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节

  康纳正在大厅里打电话。门房脸色阴沉地看着他,好像不想让他使用电话,但又找不到适当理由。
  “是的,”康纳说道,“从晚上8点到10点之间从那部电话上打出去的所有电话。对,对。”他听了一会儿又说道:“我不管你们的数据资料是如何编排的,你只要帮我查出来。要多长时间?明天?别扯了!你以为这是什么?我两小时之内就要。我会再打电话的。是的。你他妈的也混蛋。”他挂断了电话。“走吧,后辈。”
  我们出了公寓,朝汽车走去。
  “是在和你的关系联系?”我问道。
  “关系?”他似乎给弄糊涂了。“噢,是格雷厄姆跟你说过我有什么‘关系’吗?我并没有什么人专门给我通风报信。他是胡乱猜的。”
  “他跟我提起过新川案件。”
  康纳叹了口气。“那段旧闻啊。”我们一边朝汽车走着,他一边说:“你想听听那段故事?很简单。有两个日本人给人杀了。局里派了侦探去破案,这两个人不会日语,于是一个星期之后,他们把案子移交给了我。”
  “你是怎么干的呢?”
  “新川夫妇当时下榻在新大谷饭店。我弄到了他们打往日本的电话记录,而后按那几个号码跟大阪的那几个人通了话。接着我又给大阪警方去了电话。还是用日语打的。警方听说我们不了解案件的始末感到很吃惊。”
  “哦。”
  “还没完呢,”康纳继续说道,“我们这边的警察局感到很尴尬。新闻界借题发挥,批评警察局。各式各样的人都去路边摆花,人们对流氓团伙所造成的这场悲剧表现出极大的同情。许多人都很尴尬。最后这事儿倒成了我的不是,说我在办案过程中采取了卑劣的手法,把我给气坏了,真的。”
  “所以你就去了日本?”
  “不,那完全是两码事。”
  我们到了汽车边上。我回首看了帝国纹章公寓一眼,发现朱莉娅·扬站在窗户前面看着我们。“她很诱人。”我说了一句。
  “日本人把这种女人叫做轻屁股,就是说是个浪女人。”康纳打开车门,钻进车里,说:“她吸了毒。她跟我们说的话靠不住。不过,这事有些迹象是我所不喜欢的。”他先是看了看表,接着摇了摇头。“见鬼。我们呆的时间太长了。现在得去帕洛米诺找科尔先生。”
  我驱车向南,朝机场方向驶去。康纳靠在坐椅上,双臂交叉放在胸前,眼睛盯着自己的脚,看上去很不痛快。
  “你为什么说有些迹象是你所不喜欢的?”
  康纳答道:“废纸篓里那些录像带的包装纸,还有垃圾桶里的那张拍立得照片。这些东西本来是不应当到处乱扔的。”
  “你不是说他们的行动太匆忙吗?”
  “也许是。但你知道,日本人认为美国警察十分无能,这种草率反映出他们瞧不起我们。”
  “可我们并非无能之辈。”
  康纳摇摇头:“和日本人相比,我们的确无能。在日本,每个犯罪分子都能被捉拿归案。重大犯罪案件的定罪率高达99%。所以,在日本,犯罪分子从开始作案起就知道自己难逃法网。可是在我们这儿,定罪率只有17%多一点。1。”5都不到。所以,在美国,犯罪分子知道,也许他不会被抓住——即使被抓住,也很难定罪,因为他有很多法律上的保障。你知道的,对警察工作效率所进行的研究表明,美国的警探要么在案发后6个小时内破案,要么就永远也破不了。”
  “那么你是说……?”
  “我是说这儿发生了一起案件,有人认为我们无法解决。但我要把它破了,后辈。”
  此后,康纳沉默了10分钟,他纹丝不动地坐着,双手抱在胸前,下巴贴着胸口。他的呼吸深沉而平稳,要不是他的眼睛还睁着,我真会以为他睡着了。
  我只管开我的车,同时听着他的呼吸声。
  他终于迸出了两个字:“石仓。”
  “他怎么啦?”
  “如果我们知道石仓为什么会有那样的表现,我们就能解决这个案子了。”
  “我不明白。”
  “美国人是很难看透他的,”康纳说道,“因为在美国,人们认为出一些差错是正常现象。飞机晚点不出人意料,邮件没有送到不出人意料,洗衣机发生故障也不出人意料,人们随时都有应付差错的心理准备。可是在日本却不同。在日本,一切都正常运行。在东京的火车站,你只要站在月台上标定的点上,火车停下来的时候,车门肯定正对着你打开。火车从不晚点,邮件从不丢失,转换航班从不会有误,规定期限的工作从不拖延,一切都按计划进行。日本人有教养,凡事准备充分、目的明确。他们做事善始善终,没有人鬼混。”
  “唔……”
  “对于中本公司来说,今天晚上不同寻常。他们肯定连最细枝末节的地方都做了精心周密的安排。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们准备了玛多娜爱吃的素食小吃,请来了她喜爱的摄像师。请相信我:他们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他们有各种应急措施。你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吧。他们会坐下来,对没完没了的可能性逐一进行讨论——假如发生火灾怎么办?假如发生地震怎么办?假如有人安放炸弹进行威胁怎么办?停电怎么办?连那些可能性最小的情况都得详细地讨论,真是绞尽了脑汁。当最后这个晚上到来的时候,他们已经万事俱备,稳操胜券。被弄得措手不及是很狼狈的,对不对?”
  “是的。”
  “可是我们的对手石仓,他是中本公司的代表,面对那个死去的姑娘,显然有些措手不及。他采取的是西方式的对抗,可是觉得很不自在——我相信你注意到他嘴唇上方的汗了。他的手心也湿了,所以不断地往裤子上擦。他表现得太喜欢争论,话说得太多了。
  “总之一句话,他装得似乎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的样子,似乎他根本不知道那个姑娘是谁——其实他肯定知道,因为他知道应邀参加招待会的每一位客人的情况——而且还假装不知道是谁杀害了她。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他是知情的。”
  汽车轮子从路面的一个小坑上开过,车身颠了一下。“你等一等。石仓知道是谁杀了那姑娘?”
  “我敢肯定,而且还不止他一个人。从目前情况判断,至少有三个人知道谁杀了她。你不是说你以前是跟新闻界打交道的吗?”
  “是的,那是去年。”
  “你和电视新闻方面的人还有联系吗?”
  “有几个,”我告诉他说,“来往不多了。怎么啦?”
  “我想看一下今天晚上拍摄的一些录像。”
  “只是看一下?不传讯?”
  “对,只是看一下。”
  “这不是什么难办的事。”我说道。我想我可以打电话找国家广播公司驻加州站的詹妮弗·刘易斯或者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加州站的鲍伯·阿瑟帮忙。也许找鲍伯。
  康纳说道:“一定要找一个跟你私人关系比较好的,不然记者站就不会肯帮我们的忙。你注意没有,今晚在犯罪现场没有电视台的人。在大多数犯罪现场,你都得拼命挤,才能穿过那一排排的摄像机和照相机到达警戒线跟前。可是今天晚上,既没有电视台的,也没有报社的。什么都没有。”
  我耸耸肩。“因为我们没有使用无线电话,所以新闻界就没有能监听到任何东西。”
  “他们早就在那儿了。”康纳说道,“报道汤姆·克鲁斯和玛多娜参加的这次招待会。而这时就在上面一层楼里,一个姑娘被杀害了。电视记者都跑到哪儿去了?”
  “上尉,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说道。
  我在与新闻界打交道时有一件事还是清楚的,那就是新闻界不搞阴谋。新闻界形形色色的人都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完全是一盘散沙。实际上,有时候,当我们需要封锁消息——比如就某一绑架事件正在进行赎金谈判的时候,要他们配合真比登天还难。“报社下班早。电视台来的人得赶制11点的新闻,也许他们回去编辑新闻节目去了。”
  “对此我不敢苟同。我认为日本人表明了他们对声誉,也就是他们公司的形象甚为关心,所以新闻界没有进行报道,以示配合。相信我吧,后辈!他们正在向新闻界施加压力。”
  “我无法相信。”
  “我绝对不是瞎说,”康纳说道,“他们已经施加了压力。”
  这时,车上的电话铃响了起来。
  “真见鬼,彼得,”一个熟悉的粗嗓音从电话里传来,“那桩杀人案的调查究竟他妈的怎么啦?”说话的人是局长。听声音,他似乎喝了酒。
  “你是什么意思,局长?”
  康纳看了我一眼,接着打开了喇叭,这样他也可以听清对方的讲话了。
  “你们这些家伙是不是惹了日本人?”局长问道,“又有人要告警察局搞种族骚扰了吧?”
  “没有,局长先生,”我答道,“根本没那回事。我不知道你听到什么了——”
  “我听说格雷厄姆那个蠢货又像以往那样侮辱人了。”局长说道。
  “可是,局长,我看谈不上什么侮辱——”
  “听着,彼得,你别想糊弄我。我已经把弗雷德·霍夫曼训了一顿,他压根儿就不该派格雷厄姆去。我不想让这个案子沾上种族歧视这个臭狗屎。从现在起我们都必须对日本人以礼相待,搞好关系。现在这世界都是这样。彼得,你听见我的话没有?”
  “听见了,局长。”
  “再说说约翰·康纳。他和你在一起,对吧?”
  “是的,先生。”
  “你为什么让他掺和进来?”
  我心想,怎么是我为什么让他掺和进来?弗雷德·霍夫曼肯定是说让康纳来是我的主意,而不是他的。
  “我很抱歉,”我说道,“可是我——”
  “我明白,”局长说道,“也许你觉得你自己一个人处理不了这个案子,所以要个帮手。不过恐怕他帮不上忙,反倒惹下了祸。日本人不喜欢康纳。我得告诉你,我认识约翰·康纳有年头了,我们是59年一起上警官学校的。他向来喜欢独来独往,而且还经常惹是生非。你知道吧,当一个人跑到外国去居住,那是因为他在自己的国家里混不下去的缘故。我不想让他来搅和这个案子的调查工作。”
  “局长——”
  “这是我的看法,彼得。你要处理的是一桩人命案,赶快把它弄完,了结掉。你要快刀斩乱麻,干脆利落。我就指望你了,你听见我的话没有?”
  “听见了,局长。”
  “保持联络好吗?”
  “好的,局长。”我答道。
  “把这案子结束掉,彼得,”局长再次关照说,“我不想再让别人为这件事打电话找我。”
  “是,局长。”
  “最迟明天把事情了结。就这样了。”
  他挂断了电话。
  我把电话放回原处。
  “果然如此吧,”慷纳说道,“我说过他们正在施加压力嘛。”

《升起的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