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纳正在大厅里打电话。门房脸色阴沉地看着他，好像不想让他使用电话，但又找不到适当理由。
“是的，”康纳说道，“从晚上8点到10点之间从那部电话上打出去的所有电话。对，对。”他听了一会儿又说道：“我不管你们的数据资料是如何编排的，你只要帮我查出来。要多长时间？明天？别扯了！你以为这是什么？我两小时之内就要。我会再打电话的。是的。你他妈的也混蛋。”他挂断了电话。“走吧，后辈。”
我们出了公寓，朝汽车走去。
“是在和你的关系联系？”我问道。
“关系？”他似乎给弄糊涂了。“噢，是格雷厄姆跟你说过我有什么‘关系’吗？我并没有什么人专门给我通风报信。他是胡乱猜的。”
“他跟我提起过新川案件。”
康纳叹了口气。“那段旧闻啊。”我们一边朝汽车走着，他一边说：“你想听听那段故事？很简单。有两个日本人给人杀了。局里派了侦探去破案，这两个人不会日语，于是一个星期之后，他们把案子移交给了我。”
“你是怎么干的呢？”
“新川夫妇当时下榻在新大谷饭店。我弄到了他们打往日本的电话记录，而后按那几个号码跟大阪的那几个人通了话。接着我又给大阪警方去了电话。还是用日语打的。警方听说我们不了解案件的始末感到很吃惊。”
“哦。”
“还没完呢，”康纳继续说道，“我们这边的警察局感到很尴尬。新闻界借题发挥，批评警察局。各式各样的人都去路边摆花，人们对流氓团伙所造成的这场悲剧表现出极大的同情。许多人都很尴尬。最后这事儿倒成了我的不是，说我在办案过程中采取了卑劣的手法，把我给气坏了，真的。”
“所以你就去了日本？”
“不，那完全是两码事。”
我们到了汽车边上。我回首看了帝国纹章公寓一眼，发现朱莉娅·扬站在窗户前面看着我们。“她很诱人。”我说了一句。
“日本人把这种女人叫做轻屁股，就是说是个浪女人。”康纳打开车门，钻进车里，说：“她吸了毒。她跟我们说的话靠不住。不过，这事有些迹象是我所不喜欢的。”他先是看了看表，接着摇了摇头。“见鬼。我们呆的时间太长了。现在得去帕洛米诺找科尔先生。”
我驱车向南，朝机场方向驶去。康纳靠在坐椅上，双臂交叉放在胸前，眼睛盯着自己的脚，看上去很不痛快。
“你为什么说有些迹象是你所不喜欢的？”
康纳答道：“废纸篓里那些录像带的包装纸，还有垃圾桶里的那张拍立得照片。这些东西本来是不应当到处乱扔的。”
“你不是说他们的行动太匆忙吗？”
“也许是。但你知道，日本人认为美国警察十分无能，这种草率反映出他们瞧不起我们。”
“可我们并非无能之辈。”
康纳摇摇头：“和日本人相比，我们的确无能。在日本，每个犯罪分子都能被捉拿归案。重大犯罪案件的定罪率高达99%。所以，在日本，犯罪分子从开始作案起就知道自己难逃法网。可是在我们这儿，定罪率只有17%多一点。1。”5都不到。所以，在美国，犯罪分子知道，也许他不会被抓住——即使被抓住，也很难定罪，因为他有很多法律上的保障。你知道的，对警察工作效率所进行的研究表明，美国的警探要么在案发后6个小时内破案，要么就永远也破不了。”
“那么你是说……？”
“我是说这儿发生了一起案件，有人认为我们无法解决。但我要把它破了，后辈。”
此后，康纳沉默了10分钟，他纹丝不动地坐着，双手抱在胸前，下巴贴着胸口。他的呼吸深沉而平稳，要不是他的眼睛还睁着，我真会以为他睡着了。
我只管开我的车，同时听着他的呼吸声。
他终于迸出了两个字：“石仓。”
“他怎么啦？”
“如果我们知道石仓为什么会有那样的表现，我们就能解决这个案子了。”
“我不明白。”
“美国人是很难看透他的，”康纳说道，“因为在美国，人们认为出一些差错是正常现象。飞机晚点不出人意料，邮件没有送到不出人意料，洗衣机发生故障也不出人意料，人们随时都有应付差错的心理准备。可是在日本却不同。在日本，一切都正常运行。在东京的火车站，你只要站在月台上标定的点上，火车停下来的时候，车门肯定正对着你打开。火车从不晚点，邮件从不丢失，转换航班从不会有误，规定期限的工作从不拖延，一切都按计划进行。日本人有教养，凡事准备充分、目的明确。他们做事善始善终，没有人鬼混。”
“唔……”
“对于中本公司来说，今天晚上不同寻常。他们肯定连最细枝末节的地方都做了精心周密的安排。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们准备了玛多娜爱吃的素食小吃，请来了她喜爱的摄像师。请相信我：他们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他们有各种应急措施。你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吧。他们会坐下来，对没完没了的可能性逐一进行讨论——假如发生火灾怎么办？假如发生地震怎么办？假如有人安放炸弹进行威胁怎么办？停电怎么办？连那些可能性最小的情况都得详细地讨论，真是绞尽了脑汁。当最后这个晚上到来的时候，他们已经万事俱备，稳操胜券。被弄得措手不及是很狼狈的，对不对？”
“是的。”
“可是我们的对手石仓，他是中本公司的代表，面对那个死去的姑娘，显然有些措手不及。他采取的是西方式的对抗，可是觉得很不自在——我相信你注意到他嘴唇上方的汗了。他的手心也湿了，所以不断地往裤子上擦。他表现得太喜欢争论，话说得太多了。
“总之一句话，他装得似乎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的样子，似乎他根本不知道那个姑娘是谁——其实他肯定知道，因为他知道应邀参加招待会的每一位客人的情况——而且还假装不知道是谁杀害了她。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他是知情的。”
汽车轮子从路面的一个小坑上开过，车身颠了一下。“你等一等。石仓知道是谁杀了那姑娘？”
“我敢肯定，而且还不止他一个人。从目前情况判断，至少有三个人知道谁杀了她。你不是说你以前是跟新闻界打交道的吗？”
“是的，那是去年。”
“你和电视新闻方面的人还有联系吗？”
“有几个，”我告诉他说，“来往不多了。怎么啦？”
“我想看一下今天晚上拍摄的一些录像。”
“只是看一下？不传讯？”
“对，只是看一下。”
“这不是什么难办的事。”我说道。我想我可以打电话找国家广播公司驻加州站的詹妮弗·刘易斯或者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加州站的鲍伯·阿瑟帮忙。也许找鲍伯。
康纳说道：“一定要找一个跟你私人关系比较好的，不然记者站就不会肯帮我们的忙。你注意没有，今晚在犯罪现场没有电视台的人。在大多数犯罪现场，你都得拼命挤，才能穿过那一排排的摄像机和照相机到达警戒线跟前。可是今天晚上，既没有电视台的，也没有报社的。什么都没有。”
我耸耸肩。“因为我们没有使用无线电话，所以新闻界就没有能监听到任何东西。”
“他们早就在那儿了。”康纳说道，“报道汤姆·克鲁斯和玛多娜参加的这次招待会。而这时就在上面一层楼里，一个姑娘被杀害了。电视记者都跑到哪儿去了？”
“上尉，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说道。
我在与新闻界打交道时有一件事还是清楚的，那就是新闻界不搞阴谋。新闻界形形色色的人都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完全是一盘散沙。实际上，有时候，当我们需要封锁消息——比如就某一绑架事件正在进行赎金谈判的时候，要他们配合真比登天还难。“报社下班早。电视台来的人得赶制11点的新闻，也许他们回去编辑新闻节目去了。”
“对此我不敢苟同。我认为日本人表明了他们对声誉，也就是他们公司的形象甚为关心，所以新闻界没有进行报道，以示配合。相信我吧，后辈！他们正在向新闻界施加压力。”
“我无法相信。”
“我绝对不是瞎说，”康纳说道，“他们已经施加了压力。”
这时，车上的电话铃响了起来。
“真见鬼，彼得，”一个熟悉的粗嗓音从电话里传来，“那桩杀人案的调查究竟他妈的怎么啦？”说话的人是局长。听声音，他似乎喝了酒。
“你是什么意思，局长？”
康纳看了我一眼，接着打开了喇叭，这样他也可以听清对方的讲话了。
“你们这些家伙是不是惹了日本人？”局长问道，“又有人要告警察局搞种族骚扰了吧？”
“没有，局长先生，”我答道，“根本没那回事。我不知道你听到什么了——”
“我听说格雷厄姆那个蠢货又像以往那样侮辱人了。”局长说道。
“可是，局长，我看谈不上什么侮辱——”
“听着，彼得，你别想糊弄我。我已经把弗雷德·霍夫曼训了一顿，他压根儿就不该派格雷厄姆去。我不想让这个案子沾上种族歧视这个臭狗屎。从现在起我们都必须对日本人以礼相待，搞好关系。现在这世界都是这样。彼得，你听见我的话没有？”
“听见了，局长。”
“再说说约翰·康纳。他和你在一起，对吧？”
“是的，先生。”
“你为什么让他掺和进来？”
我心想，怎么是我为什么让他掺和进来？弗雷德·霍夫曼肯定是说让康纳来是我的主意，而不是他的。
“我很抱歉，”我说道，“可是我——”
“我明白，”局长说道，“也许你觉得你自己一个人处理不了这个案子，所以要个帮手。不过恐怕他帮不上忙，反倒惹下了祸。日本人不喜欢康纳。我得告诉你，我认识约翰·康纳有年头了，我们是59年一起上警官学校的。他向来喜欢独来独往，而且还经常惹是生非。你知道吧，当一个人跑到外国去居住，那是因为他在自己的国家里混不下去的缘故。我不想让他来搅和这个案子的调查工作。”
“局长——”
“这是我的看法，彼得。你要处理的是一桩人命案，赶快把它弄完，了结掉。你要快刀斩乱麻，干脆利落。我就指望你了，你听见我的话没有？”
“听见了，局长。”
“保持联络好吗？”
“好的，局长。”我答道。
“把这案子结束掉，彼得，”局长再次关照说，“我不想再让别人为这件事打电话找我。”
“是，局长。”
“最迟明天把事情了结。就这样了。”
他挂断了电话。
我把电话放回原处。
“果然如此吧，”慷纳说道，“我说过他们正在施加压力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