？”
还在房间里继续搜查的技侦处的人嘟囔着说还没有。
凯利说：“我想死亡时间已经出来了。”他看了看温度计探针，然后对照一张表查起来。“内部温度是96.9度。在这样的室温条件下，已死亡近3个小时了。”
“近3个小时了？太好了。你听着，凯利，我们早就知道她是今夜的某个时刻死的。”
“我最多只能做到这一步了。”凯利说着摇了摇头。“遗憾的是，如果时间少于3个小时，冷却曲线是无法准确给出死亡时间的。我只能判断死亡时间是在3小时之内。不过我的印象是，她已经死了有一段时间了。坦率地说，我认为接近3小时。”
格雷厄姆转身问技侦小组的人说：“有谁找到了内裤？”
“还没有呢，中尉。”
格雷厄姆环视了一下办公室，说：“既没有手袋，也没有内裤。”
“你是否觉得有人清理了现场？”我问他。
“我不知道，”他答道，“一个身穿价值3万美金裙子的姑娘来参加招待会而不带手袋，这符合常理吗？”然后，他从我的肩头望过去，笑着说：“唔，彼得君，你知道吧，有个崇拜你的人来看你了。”
朝我大步走来的是市长的新闻秘书埃伦·法利。她35岁，深黄色的秀发剪得短短的，贴着脸庞，总是修饰得很漂亮。她年轻时当过新闻播音员，到市长办公室工作已经很多年了。她的动作潇洒、步履轻快、体态诱人。人人都知道她保持这种体态有她的特殊用处。
我很喜欢她。在局里新闻处工作的时候我曾替她办过两件事。由于市长和警察局长之间素有嫌隙，所以从市长办公室来的一些要求有时就通过埃伦传给我，由我来处理。这些大多数都是区区小事，把某项报告的发表时间推迟到周末，让它在星期天见报，抑或是虽然已经对某个案件提出了起诉，但宣布的时候却说还没有。我都给她办了，因为她为人心直口快，从不隐瞒自己的想法。看来这一次她又准备直言不讳地谈自己的看法了。
“我说，彼得，”她开口说道，“我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不过，一个叫石仓的先生到市长面前狠狠地告了你们一状——”
“可想而知的——”
“市长让我提醒你们，这个城市的官员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对外国人粗暴无礼。”
格雷厄姆拉大了嗓门说道：“尤其是因为他们向竞选活动提供了巨额资金。”
“外国人是不能出钱资助美国的政界竞选的，”法利说道，“这你又不是不知道。”接着她的声音低下来：“这是个很敏感的案子，彼得，你要谨慎行事。你知道，日本人特别关注他们在美国受到的待遇。”
“好的，我知道。”
她透过会议室的玻璃隔板朝外面那间敞开式办公室看去：“那不是康纳吗？”
“是的。”
“我还以为他退休了呢。他来这儿有何贵干？”
“帮我处理这件案子。”
法利皱了皱眉头：“你知道吧，日本人对康纳抱有一种复杂的心理。按照他们的说法就是，一个喜欢日本的人一旦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就变成了一个对日本的攻击者。”
“康纳并不是什么攻击者。”
“石仓觉得自己受到了粗暴的对待。”
“石仓是在对我们指手画脚，”我说道，“这儿有个姑娘被杀了，可大家似乎都把这事置之脑后——”
“得了吧，彼得，”她说道，“没有人对你指手画脚地告诉你该怎么干。我只是说你得考虑特别——”
她突然不往下说了。
她的目光落到那尸体上。
“埃伦，”我喊了她一声，“你认识她？”
“不认识。”她把脸转了开去。
“真的？”
我注意到她有点不知所措。
格雷厄姆问她：“你早些时候在楼下见过她？”
“我想没——也许。我想是见过。听我说，伙计们，我得回去了。”
“埃伦，告诉我们。”
“我不知道她是谁，彼得。你知道，要是认识她，我会告诉你的。跟日本人打交道要客气一点。市长关照我告诉你们的。我得走了。”
她匆忙朝电梯走去。我望着她离去的背影，心中有些不安。
格雷厄姆走过来站在我身边说：“她真够味儿。不过，她甚至对你也不很坦诚。”
我说：“你这是什么意思？甚至对我？”
“大家都知道你跟法利两个人是一条新闻呢。”
“这是什么话？”
格雷厄姆在我肩膀上捅了一拳：“得了吧，现在你已经离了婚，谁也不会说三道四的。”
“那不是真的，汤姆。”我说道。
“你想怎么干都可以，像你这样一表人才的美男子。”
“我告诉你，没有那回事儿。”
“行啦，行啦！”他把手举了起来。“我的错，我的错。”
我看见法利走到了敞开式办公室的那一头，从绳子下面钻了过去。她按了按电梯门口的按钮，边等边不耐烦地用脚尖轻轻敲击着地面。
“你真的认为她认识这姑娘吗？”我问道。
“她肯定认识，”格雷厄姆说，“你知道为什么市长喜欢她？她站在他边上，轻声地把每个人的名字报给他听。有些是她多年不见的人了。丈夫也好、妻子也好、孩子们也好，不管是谁。法利知道这个姑娘是谁。”
“那她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妈的，”格雷厄姆骂了一声，“这件事对某个人来说一定非常重要。她像兔子似的，溜得真快，是不是？我说我们最好弄清楚这个死去的姑娘是谁。我绝对不愿意成为这个城市里最后一个知道情况的人。”
康纳站在房间的那一头，向我们招手。
“他现在要干什么呢？”格雷厄姆说道，“那种样子招手。他手里拿了什么？”
“好像是只手袋。”我说道。
“谢里尔·琳·奥斯汀，”康纳念道，“生于得克萨斯州米德兰，毕业于得克萨斯州立大学。23岁。在韦斯特伍德有公寓住房，到此地时间不长，得克萨斯的驾驶执照还没有换掉。”
手袋里的东西都摊在了办公桌上。我们用铅笔拨动着这些东西。
“你在哪儿发现这只手袋的？”我问道。这是一只用珠子编串的小巧玲拢的黑色女式手袋，搭扣是一颗大珍珠做的，是40年代的上乘精品，非常珍贵。
“在靠近会议室的一颗盆栽棕榈树下找到的。”康纳拉开了夹层的拉链。一小卷钞票掉在桌上，都是100美元一张的。“很好，奥斯汀小姐受到很好的关照。”
我问道：“没有汽车钥匙？”
“没有。”
“这么说她是跟别人一起来的。”
“显然也打算和某个人一起离开。100元的大票子出租汽车是找不开的。”
此外还有一张金黄色的美国捷运卡、一支唇膏和一个小粉盒。
一包柔和七星牌香烟，是日本的牌子。一张东京大胜夜总会的会员卡。四粒蓝色的小药丸。大体上就是这么些东西。
康纳用铅笔把手袋挑着让它倒竖起来，这时有一些绿色小颗粒状的东西掉到了桌上。“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不知道。”我承认说。格雷厄姆拿起放大镜对着它们看起来。
“是山榆菜裹的花生。”康纳说道。
山榆是一种绿色辣根，在日本餐馆里用做调料。可我从来没听说过山榆裹花生。
“不知道在日本以外的地方有没有这东西卖？”
格雷厄姆说道：“我看到的够多了。约翰，你现在是怎么想的呢？石仓会不会把你要的证人找来呢？”
“我想不会很快。”康纳答道。
“对呀，”格雷厄姆说，“要到后天，等这些人听完律师跟他们说明该怎么讲话之后，我们才能见着这些人。”他从桌子旁边向后退了两步。“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拖延时间？这姑娘是被日本人杀害的。我们要应付的就是这么一个案子。”
“有可能。”慷纳说道。
“嘿，伙计，岂止是有可能。我们在这个地方。这里是他们的大楼。那姑娘是他们所垂涎三尺的那种美人儿，一朵长刺的玫瑰花。你知道这些小日本个个都想抱着排球运动员玩一玩。”
康纳耸耸肩：“也许吧。”
“得了吧，”格雷厄姆说道，“你知道这些家伙在国内的时候替大公司干活，挤地铁上下班，整天都过得不舒心，不知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现在，他们摆脱了国内的种种束缚，到了我们这儿来，一下子变得有钱了，变得自由自在，可以为所欲为了。有时候他们当中有人就得意忘形起来。你说我讲得对不对？”
康纳目不转睛地看着他，良久才说道：“所以，汤姆，你觉得一定是一个日本人在中本公司会议室的桌子上杀了这姑娘？”
“对。”
“作为某种象征性行动？”
格雷厄姆耸耸肩：“天啦，谁知道呢？我们并不是在谈正常情况应当是如何如何嘛。不过，有一点我要告诉你，即使这是我所能做的最后一件事，我也非他妈把这个混蛋捉拿归案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