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壁的病理化验室房间很大，一根根荧光灯把房间照得通亮，一排排显微镜整整齐齐地摆放着。此刻已是夜阑更深，偌大的化验室里只有两个化验人员在工作。格雷厄姆得意洋洋地站在他们身边。
“你自己看。仔细检查后发现了男子的毛发，中度卷曲，横断面呈卵形，几乎可以肯定是亚洲人的。精液分析首先确定了血型，是AB型，这种血型在白色人种中较为少见，而在亚洲人中则比较常见。精液蛋白分析一种叫什么……遗传标记的来着，是呈阴性？”
“乙醇脱氢酶。”那位化验员说道。
“对了，叫乙醇脱氢酶，是一种酶。日本人没有。化验的精液中也没有。此外还有迭戈遗传因子。这是一种血型蛋白。就这样。其它结果也快出来了。不过这姑娘在被那个日本人杀害之前跟他发生了被迫的性关系，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了。”
“很显然，你发现了日本人的精液，”康纳说道，“如此而已。”
“天啦，”格雷厄姆说道，“日本人的精液、日本人的毛发、日本人的血液遗传因子。我们所谈的是一个日本犯罪分子。”
他摆出了一些在犯罪现场拍摄的照片，照片上是谢里尔躺在会议室的桌子上。他开始来回踱着步子。
“我知道你们两个家伙到哪儿去了，而且我知道你们那是浪费时间，”格雷厄姆说道，“你们去找录像带，可是录像带不在了，对不对？接着你们又去了她的公寓，可是有人比你们捷足先登，把那儿翻了个遍。如果罪犯是日本人，这就是你们预料之中的结果。这是明摆着的嘛。”
格雷厄拇指着照片说：“这就是我们那位姑娘谢里尔·奥斯汀。得克萨斯人。她轻浮、涉世不深、体型很美，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是个演员，拍过几个商业广告片。也许是日产公司的广告。这无关紧要。她跟一些人来往，与一些人有接触，是邀请名单上的常客。你懂我的意思吗？”
“是的。”我对格雷厄姆说。康纳聚精会神地看着那些照片。
“不管怎么说，谢里尔日子过得不错，在应邀出席中本大厦落成典礼招待会时像模像样地穿上了山本设计的黑色长裙。她是和某个人一起去招待会的，也许是跟一个朋友或是一位美发师。那人长着小胡子。也许她还认识招待会上其他一些人，也许不认识。可是在招待会进行过程中，有一位有权势的大人物建议她跟他一起溜出去一会儿。她同意上楼去。为什么不呢？这姑娘喜欢冒险，喜欢危险的勾当。于是她就上了楼——也许是跟那小子一起上去的，也许是分开来走的。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在楼上会合，然后就找地方，找一个够刺激的地方。于是他们决定——也许是他决定的——就在他妈的会议室的桌上干。两人正干得起劲的时候出了麻烦。她的性伙伴不是因为有点儿太兴奋，就是有些性怪癖……把她的脖子卡得太狠了点，她就呜乎哀哉啦。我说的你明白吗？”
“是的……”
“这个色鬼闯下了大祸。他原想上楼跟这姑娘寻欢做爱的，可是却把她给弄死了。他怎么办？他又能怎么办？他下楼重新回到招待会上。这个好色之徒是个大人物，他把自己惹下的麻烦告诉了手下一个喽罗，说他不幸把当地一个婊子给弄死了。由于他自己脱不开身，所以他的喽罗们就去替他擦屁股。他们到楼上把现场清理了一遍，不留下任何证据。他们还拿走了录像带，接着又搜她的公寓，拿走了证据。这些都干得很漂亮，可是却需要时间。所以就得有人来和警察周旋。这时候杀出了那个巧嘴滑舌的混蛋石仓。他整整耽误了我们一个半钟头。怎么样，这么分析还有些道理吧？”
他说完之后大家都没有马上开口。我等着康纳先说。
“唔，”康纳终于开了腔，“汤姆，我对你真要佩服得五体投地了。你对一连串事件的分析在许多方面听起来都有道理。”
“你说对了，就是有道理，”格雷厄姆自鸣得意地说，“真他妈的有道理。”
电话铃响起来。化验员问道：“哪位是康纳上尉？”
康纳走去接电话时，格雷厄姆对我说：“我跟你说吧，是日本人杀了这个小妞，我们要把他捉拿归案，要剥他的皮。剥他的皮。”
“你为什么对他们这样咬牙切齿？”
格雷厄姆脸色阴沉地看着我说：“你在说什么，啊？”
“我是说你对日本人恨之入骨。”
“嘿，听着，”格雷厄姆说道，“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彼得。我谁也不恨。我干自己的工作。我可不管什么黑人、白人，还是什么日本人。”
“好吧，汤姆。”此刻已是夜深人静，我不想进行争论。
“不，见鬼！你他妈认为我是种族歧视。”
“我们不争论了，汤姆。”
“不，见鬼。我们要争。现在就让我把话跟你讲清楚，彼得。你干的是联络官的差事，是吧？”
“是啊，汤姆。”
“你是怎么想到要干这份差事的？因为你酷爱日本文化？”
“这么说吧，当时我还在跟报界打交道……”
“不，不，别扯远。你是自己申请要干的，”格雷厄姆说道，“因为有一份额外的津贴，是不是？一年两三千。是一份教育津贴，是日美友好基金会结局里的。局里把这分基金作为教育津贴发给大家，让大家进一步学习日本语和日本文化。现在学得怎么样啦，彼得？”
“正在学。”
“经常吗？”
“一星期一个晚上。”
“一星期一个晚上，你如果缺了课，那份津贴少不少你的？”
“分文不少。”
“一点不错，分文不少。实际上即使你一次也不去上，也不会有问题。伙计，实际上你得到的是一份贿赂。你口袋里多装了3000美元，而这钱来自那个日出之国。当然这笔钱数额并不大。谁也别想用3000美元收买你，对不对？当然收买不了。”
“哎呀，汤姆……”
“实际上他们并不是要收买你。他们只是想影响你。他们只想让你凡事掂量掂量，对他们关照一点儿。为什么不呢？人之常情嘛。他们让你生活得比以前好了。他们给你增加了福利。你的家庭，你的小女儿，都是受益者。他们如此关照你，你为什么不应当关照关照他们呢？是不是这么回事，彼得？”
“不，不是这么回事。”我说着火气也上来了。
“就是这么回事，”格雷厄姆说道，“因为这就是影响在起作用。你可以矢口否认，你可以说没这么回事。你可以自欺欺人，但它就是这么回事。老伙计，唯一能表明自己清白的就是你自身的清白。如果你与此没有瓜葛，如果你没有拿他们的钱，那么你就可以讲嘛。否则的话，伙计，就是他们给你钱，而我就要说他们要你领情。”
“先等一下……”
“别跟我再说什么恨不恨的事，伙计。我们的国家正在打一场战争。有人明白这一点，但也有人和敌人一个鼻孔出气。就像二次大战中有些人拿了德国人的钱，为纳粹张目一样。纽约的报纸发表的社论文章和阿道夫·希特勒唱的是一个调子。有的时候，人们并不知道其中的底细，但那些人确实那么干了。伙计，打起仗来就是这样。你小子就是个里通外国分子。”
这时候康纳回到我们站的地方。我真是求之不得。格雷厄姆正准备和我继续争下去，这时，康纳不紧不慢地说道：“好啦，这我都懂，汤姆。根据你的见解，这姑娘被杀害之后，录像带又怎么样了呢？”
“哦，见鬼，录像带都不见了，”格雷厄姆说道，“你们将再也看不到那些录像带了。”
“咳，真有意思。刚才那个电话是分局打来的。好像石仓先生在那儿。他带去了一箱子录像带，要我去看一下。”
康纳和我赶紧驱车前往局里。格雷厄姆开的是自己那辆车。我说道：“为什么你说日本人决不会碰格雷厄姆？”
“格雷厄姆的叔叔，”康纳说道，“二战中当了战俘，被递解到东京之后就失踪了。格雷厄姆的父亲战后曾去日本找过他的下落。寻访的结果是令人很不愉快的。也许你听说过，有些美国战俘在日本被用做危险药物的试验品而横遭惨死。还有传说，说日本人把他们的肝脏拿来给自己的部下吃，如此等等。”
“我没听说过。”我说道。
“我想大家都不愿再提那段往事，”康纳说道，“大家向前看。这也许是正确的。现在已经时过境迁。格雷厄姆刚才都说了些什么？”
“说到我当联络官领取的津贴。”
“你跟我说过是50美元。”康纳说道。
“比这个数要多一些。”
“多多少？”
“每星期天约100美元，每年5500美元，但这包括听课费、书本费、差旅费、请人晚上来照看孩子的费用以及其它的名目。”
“这么说你挣5000美元一年，”康纳说，“那又怎么样？”
“格雷厄姆刚才说，我受了这笔钱的影响，说日本人把我给收买了。”
“唔，”康纳说道，“他们肯定是想这么干。而且他们干得还非常巧妙。”
“他们曾经在你身上下过功夫？”
“哦，是的。”他顿了一下，接着往下说道：“我往往是来者不拒。馈赠礼品是日本人的生性爱好，为的是让你知道他们对你有好感。这和我们把上司请到家里吃饭的做法没有多大差别。亲善归亲善。我们总不能在想得到晋升提拔的时候再请上司到家里来吃饭吧。比较妥当的做法是，在你们的关系刚刚开始不久，还不存在任何利害得失的时候就请他来家里做客。这就是亲善的举动。日本人也是如此。他们认为礼要送得早，因为那时候送不是贿赂，而是一种馈赠，是和你建立起一种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在当时并没有任何压力。”
“你认为这样没什么？”
“我觉得整个世界就是这样运转的。”
“你觉得这是腐败吗？”
“你呢？”康纳看着我反问道。
我过了好一阵才说：“是的，我觉得也许是。”
他哈哈大笑起来。“唔，这倒令人欣慰了，”他说道，“否则的话，日本人在你身上的钱就白花了。”
“这有什么好笑的？”
“你的慌乱，后辈。”
“格雷厄姆认为这是一场战争。”
“一点不错，”康纳说道，“我们的确是在和日本人打仗。不过我们还是先去看看在最新的交锋中，石仓先生会给我们怎样的意外。”